唐代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研究西北民族史

民族融合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各民族关系史上的大事件。通过民族融合,经济上的联系加强,地理上的障碍也消失了,文化交融,心理沟通,是造成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良好条件。人类文明正是在民族融合,以及与之相连的文化交流、技术传播、思想交会中产生的。但在古代社会,民族融合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兼并与征服,是在血与火、友谊与仇视、征服与反抗的斗争中实现的。吐蕃与党项的融合也是如此。

吐蕃是我国青藏高原上的部落与南迁的羌族融合而形成的古老民族,(1) 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即与羌族有着极密切的联系;而党项则是古老的羌民族中的一支,因此,两族在族源上已有许多共同因素。《新唐书·吐蕃传》称,“吐蕃本西羌属,盖有百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稍并诸羌,据其地”,而有吐蕃。

吐蕃政权的建立又是以吞并羌族诸部落邦国为基础的。苏毗、羊同、白兰、附国以及党项之归属吐蕃,促成了青藏高原上的第一次统一与吐蕃王朝的出现。随着吐蕃军事力量的扩展,不断有羌族部落被征服,分散居住的党项各部多也未能幸免。

党项人原居于今甘肃南部、青海东南及四川西北部广大地区。据《旧唐书·党项传》载:“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贞观十一年(637年),吐蕃击败吐谷浑,“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2) ,揭开两族交往与融合的序幕。

一、 吐蕃与党项的早期融合

吐蕃与党项的早期融合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吐蕃政权统治下的两族融合;一是宋朝初年以前,吐蕃与内迁党项的融合。

贞观十一年,吐蕃进掠唐朝松州(今四川松潘),党项部落有叛归吐蕃者,如阔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即以其所统之羁縻州投归吐蕃。(3) 原文作“阎州”,应为“阔州”之误。不久,唐蕃联姻,复归于好。吐蕃大军撤离唐境,吐谷浑、党项诸部也基本上复归如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还娶弭药(党项)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ru yongs bzav rgyal mo btsun)为王妃。(4) 松赞干布在世时,吐蕃与党项两族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卒。其孙芒松芒赞(mang su mang btsan 650—676年在位)幼年继位,大权悉归噶尔(mgar)家族成员掌握。此时期,吐蕃发动了抄掠唐朝、吞并周边诸部的战争。党项各部被迫内徒,“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5) 。吐蕃遂得以统治部分党项居民。

吐蕃对党项采取了各种统治手法,既征其兵丁,又敛其赋税,给党项居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但是,吐蕃的统治又使党项人逐渐摆脱落后状态,走上崭新的道路,并能够与吐蕃及其辖下的各族一起从事开发青藏高原的伟大活动,对历史产生影响。吐蕃与党项两族的融合,对于今日藏族的形成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吐蕃对被征服党项人的统治及两族的融合,汉文史籍没有记载。夏格巴在其所著《西藏政治史》一书中写道:“所谓党项是指住在青海湖以北和宁夏南部的党项密纳克而言,亦称‘蕃密纳克’,是藏族的木雅人。”(6) 他把青海党项人及北迁建立西夏的党项人称作“蕃密纳克”(bod mi nyag)既不完全,也不妥当。因为密纳克或党项人,还应包括活动在康区(khmas)者;而北迁者又非“蕃密纳克”。所谓“蕃密纳克”,是指吐蕃统治下的密纳克或党项人。加“蕃”者,一言其属于吐蕃,一言其与吐蕃有融合关系。

未北迁的党项人与吐蕃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他们既接受吐蕃文化的巨大影响,又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特征。在民族上,可以把这一部分党项后裔称作“蕃木雅”或“藏木雅”。这也是造成康藏高原一带党项人后裔文化独特性的原因所在。迭部人、宕昌人、舟曲人等即是如此。他们虽不同于吐蕃与西夏,却又与二者关系密切。(7) 在康定等地区,情况更复杂,即除党项未北迁者与吐蕃融合外,又有与西夏亡后南迁遗民混居的内容。于是,后代的康定木雅人就包含着反复融合的过程。

吐蕃部落迁居党项人居住地区,也是融合的一条途径。生活在康区塞莫岗(zal mo sgang)的“董木雅(sdong mi nyag)”即是这样形成的。吐蕃政权瓦解以后,河、渭一带的吐蕃人相继西撤,“远遁叠、宕以西”(8) 。叠、宕地区曾是党项人长久居留之地,逃此的吐蕃人又与党项联结似亦难免。

内迁党项与吐蕃人也存在着相互融合的问题,在吐蕃政权灭亡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新唐书·党项传》记,庆州党项破丑氏三族、野利氏四族、把利氏一族皆与吐蕃结为姻援;党项其他部落首领乃至部落居民之结姻吐蕃者,当为数不少。因此,两族通过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民族融合应是客观事实。长时期的两族联合与部落杂居,助长了这一趋势,从而使某些吐蕃与党项部落的差别日渐缩小,乃至难以分辨。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十二月,“回鹘西界吐蕃发使野利延孙等入贡,蕃僧四人,持蕃书两封,文字未详”(9) 。从其居地在回鹘西界及持有文字书信的记载来看,其为吐蕃无疑,但其姓氏又是党项著名的八大部落之一的野利氏;天成三年正月,后唐敕吐蕃野利延孙等六人并为怀远将军(10) ,则确有“吐蕃野利延孙”其人。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即党项野利部有融入吐蕃者,持有文字证明他已完全使用藏文,接受藏族文化的影响。

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乱时期,对于吐蕃与党项两族也是如此。一方面,吐蕃政权瓦解,部众分散于河陇者甚多;党项族政权尚未统一,两族杂居十分普遍,民族融合的情况较为突出,在五代史籍中也有所反映。天盛四年(929年)十二月,后唐大将康福“至青冈峡,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掩击之,获玉璞羊马甚多。(11) 此亦吐蕃野利部。长兴三年(932年)二月,吐蕃又遣其首领野利闾心等朝贡后唐。(12) 足见,作为吐蕃帐族一部分的野利部,其人数甚多。此时,吐蕃政权瓦解已近百年,吐蕃之衰落与党项之兴起已是大势,他们断不是被吐蕃役使的党项属部,更不是冒称吐蕃的党项人,应该是吐蕃民族的一部分,即融入吐蕃的党项人。

另一方面,吐蕃与党项的杂居,也使唐宋史家不能分辨究竟是吐蕃,还是党项。《册府元龟》卷三六○“唐将帅部立功”条记,长兴中(930—933年),“吐蕃”劫掠回鹘入贡使者,被药彦稠在“灵武道土桥”打败,劫掠者是吐蕃部落;而《旧五代史·药彦稠传》记同事,却是“党项劫回鹘入朝使”;《资治通鉴》又称之为“河西杂虏”。(13) 何者为是呢?据我们分析,这是杂居相处的“吐蕃-党项人”。《资治通鉴》的作者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五代时,两族混居,久而久之,相互融合,难解难分。

如果激烈的战争与频繁的交往是客观上打破民族壁垒、造成民族融合的助产士,那么,杂居相处、和睦友好则是培育民族融合的肥沃土壤;此二者对于吐蕃与党项两族的融合是兼而有之。

宋朝初年,吐蕃与党项杂居与融合的状况依然如故。时人谓:“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来,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14) 这里的“风俗相类”,既是因于故有风俗,又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传箭相率”之习俗,据《册府元龟》卷九六一载,吐蕃驿使“以铁箭为契,其箭长七寸,若急驿,膊前加著一银鹘,更急,其鹘至十二三”;《宋史·吐蕃传》也记党项人以铁箭为誓的史实。两者逐渐同一,使人们不能区分吐蕃与党项的民族差异,而只能从其是否居于城邑、距汉地远近来予以分别。

二、 西夏的崛起与民族融合

藏文史籍对西夏的活动地域多有记载,如《安多政教史》称:“西夏地区,地处北面的西藏与胡人(又指蒙古)交界的黑水附近。”(15) 《贤者喜宴》载,西夏:“东为汉地,南为南诏,西为吐蕃(西藏),北为霍尔,在此诸国所割据之中心即西夏之国土。”(16) 其方位大体无误,显然所指主要是内迁并建立政权的党项人。藏文史书同样称他们为(minyag,弭药)。弭药一词,在西夏文中也有记载,西夏文字典《文海》将“番族”释为“弥药也,番人之谓”;释“土番”为“孛”,此与吐蕃自称相同。又称藏人为羌人,“孛”者,“羌也,藏也,藏人之谓也”。(17) 因吐蕃地居其西,又称之为“西羌”。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党项人对自己祖先的追述,不仅居地与吐蕃有关,而且族源上也密切相连。西夏的一首歌中提到“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18) 。白河即白水江,发源于今甘肃舟曲(古宕州)以南,流经南坪、文县等地后注入嘉陵江。据常璩《华阳国志》一书记载,沿江各段皆有“白水”之名,白水关、白水县也因此得名。(19) 此一带为党项人原始居地,其居民多垒石为碉房,故有石城之谓。歌词反映了党项祖先原居于青藏高原的史实。“黔首”与“红脸”两词,学者多有论列。据我们看,含义并不高深,不过是说明党项人特征的变文而已。黔首即黑头,泛指留有长发的党项人,以此对应秃发令后的秃头;“红脸”,既是高原居民的一般形象(紫外线辐射所致),又与流行“赭面”之俗的吐蕃的影响有关,合起来即指居于今甘、青、川西北地区时期的党项人祖先居民。

在党项人的追述中,还可以看到吐蕃对其祖先民族的巨大影响,这是民族融合的直接产物。西夏人传说自己皇族始祖“刺都”的妻子是“西羌(即西藏)姑娘”,她生了七个儿子。“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传。繁裔崛出‘弥瑟逢’,出生就有两颗牙,长大簇立十次功,七骑护送当国王。”(20) “母亲阿妈起族源”,反映了党项曾经存在过的母系氏族社会和原始婚姻制度。《隋书·党项传》记,“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甚”。《旧唐书·党项传》也称,党项人“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甚,然不婚同姓”。与此相关的就有了对母性的崇拜,“银白肚子金乳房”即是此谓。这与多生子女、兴旺族种的原始意识紧密相连。

被崇拜的母性祖先是“西藏姑娘”,即是党项人对其族源的认识。这一认识,基于吐蕃与党项的婚姻关系。松赞干布五妃之中有木雅土王之女,从当时吐蕃曾嫁女给羊同、吐谷浑等属国首领来看,也会存在嫁女党项拓跋部首领的事实。西夏人溯其祖先来源于此,不可能无根无据。

另一首西夏诗歌《颂师典》,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融合的史实。歌云:“羌汉弥人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羌地高高遥西隅,边陲羌区有羌字。”(21) 羌即藏(吐蕃)。在党项人看来,他们与吐蕃原属同一民族;两族经历了地域由相接到相隔的过程;他们曾使用同一种语言,因迁徙之后逐渐不同,而居于西部高原的吐蕃人有自己的文字。“羌汉弥人同母亲”明确地揭示了党项及西夏民族与文化的来源及所受影响。

西夏政权时期,党项人与吐蕃的融合,主要发生在河西与河湟地区。首先,在吐蕃聚居区有党项人活动。河湟吐蕃的中心地区青唐(今青海省西宁市),地处“丝路”要道上,党项控制河西以后,商旅往来,多在此滞留,青唐一时为商业繁盛、各族杂居之地,其中即有西夏人。据载,青唐“东城惟陷羌人及陷人之子孙,夏国降于阗,四方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22) 。董戬(即董毡)之子奇鼎述娶夏主秉常之妹为妻;奇鼎被杀后,西夏公主仍居青唐。是为河湟吐蕃与西夏结亲的最早记载。

其次,在吐蕃的帐族中包含着许多吐蕃化或者正在吐蕃化的党项部落。吐蕃称党项或西夏为“密纳克”“觅诺”等,而这一名称却经常被冠于吐蕃帐族之后,如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李继迁种落敏楚克巴及日布结罗丹二族伪降吐蕃六谷部,并与党项大军里应外合戕杀西凉吐蕃首领潘罗支,“西凉府既啰齐(即潘罗支)遇害,乃率康古(即龛谷)、兰州、总噶尔(宗哥)、觅诺尔族攻咱隆六族,六族悉窜山谷”。(23) 其中的“觅诺尔”应是“弭药(mi nyag)”即党项的异称,此属吐蕃部落。另据吴广成《西夏书事》记,景德三年(1006年)四月,“夏州妙娥、熟嵬数大族见德明孤弱,以蕃书移镇戎军,请拔帐自归。”(24) 《续资治通鉴长编》将“妙娥”写作“密鄂克”,同书卷三四三又称弭药为“满裕克家”“妙娥”,《续资治通鉴长编》作“密纳克”。此部归德明治下,是党项部落无疑,但已精通吐蕃语言文字,受其影响深矣。

最后,吐蕃部落的归附与西夏的军事抄略,使大批吐蕃人进入西夏境内,这些人又存在与党项融合的问题。六谷部落副首领游龙钵,在潘罗支被杀后“尽归德明部下”。(25) 夏毅宗拱化元年(1063年)王韶开熙河,吐蕃首领禹藏花麻以西使城(甘肃定西)与兰州一带降附西夏,谅祚以宗室之女妻之。(26) 拱化四年(1066年),河州吐蕃首领木征迫于部落不和、难以自立,“谅祚阴诱之,遂与青唐等族并附。”(27)

元昊称帝以后,先后统治了吐蕃人聚居的凉、瓜、肃、沙等州,吐蕃因此而为西夏境内主要民族之一。吐蕃人与党项融合,除了婚姻关系与错居杂处的自然同化之外,还受到元昊颁布一些法令加速同化的影响。西夏文字创立以后,元昊“教国人纪事悉用蕃书”(28) 统一文字;在风俗方面,元昊下“秃发令”,先自秃其发“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29) “属蕃”自然包括大量的吐蕃人。强迫命令势必使境内的许多吐蕃人及其他民族居民改变装束,统一于西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大量存在的吐蕃、党项人杂居所引起的相互融合,还是强迫命令、统一文字与发式所产生的强迫同化,其结果都导致了吐蕃与党项的进一步融合。在这个意义上,应把西夏境内的各民族统称为西夏民族,此亦即元朝时期的“唐兀人”。

西夏民族风俗吸收了各族的特点,这是民族融合的旁证之一。元人马祖常《河西歌》曰:“贺兰山下河西地(西夏故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草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即包含有吐蕃、回鹘等族风俗。据我国学者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一书统计,元朝的唐兀人(即西夏人)原为西夏籍,归元后多自称是吐蕃人或“藏人”,而不自言为西夏人。(30) 这虽然与成吉思汗大杀西夏遗民有关,但他们自称吐蕃而不称其他民族,则是党项人与吐蕃融合的结果。西夏境内的党项与吐蕃,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自称吐蕃人,也有一定的道理。

西夏政权灭亡后,留居故地的遗民除一部分入仕元朝或融入蒙古族、汉族之中而外,河西的西夏人大多融入吐蕃民族(即藏族)之中。因此,后代的河西地区,尤其是甘州牧民已具有浓厚的吐蕃风俗。清初戏剧作家李渔(1611—1680年)有《甘泉道中即事》一诗:“一渡黄河满面沙,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出花。海错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婉,瞥见笙歌泪转赊。”(31) 即是其证。

在西夏的墓葬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西夏文字,其中有“变吐蕃类”“吐蕃界”“吐蕃是我邻”等字样。(32) “变吐蕃类”是何意?是否包含吐蕃人之党项化,有待于参互对证与研究。

三、 南迁西夏遗民与吐蕃的融合

西夏灭亡以后,因迫于蒙古大军的威胁,居民纷纷南徙,定居于康区与藏区。我们依据有限的史料,谈谈南迁西夏遗民与吐蕃的融合问题。

1. 木雅人(minyagpa)

早在公元1882年,英国人巴卜尔(E. C. Baber)就在其《中国西南部旅行与考察》一书中指出:“Meniak”即是《唐书》中吐蕃所称党项的“弭药”的异译,木雅人即为吐蕃政权管辖下的党项人。此后,英人渥尔芬顿(S. N. Wolfenden)在其《西夏文西藏译音说》一文中,把四川的嘉戎语说成是西夏语,居民则是成吉思汗大军征讨时被迫南徙者。(33) 我国学者王静如先生在1932年也发表了《论四川羌语及弭药语与西夏语》一文,认为:讲“弭药语”的人,仍不超出党项原始居住区,即他们是原始的党项人(未北迁者)。(34)

1945年,邓少琴先生以其调查所获发表了《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文(35) ,认为,木雅非原始居民,而是西夏灭亡后“南徙而建立小邦,洪武后授为明正土司,至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嗣斩而绝,传世几五百载”。这一论述,发挥并充实了渥尔芬顿氏的论点,并把木雅人传说中的英雄“西吴甲尔布”对应为“西夏王”。理由是“夏”字古音“虎”,康藏人读如“吴”。

我们认为,木雅含义广泛,既包括留居故地未北迁的党项人,又包括迁居其中,与党项融合的吐蕃人,以及西夏灭亡后南迁的遗民后裔。后者之称“木雅人”因于自称,他们南迁后主要居住在康定一带,应称康定木雅人。至于“西吴甲尔布”,我们更赞同法国汉学家石泰安(R.A.Stein)先生的做法,他把“西吴王”与藏史传说中的西夏第一代祖先西吴王联系起来。(36) 但也只同意到这一点。他将“西吴”两字分开解释,以第一个音节“Se(西)”作父性山的代名,第二个音节“Hu(吴)”为母性城市的代名,并且把“Se⁃hu”解释为双亲的圣地,却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藏文史书《红史》“西夏王统(mi nyag rgyal rab)”一章中的“斯呼(Si⁃hu)”或“斯呼凯久(Si hu gar vjo)”即是康定木雅乡居民传说中的“西吴甲尔布”。西吴即斯呼,甲尔布即赞普(btsanpo)。“斯呼赞普”即“西吴甲尔布”或西吴王,两者同一。但斯呼赞普实有其人,而西吴甲尔布只是王号代称。

如有的学者所言,西夏诗歌所赞颂的祖先“弥瑟逢”,即藏史中的“斯呼”,也即汉文史籍中的李继迁。(37) 这样,“西吴甲尔布”的传说即是以李继迁振兴党项族的事迹为蓝本的。藏史中常常以各族各部首领来作为部落或政权的代名,如吐蕃人就将吐谷浑称作“阿柴”(Va zha,因其王阿豺)。李继迁是西夏的重要奠基人,在西夏历史上或吐蕃人的印象中都有深刻的影响,用“斯呼”或“西吴王”代称西夏王合情合理,无须以“夏”字古音对“吴”字。进一步说,西夏灭亡以后,王室后裔虽然南迁,但王号犹存,吐蕃人呼之为“西吴甲尔布”是亦很相宜。

我们既不赞同将后代的木雅人等同于西夏后裔,也不赞同把木雅人等同于党项原始居民,还因为二者都忽视了民族融合的因素。事实上,后代的木雅人,是吐蕃与党项及其他羌部杂居相处、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吐蕃与党项的融合,对于形成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木雅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木雅语是吐蕃语(即藏语)与西夏语及其他羌族部落土语融合的产物。法国汉学家石泰安先生(R.A.Stein)断言:“我们在霍尔、甘孜、道孚、木雅(打箭炉)及金川地区讲的各种土语语言中,会找到与西夏语十分相近的亲属语言,许多语言及所谈到的问题都与在藏区的西夏与弭药有关。”他还指出:“藏族习惯上认为今天还住在藏区东部与西部的土著,是‘原始部落’的典型,来自藏族兄弟的部落群体,……至少这兄弟之一的语言是接近弭药与西夏语的。”(38) 提出了藏语与弭药语及西夏语的亲密关系。

从历史上看,当吐蕃王朝崛起时,康区、安多等地诸氐羌部落大多处于分散居住、各自为政的状态;当吐蕃文字创立之时,他们一般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其社会经济与文化经常受到吐蕃文化的冲击和沐浴。可以说,无论是嘉戎人、道孚人,还是木雅人,都在创立文字时大量吸收了藏文的优秀成果。这正是今天“嘉戎语的邻接语,大部分借自藏语,小部分借自汉语”;道孚语“借词很丰富,大部分借自藏语,特别是宗教、商业、文化、政治方面,几乎占百分之八、 九十”(39) ,且有藏文古老读音的根本原因。不管如何强调嘉戎语、道孚语与藏语的差别,却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藏语对它们的巨大影响。

藏语文对诸部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吐蕃与诸部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一是氏族杂居与融合。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称党项颇超氏故地在今四川色达柏华昌地方,又称木把桑。李范文先生以为“道孚土著居民很可能是党项羌未北徙之颇超氏的遗裔”(40) ,则长期受吐蕃统治的道孚人的语言必然受到藏语的巨大影响。讨论吐蕃辖下党项人的语言,是不能忽视或无视藏语所赋予的重要作用的。

西夏灭亡,其王室后裔有一部分南迁康区,“木雅居人,尚能记其旧名,来自北方”。(41) 居地与党项人故地部分相同,即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一带。周围是藏文化圈,自难逃出影响之列。美国人保尔斯(C.T.Bowles)将吐蕃与西夏交往杂居的中间地带作为一个独特的语言范围,他指出:“由打箭炉(康定)北向到青海的土著,位于雅砻江流域的,内包括丹巴、扎母巴等凡十二部,多不操藏语而另自成系,但都属于敏里亚(Minia)一名之内的。”(42) 需要补充的是,在这样广大的地域之中,即使是相近的“敏里亚”语也是不平衡的,原归吐蕃辖下的党项人,接受吐蕃影响可能要多一些;而西夏灭亡后南迁的遗民,因聚部而居相对少一些(相反,保留西夏语的成分则又要多一些);又因高山峻岭所隔、交通不便,各部的发展不尽相同,遂有大体相近,分别不同的众多语言。

吐蕃记录《嘉喇卜经》谓,“吐蕃东北有二州:一曰‘密纳克’,一曰唐兀,二地互相毗连,往昔自为一国”。前者即指康区、安多的木雅人或者与吐蕃融合的党项人,以及南迁与吐蕃杂居的西夏遗民;后者则指党项曾建立过政权的西夏故地,因元朝人而称之为“唐兀”。吴天墀先生《西夏史稿》(增订本)第305页称:“密纳克为缅药,唐兀则指建立夏国的党项人。……《嘉喇卜经》的密纳克州殆即王志远《地理图》中之弥娥州。”此说似不妥,密纳克、缅药皆党项之藏族称呼,唐兀即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人(或西夏人)居地,则密纳克自非一州之专称,而应是居于康区、安多,曾归吐蕃政权统治的党项人居地的泛称,与建立西夏、被元朝称作唐兀人的西夏遗民相对称呼而已。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前者,即活动在康区的木雅人。

其次,康区木雅人的风俗服饰,不是来自鲜卑,而是兼有西夏(党项)与吐蕃的特点。邓少琴先生《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称,“西夏声乐,固未得而闻焉,然睹此木雅之俗,似犹其先民之遗风”,即指西夏的影响。康定木雅人既为自西夏南迁之遗民,则风俗习惯多承旧续是毋须赘述的。至于服饰、发式,“当地妇女,皆著褶裙,翩跹有姿,头缨珠贝,有如粲者。《新唐书·吐谷浑传》谓其俗:男子服长裙、缯帽或冠幂篱。妇女辫发萦后,缀珠贝。夫吐谷浑亦西方之族,昔曾接邻松州者也,今乃于木雅乡,窥见其相若之服饰”。据此,有的学者认为,西夏风俗与吐谷浑相似,主要是因于统治者同为鲜卑拓跋氏而与藏族不同。(43) 对此,我们实在不敢苟同。第一,邓先生所见木雅乡居民服饰、发式与吐谷浑相似,其实似者也不止吐谷浑。附国人有戴幂篱的习惯;(44) 吐蕃妇女也有“辫发萦后”的风俗;至于男子服长裙,游牧民族中极为多见,不足为奇。第二,如果说康定木雅人服饰发式与吐谷浑相同,那也只能说明木雅人风俗继承了羌族及党项人的遗风。如众所知,吐谷浑统治者虽是鲜卑人,但其辖下居民却基本上是羌族人,风俗习惯也只能是羌族的而不是鲜卑人的。第三,自西夏建立已近二百年,且不说西夏境内的鲜卑人,就是党项人也改变了自己原来的面貌,吸收汉、吐蕃、回鹘、契丹等族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西夏风俗与文化,已不可与昔日吐谷浑辖下的羌族等同而语了;吐谷浑的统治者鲜卑人的风习必然是所剩无几。

木雅人的风俗、服饰,既是西夏居民服饰与风俗的延续(本身即包含着吐蕃成分),南迁后又吸收了藏羌等各民族的一些新成分,使之更趋向羌族化或藏化(即吐蕃化),也是自然的事。西夏遗民自称藏人,而不承认自己是西夏人,那么,为了证明自己是藏人而穿上本已与自己服饰相似的藏服,不也是很自然的吗?!尽管如此,藏人仍不承认他们是藏族,又显示出他们来自北方而非土著,与藏族有所差别。今天的康定木雅人“风俗习惯,由于受藏文化的影响,与藏族大同小异”;“葬俗与藏族相同,有天葬、水葬和土葬”。(45) 知藏族影响日趋增多之大势。

邓少琴先生还将木雅乡人崇尚高台、垒石为室追溯到西夏人北方时期的建筑特征。我们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说,居高垒室是党项人的故俗,北迁后沿袭不改,而返后又“重操故技”罢了。因为康藏地区大多喜筑高屋,垒石为室。隋代附国人“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以避其患。其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云云。(46) 《新唐书·东女传》记,“所居皆重屋,王九层,国人六层”,即是明显的例证。

此外,藏文文献有关于木雅人出自康藏高原远古时代藏族十八部落的说法。《拉达克王统记》等著作称之为“董木雅(Sdong mi nyag)”。董族又是康藏高原古代六氏族之一,古代董族人由他们的首领格尔王率领,由雅鲁藏布江流域的约如(yo ru)地区迁移到朵康六岗一带繁衍生息,其中某些支系在康北的塞莫岗定居下来,称为米雅巴(mi nyag pa),居住在米雅日芒到擦莫绒一带。(47)

称“董木雅”即是由董族(藏族之一部)与木雅(党项)相互融合的缘故。

2. 迭布人

“迭布”,据马长寿先生研究,源于羌语,与后世的“帖布”或“贴武”通。(48) 北周建德六年(577年)驱逐羌浑,于此置叠州,领叠川、合川、乐川等县。(49) 在叠州东南有芳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称,“所管百姓皆是党项诸羌,界内虽立县名,无城廓居处”。知此州曾为吐谷浑与党项人居地。上元三年(676年),吐蕃进攻叠州,陷密恭、丹岭二县。(50) 叠州党项遂归吐蕃治下,吐蕃据之百有余年。吐蕃政权瓦解以后,迭州一带仍为吐蕃与党项及其他羌部杂居之地。

吴景敖以为“李靖之击吐谷浑,拓跋赤辞屯狼道坡,以抗官军。狼道坡故地,盖即今下叠部东界之罗达,……叠部居民之称为‘叠胡’,当可作为……拓跋部若干遗裔自称之旁证”。(51) 现在看来,“拓跋”是否与“铁巴”有关还是可以考虑的(拓跋之为鲜卑,抑是党项此暂不议),但是,以现在的迭布人有自己的独特语言,从而认为他们是“西夏遗民或是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52) ,却是不合实际的。因为这一地区应为党项人最早居地之一,吐谷浑人虽也曾介入,但唐朝以前“所管百姓皆是党项”(见前引)。吐蕃占据以后,自然有大批军队和居民移入,其与党项相互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吐蕃在河陇的统治崩溃以后,大多数军人迁往“迭宕以西”,重新与党项人融合;吐蕃奴部嗢末也在迭、宕等州活动。(53) 以迭布人为吐蕃与党项人后裔,较为符合史实。至于西夏政权,统治疆域未曾及此,其遗民是否迁居于此,史所未载,不足为据。

吐蕃对被征服党项的影响、吐蕃与党项两族的融合,是今天迭布人、卓尼人和舟曲人等区域藏族形成的基本原因。在迭部北边的卓尼、临潭(即洮州),人们常以洮迭并称,“据当地人传说:卓尼(co ne)是松赞干布阿里日青巴(mngar ris mchen pa)巴颜(payan)一带的首领名叫盼尼(phan mye)的后裔迁居于此”。民间传说称“卓尼之藏族来源于西藏的盼包(彭波)宗(phan po rdsong)、龙智布宗(lhun grub rdsong)名曰穆旺加参〔mi(mu?) dbang rgyal mtsan〕的后裔”(引文中藏文字母省去)(54) ,这反映了吐蕃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关于迭布人的来源与独特语言,《卓尼政教史》的作者有较为客观的论证,认为迭布人来自避乱的吐蕃人,大部分是恐热乱后脱离吐蕃的“嗢末人”,以及原居西藏北部的羌塘人,后者也随吐蕃人东迁于此。因此,迭布人是自众多的吐蕃人与羌、戎诸部融合而成的。其中羌人自然包括众多的党项人。迭布人使用藏语,但是因大山所隔,与外界往来稀少,“食能自给,不求外援”,以至于在语言上未能参加公元826—827年吐蕃赞普可黎可足(热巴坚)所倡导的第二次“文字改革”,从而保留了较多的古文字成分,如“带加下字‘ra’的一般仍发下加字‘ya’的音,而且‘ma’一般仍带有下(加)字‘ya’”;“洮、迭之藏族语言,接近于康藏方言二者之间,是以声调来区别词意的语言”(引文中藏文字母省去)。(55) 总之,洮迭藏族“本源于西藏”,是约在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东迁于此的随军蕃民,发展到后期,他们自然形成一种“社会体系”。我们认为,在吐蕃未迁居以前,这一带即活动着党项人,正是来自党项等族的影响使他们产生了语言与民族上的相对独立性。

从对迭布、松、岷、宕等州藏族的历史与语言的零星记载来看:这些地区居民的形成皆与吐蕃东侵,及其政权瓦解以后嗢末人的活动有关,处于宕昌之南的舟曲人也是如此。公元七、 八世纪,随着吐蕃军队向唐境扩张,每出兵富家豪室皆以奴从。至王朝分裂,散处于松、岷、叠、宕等州的吐蕃属部,从迭部沿白龙江南下抵达舟曲,从宕昌沿岷河至舟曲,“他们是经过由于部落间和当地土著民族争夺战的迂回辗转活动后,最终进居今舟曲境内的”。(56) 当时松州西北部原有党项羁縻州99个,其中有19个州因吐蕃所逼徙到灵、庆、银、夏诸州,未迁徙的71州之羌民和已迁徙的19州土地皆为吐蕃所统治。(57) 如果我们明白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曾征服大片党项居地、役使大量党项人部落的事实,就不难理解叠、宕、岷、洮诸州居民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征。这一带居民虽与藏族有一定的区别,但共同点更多。而且说及祖源,皆言来自西藏,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3. 夏尔巴人(sharpa)

夏尔巴人(sharpa)分布在我国西藏与尼泊尔、锡金、印度等地交界的高山地带。我国的夏尔巴,据称,祖辈迁自尼泊尔的索卢、昆布。《夏尔巴先祖世系》一书说,索卢、昆布的夏尔巴人又是从我国多康六岗中的塞莫岗(zal mo sgang)谷底的弭药日芒迁去的;其祖先形成于该地,故而自称“弭药巴”。(58) 塞莫岗在今四川石渠、邓柯、德格和白玉等县境。

弭药巴(mi nyag pa)的祖先,传说也是自猕猴与岩魔女相配,逐渐变成人的,源自于塞(se)、穆(ran或作dmu)、董(ldong)、东(sdong)、查(dbra)、楚(vdru)——藏族最早的六氏族。②藏史《拉达克王统记》称“内四部小人种是:象雄的查氏族,苏毗的东氏族、弭药的董氏族,吐谷浑的塞氏族”。《松赞干布遗训》称董氏族最初居住在西藏南雅隆河谷的约如地方。据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弭药人是藏族的一分支,弭药源于藏族”。③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弭药是党项,自非藏族的一个分支;党项是古老的羌民族的后裔之一,当然不是源于藏族。事实是,来自藏族六氏族之一的董氏族迁往弭药地区,与党项(即弭药)融合形成“董木雅”,此又木雅人的一部分。生活在塞莫岗木雅日芒(mig nyag sri mang)地方的董木雅,“与住在其东部木雅热甫岗(mi nyag rab sgang)即今康定县折多山以西、乾宁以东地区的西夏后裔木雅人不同”(59) 。西夏后裔的木雅人,是接受藏族文化影响的西夏人;而“董木雅”,在我们看来,是与党项融合并接受党项影响的吐蕃董氏族的后裔。

夏尔巴人是弭药人西迁以后形成的。弭药人西迁约在蒙古第一次打败西夏的1205—1255年前后;而他们迁到索卢、昆布,大约在元、明之际。⑤这些人从德格经昌都、丁青、索县至黑河(那曲)折向西南到后藏。以米钦查巴为首西迁的一批弭药人,据《夏尔巴世系史》说,他们经过拉萨对面的羌塘,南下到拉萨附近,而后折向西,经日喀则、拉孜到定日朗果、再南下翻过雪山到达昆布。⑥

弭药人西迁既在公元1205—1255年,那么,所谓的夏尔巴人,必然是吐蕃与党项两族融合的后裔。“董木雅”西迁成为夏尔巴人重要来源之一,夏尔巴无疑包括了党项人的民族成分。这是其文化与风俗同党项类似,及其自称“弭药巴”的基本原因。

据《夏尔巴世系史》记载,弭药人包括夏尔巴(shar pa)、希查巴(sis brag pa)、多楚巴(mdo grub pa)等。“后藏贵族顿珠康萨,锡金王室皆自诩为弭药王的后裔;后藏南木林的一部分人及川西的‘木雅巴’也认为是弭药人的后裔”。(60) 可见,弭药人在青藏高原上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另一方面,即是这些自称为“弭药巴”的人,因受吐蕃、党项、西夏及其他羌部影响程度大小不同而往往表现出差异。

4. 拉堆绛人(la stod byang pa)

“绛”,藏文作“byang”,意为北部。拉堆绛(la stod byang),一般藏文资料都说其首邑在绛昂仁(byang ngam ring)的那一地区。此地方的豪族,相传是西夏王室后裔,是在成吉思汗灭西夏时,自西夏来投萨迦,定居昂仁的。(61) 第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称:“自从那获得福德圆满的中原皇帝的封职诰命,而成为区域统治者——木雅司乌王,传嗣到第七代为木雅嘉哥。复由木雅嘉哥,次第传出木雅生格达。生格达之子名多杰金刚,他去到扎巴绛称大师的座前亲近承事,这样也就和萨迦派开始建立起联系。……(他的儿子)绷德对法王萨迦·班抵达十分敬信。……(绷德之子)扎巴达曾经获得元世祖忽必烈的诏命,颁赐宝印受任为司徒之职。他建立了北派昂仁大寺。”(62) 即灭亡前的西夏王室已与萨迦派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藏文史书《黄琉璃》称,西夏王佳桂(即嘉哥)之子木雅僧格达就生在昂仁,其后裔衮噶洛垂曾任帝师及本勤职务。(63) 此说似不合情理,据《西藏王臣记》载,西夏王共传九代,其中佳桂王是第七代,第八代是僧格达,第九代是多吉贝,后者被成吉思汗所杀。则僧格达出生时,西夏王室犹存,他母亲自然不会把他带到距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数千里之遥的后藏昂仁地区去生产。当从《西藏王臣记》所称,即在西夏最后一主多吉贝(似为李)时,始与萨迦派建立宗教上的联系;其子绷德又在西夏灭亡、蒙古大军屠杀西夏人的危急时刻,远涉崇山峻岭抵达绛昂仁,并修建了绛昂仁(即北派昂仁)大寺(byang angm ring gi chos sde)。嗣后又得元世祖封赏,成为地方势族,元代时,被列为十三万户之一(拉堆绛万户)。

此外,流传在康区、安多一带的著名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也包含着吐蕃与党项两族融合的传说。其中与“木雅人”或地区有关的记载有六部,即(一) 木雅黄金宗之部(《mi nyag gser rdsong》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二) 木雅药材宗之部(《mi nyag sman rdsong》也为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三) 木雅绸缎宗之部(《mi nyag dar dsong》西藏玉梅说唱目录);(四) 木雅云彩宗之部(《mi nyag sprin rdsong》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五) 木雅里尺马宗之部(《mi nyag le khrivi rtar dsong》“分大食牛”一部中提及此部之名);(六) 木雅冈尺王之部(《mi nyag gangs khri rgyal po》见于印度达姆萨目录)。(64) 任乃强先生还把“林格萨尔王”等同于唃厮啰,并认为:“林格萨尔族是属于党项的。”(65) 既反映了党项族由小到大兼并各小邦的发展过程,又体现了党项与吐蕃的密切交往与民族融合。

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存在于两族交往的全部过程之中。前期,吐蕃对党项的征服与统治及后期党项(西夏)对吐蕃的征服与统治,以及长时期的两族杂居,是民族融合的基本途径。综其大端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被吐蕃征服的党项人的吐蕃化,这在五代时期散居部落中即可看到;其次是西夏时期吐蕃人与党项的融合,包括继续存在的部分党项人融入吐蕃。西夏灭亡后,除融入汉、蒙古等族之中者外,有一定数量的西夏遗民进入康区,走上了新的与藏族融合的道路。

青、甘、川西北现存的古代部落遗民和区域性藏族,如“迭布人”“卓尼人”“舟曲人”等(活动在藏彝或民族走廊的居民),则主要是由吐蕃政权辖下的党项人(未北迁者)与吐蕃人融合而形成的;他们的风俗与文化也主要来自吐蕃与党项,也吸收了当地土著羌族及其他民族的成分。由于长期的地理分隔,缺乏同外界联系,使其语言、文化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把它说成是吐蕃或吐谷浑后裔、党项余裔,均有偏颇之嫌。民族融合是了解今天甘、青、川等地区藏族形成与发展的钥匙。

此外,迁入吐蕃地区的西夏遗民及迁入党项人居住区的吐蕃各部,乃至西迁中尼边界的夏尔巴人,都存在着民族融合的问题,吐蕃与党项的融合是其核心内容。(www.xing528.com)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1) 参见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第一节,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

(2)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3)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4) 巴卧·祖拉陈哇,黄颢译:《贤者喜宴》ja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36页注文。又见索南坚赞著,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52页。

(5)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6) 夏格巴:《西藏政治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年;上官剑壁1981年银川西夏史会论文,《四川的木雅人与西夏》。

(7) 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0—235页,关于西夏遗民的记述。

(8)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9)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10)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

(11)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

(12)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13) 《资治通鉴》卷二七九。

(14)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15) 《安多政教史》,西北民族学院打印本,第38—39页。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16)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ma函,第14—17页,见黄颢译文。

(17) 白滨:《从西夏文字典<文海研究>看西夏社会》,《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8) 〔苏〕聂斯克(H. A. Heвckuǔ):《西夏语文学》1960年,莫斯科。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9) 常璩:《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刘琳校注,巴蜀出版社,1984年。

(20) 〔苏〕聂斯克:《西夏语文学》,1960年,莫斯科。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1)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7页。

(22) 陶宗仪:《说郛》卷三五。李远:《青唐录》(孙菊园辑)。

(23) 《续资冶通鉴长编》卷五六,并见《宋史·吐蕃传》。

(24)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八。

(25) 《西夏书事》卷一一。

(26)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一。

(27)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一。

(2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

(29)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一,并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七月”条。

(30)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订正增补本),北平文化学社印行,中华民国23年5月再版本,第534—548页图表。

(31) 《甘州府志》卷一五《艺文》下。

(32) 据李范文先生译文,载《西夏研究论集》,第135页。

(33) 文载英国皇家学会,《亚细亚杂志》,1931年。

(34) 王静如:《论四川羌语及弭药语与西夏语》,《西夏研究》第二辑,1933年。

(35) 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民国34年12月中国学典馆出版单行本。

(36) 〔法〕石泰安(R. A. Stein):《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原载1951年《法国远东学院刊》,国内有方浚川、陈宗祥译文。

(37)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8—359页。

(38) 〔法〕石泰安:《关于弭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1966年发表于巴黎;方浚川、陈宗祥译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81年试刊号。

(39) 李范文、林向荣:《试论嘉戎语与道孚语的关系——兼论西夏语与道孚语、嘉戎语、藏语的关系》。

(40) 李范文:《嘉戎与道孚族源考》,《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6—320页。

(41) 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学典馆,1945年。

(42) 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二辑,1933年。

(43)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405页。

(44) 《隋书》卷八三《附国传》。

(45) 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宁夏社会科学》1981年试刊号。

(46) 《隋书》卷八三《附国传》。

(47)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48) 马长寿先生遗著,周伟洲整理:《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3页。

(49)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50) 《新唐书·吐蕃传》。

(51)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第21页。

(52) 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西夏研究论集》第1—30页。

(53) 《资治通鉴》卷二五○。

(54) 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著,卓逊·道尔吉(杨土宏)译,达瓦洛智校订:《卓尼政教史》,西北民族学院印,第87页。

(55) 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著,卓逊·道尔吉(杨土宏)译,达瓦洛智校订:《卓尼政教史》,西北民族学院印,第87页。

(56) 闵文义:《东迁蕃民与舟曲藏族——舟曲藏族渊源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57)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9页。

(58) ②③陈乃文:《夏尔巴人源流探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59) ⑤⑥黄颢:《夏尔巴人族源试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60) 陈乃文:《夏尔巴人源流探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61) 王森:《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打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5年。

(62) 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0—111页。

(63) 《黄琉璃》,木刻板第212页。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0页。

(64) 王沂暖:《卷帙浩繁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65) 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