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蕃政治关系初探

藏族是我国境内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少数民族之一,它的形成,与唐朝时期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密切相关。公元7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继承父祖大业,内订制度、外拓疆土,消除了青藏高原长期以来的部落邦国分立状态,使附国及苏毗、羊同、白兰、吐谷浑、党项等诸氐羌部落众多人口归其治下,建立了吐蕃王朝。

吐蕃王朝的建立加速了吐蕃民族共同语言、共同地域以及共同经济与文化心理状态的形成;而新的吐蕃民族的出现,又在吐蕃政权中起到凝聚与稳定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吐蕃影响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吐蕃王朝与吐蕃民族的出现,不仅是今日藏族历史上的大事件,而且也是中国民族关系史、各民族文化交流史中的崭新篇章。

与吐蕃相似并密切相连的党项羌,也曾建立过地方政权,对我国唐宋时期的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党项是汉魏以来西羌的一支,北周灭宕昌、邓至等羌,党项始强;其地“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1) 。俟吐蕃王朝兴起,党项畏惧,纷纷内迁。永泰元年(765年)前,已相继定居于灵、庆、夏、绥、银、宥诸州。唐末五代,中原内乱,以拓跋部为核心的夏州党项割据势力不断发展,终至建立西夏政权(1038—1227年)。在西夏政权辖区内,活动着党项人、汉人、吐蕃人、回鹘人、鲜卑人、契丹人及其他各族人民。西夏政权前期与北宋、辽对立,后期同南宋、金鼎峙,直接影响了10—13世纪的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发展。

吐蕃与党项都曾建立过政权,两族联系十分密切,若从公元7世纪初年初次交往算起,到公元13世纪初西夏亡国为止,即有600余年的历史。其间你来我往,水乳交融,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所少见。可惜史料缺乏,至今未见系统论述,笔者仅就学习所得,陈管见于兹。

一、 吐蕃王朝对党项人的征服与统治

吐蕃王朝是在开疆拓土、征服诸部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发展必然导致对邻近各族征服的扩大。党项地处吐蕃王朝东北部,阻遏着吐蕃通往唐朝的道路,故也是吐蕃军事力量掠夺的目标之一,吐蕃与党项的正式交往即发生在吐蕃初次交通唐朝的贞观年间。

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贞观八年(634年),弄(即松赞干布)遣使入朝,唐太宗以行人冯德遐为使下书临抚。弄闻突厥、吐谷浑皆得尚公主,乃遣使送币求婚唐朝,太宗未许。“弄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吐蕃)尽取其赀畜。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2) 则吐蕃攻掠党项在吐谷浑向唐朝请婚之后。据《新唐书·太宗纪》记载,吐谷浑王诺曷钵请婚在贞观十年(636年)十二月。吐蕃使者请婚未果,归咎于吐谷浑使者的“离间”,遂有出兵攻打吐谷浑之举,事在贞观十一年(637年)。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吐蕃已破党项、白兰,并进掠唐朝弘州。八月,率兵二十万屯松州(今四川省松潘)西境,原属唐的党项部落首领阔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皆以所统羁縻州叛归吐蕃。(3) 原文作“阎州”误,应为“阔州”。

贞观十一年至十二年吐蕃对党项的军事掠夺,是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两族最初的接触。但吐蕃的目标却不在于实现其对党项人的统治,而是为了打通进围松州的道路,威胁唐朝。因此,当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答应与吐蕃通使并嫁女文成公主给松赞干布之后,唐蕃关系复归于好,吐蕃大军退离唐境,党项、吐谷浑诸部的危急也随之消失。

在松赞干布(?—650年)在位期间,吐蕃与党项的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据藏文史书记载,文成公主进藏后,帮助尼泊尔赤尊(khri btsun)公主建造大昭寺,其中建于康地(khmas)“压女魔右手掌”的隆塘准玛寺(klong thang sgron ma)是以弭药人(mi nyag pa)为工头的。(4) 弭药,即吐蕃对党项的称呼。吐蕃赞普还娶党项部落首领之女为妻,与党项人建立和亲关系,据藏文史籍载,松赞干布的五王妃中,即有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ru yongs bzav rgyal mo btsun)。这是双方政治关系中的重大事件。

吐蕃开始征服党项诸部的战争并统治一部分党项人,发生在松赞干布逝世之后,是时,芒松芒赞(mang su mang btsan 650—676年在位)幼年继位,军政大权掌握在贵族噶尔(mgar)家族手中。在噶尔一族当政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吐蕃积极向外扩张,先后发动了抄略唐朝及青藏高原诸部的战争。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禄东赞(即噶尔·东赞域宋,mgar tong btsan yul sum)率兵十二万出击白兰,激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5) 。咸亨元年(670),吐蕃攻陷唐朝西域十八州,占据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调露二年(680),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疆域空前扩大,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6) 党项拓跋、野利等部被迫内迁于今宁夏、甘肃东部及陕西北部一带,故地皆陷于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7)

“弭药”,藏文作“(mi nyag)”。原是党项人自称,党项人自称“弥人”或“弭药”。西夏文字书《文海》将“番族”释为“弥药也,番人之谓”,并非仅限于对未迁徙党项人的称呼。汉文史籍对“弭药”一词有多种译法,如“弥娥”、“弥娘”、“木纳”、“木内(读如“纳”)”、“密纳克”、“木雅”、“缅药”、“觅诺”等。《续资治通鉴长编》作“缅药家”、“缅药”、“觅诺”、“觅诺尔”等;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有“木内”等。

藏族甚至将党项人所建立的西夏政权也称为“密纳克”,如藏文史书中的“弭药王统(mi nyag rgyal rab)”即指西夏王统。蔡巴·衮嘎多吉著《红史》、班钦·索南查巴著《新红史》及《汉藏史集》均有关于西夏的记载,皆作“mi nyag”。

可以肯定地说,“弭药”与党项是含义相同的称谓,只是藏族与汉族对其称呼不同罢了。

吐蕃占领党项人居地,既扩大了领土范围,又增加了新的民族成分,这对吐蕃民族的发展意义重大。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记:松赞干布时,“东方之咱米兴米(rtsa mi shing mi)、南方之洛(klo)、与门(mon)、西方之香雄(zhsng zhung)及突厥(gru gu)、北方之霍尔(hor)及回鹘(yu gur)等均被收为属民。遂统治半个世界。”(8) 原文作松赞干布时事,参以汉文史籍知其有误,应为芒松芒赞时事,因吐蕃占领西域及攻掠突厥等在龙朔以后。

“咱米”(rtsami)据学者研究,即是弭药(党项)的异称,藏史《玛尼宝训》中就有关于“弭药咱米王”的记载。(9) 依我们分析,“咱米”与“弭药”之相通不是因语音近或一族二名。“rtsa mi”,最初可能是弭药王的名字,前文中的“弭药咱米王”即是如此。后来因以王名代替族称,从而弭药(党项)也被称为“咱米”。但“弭药”依然是族称或地域的主要称谓,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松赞干布遗训》中的噶尔颂悼松赞干布的歌词里得到证明,词有“西夏国王名杂米,听说英名远顶礼,奖赏称道英明人”等句。(10)

《遗训》虽非松赞干布时作品,系后世伪造,但也是公元12世纪前后的文献,其事也多发生在11世纪以前。②

吐蕃政权瓦解于9世纪中期,西夏王国建立在11世纪前期,称“西夏国王”顶礼松赞干布实属不合史实,因而,名中的“西夏国王”(原文似为“mi nyag rgyal po”)应译为“弭药王”。即使如此,也可知“杂米”(rtsa mi)是弭药王的名字。在“rtsa mi”由人名转义为民族称谓以后,就可以把生于下多康之弭药地区的高僧桑杰查巴称为“咱米桑杰查巴(rtsan mi sangs rgyas grags pa)”(11) ,此义与党项、弭药同。

被吐蕃征服的党项人分布范围是十分广阔的,但也随吐蕃势力的强弱略有变化。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吐蕃尽收羊同及诸羌之地,党项人聚居的懿、嵯、麟、可、诺、阔、奉、岩、远等州均为所据;从河首大碛石山(即今青海湖东南大积石山)以东所置党项州府多归吐蕃辖下。吐蕃占有今四川木里、康定、理县、松潘以西,及甘肃迭部、夏河以西、以南,青海湖东南部广大地区的党项部落居地后,就基本确定了对被征服党项的统治区域。(12)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内侵加剧,河西陇右相继被攻占,原在陇右、归静边州都督府管辖的党项羁縻州府除北迁外,多为吐蕃控制。《汉藏史集》记,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唐蕃之间的边界在木雅地方为贺兰山,吐蕃所辖境土边界”。则贺兰山以南广大地区党项人无疑归属吐蕃统治。公元9世纪初,吐蕃赞普热巴巾(815—838年)曾率兵十万扎营攻打东方宗喀(今青海湟中)下部地区,据称,此时毗沙门天王化现为一个八岁的白色小儿,自言木雅人是他的奴仆,请热巴巾不要驱杀他们,赞普从其请,木雅人遂免遭一场兵灾。(13) 这显然是吐蕃与辖下党项人关系的一个投影。

吐蕃政权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党项人呢?我们从零散的资料可以看到:第一,有一部分党项人成为吐蕃的军事奴隶,被编入军事组织,作为战斗的主力之一。《旧唐书·党项传》称“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舂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已后,并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吐蕃“籍其兵为前驱”。此与“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的记载相吻合。第二,吐蕃在党项人居住地区设有军事机构,并驻军把守。《王者遗教》称,吐蕃在接近唐境的弭药地区设置东岱(stomg sde),“命令发到弥人部落(mi sde)之后,就将在弭药地区防守哨卡地界”(14) 。其中“(mi sde)”,注文作“苏毗部落”,我按藏文字义译作“弥人部落”。其目的既是为了防备唐军的进攻,也是为了防范弭药人逃亡和反抗。第三,吐蕃对党项部落居民征收赋税,进行经济剥削。据《旧唐书·东女国传》记,活动在今西藏昌都一带的哥邻国、弱水国、悉董国等“旧皆分隶边郡,祖父例授将军、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15) 是吐蕃征取西山诸羌贡赋的例证。另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对被统治的吐谷浑部也征取赋税。(16) 党项与西山羌、吐谷浑关系极为密切,居地相连或相合,同时为吐蕃所奴役,其命运略无二致,则吐蕃取党项居民赋税自在情理之中。

由于吐蕃施行奴役党项诸部的政策,不堪忍受的党项部落便背离吐蕃而投归唐朝。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二月己亥,吐蕃辖下的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唐朝分置十州以处之。

同年五月,吐蕃部落大首领曷苏率领贵川部与党项种三十万人内附唐朝,“六月,军至大渡水西,曷苏事泄,为国人所擒。别部酋长昝捶帅羌蛮八千余人内附”,唐朝处之莱川州。(17)

在吐蕃统治下的党项诸部,也有因各种原因迁徙到河陇地区者。安史之乱后,吐蕃据有河陇,派遣大批军队驻守各地,这些军队往往带有大量奴仆,吐蕃称之为“嗢末”。《资治通鉴》卷二五〇载,“嗢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及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因此,所谓“嗢末”,应是吐蕃所役使的苏毗、白兰、河陇汉族,也包括大批党项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嗢末”就是“mi myag”或者是西夏王族拓跋氏。(18)

吐蕃对被征服党项人的统治,一方面吸收了新的民族成分,使分散的党项人得以参预吐蕃民族的发展事业,有利于青藏高原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由于吐蕃奴役而引起的党项人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吐蕃的军事实力。嗣后,包括党项等族在内的吐蕃奴部——嗢末起义,更沉重地打击了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加速了吐蕃王朝瓦解的进程。

二、 吐蕃与内迁党项的关系

党项内迁由来已久,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即有千余家投归隋朝。唐朝初年,太宗采取“招抚”措施,党项归唐人口急剧增加,仅贞观五年(631年)一年,党项内附者三十万口。(19) 唐朝列地置州以处其众,西部疆域遂之开阔,如《唐会要》卷九八所记,贞观五年拓跋赤辞归附后,“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并为中国境”。然而,这种状况未能持续多久,就被吐蕃的东北部扩张所改变了。吐蕃占领大片党项人居地后,趁势东进,攻击唐朝,抄略党项,加剧了党项的内迁活动。

永隆元年(680年),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原属松州都督府的党项羁縻州相继迁至关内道所属的银州、灵州都督府,其中最大的是静边州都督府,辖25州。嗣后还有党项部落的零散迁徙,他们按姓氏、按部落陆续向北、向东,散居于陇右北部诸州及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唐朝依其所居设立羁縻州,寄治庆、灵、秦等州以统之。(20)

天宝十三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军东调平叛,吐蕃趁机侵逼,党项各部开始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迁徙,原在陇右北部诸州的党项向东进入关内道的庆、夏、灵等州,而原在庆、灵及夏州西的党项更向东迁至绥、银等州,甚至渡过黄河,向河东地区迁徙。

由于唐朝无力保护党项,就使党项的内徙不仅伴随着对唐朝州县的骚扰,而且往往与吐蕃的东侵活动相结合。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吐蕃陷洮州(今甘肃临潭),取秦(甘肃天水)、成(甘肃成县)、渭(甘肃平凉)等州,二年破西山合水城。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以吐谷浑、党项兵二十万略武功、周至,泾州刺史高晖导引诸部入据长安城十五日,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署官吏。(21) 吐蕃退出长安以后,仍据有原(宁夏固原)、会(宁夏中卫)、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县)等地。广德二年(即永泰元年,764年)吐蕃入大震关,取兰(甘肃兰州)、河(甘肃临夏)、鄯(青海乐都)、洮等州,陇右尽为吐蕃所有。内徙党项迫于形势,归吐蕃者益众。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叛唐,再引吐蕃、回纥、党项、吐谷浑、奴刺等部二十万人入掠凤翔、周至、同州、澄城等地,为唐军击退。至此,局势稍为安定,党项诸部的迁徙也基本停止,聚居于夏、绥、银、宥等州,归唐朝管辖;吐蕃则据有凤翔以西、邠州以北地区。吐蕃统治的一部分党项人,又同唐朝治下的党项人多有联系。

吐蕃与党项相互交通侵扰唐朝,是较为突出的问题,《新唐书·党项传》载,“先是,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因是扰边凡十年”。破丑氏即雪山党项,破丑乃部落姓氏;野利氏为党项八大部落之一,势力颇强;而把利氏与吐蕃联合更是由来已久。对此,唐朝不得不采取新的对策。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病死于灵武,回鹘降唐,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协,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陕西米脂)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往夏西,以离沮之”(22) 。在此同时,郭子仪还上表代宗皇帝,请以工部尚书路嗣恭为朔方留后,将作少监梁进用为押党项部落使,置行庆州,防止党项阴结吐蕃为变,并“严逻以绝吐蕃往来道”“芟其反谋”。嗣后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三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府,加强阻绝吐蕃与党项交结的力量。“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拓跋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23) 大历末(769年),野利秃罗与吐蕃联合寇唐,招余族不应,郭子仪击之,斩秃罗都,而野利景庭、野利刚等率其部数千人入附鸡子川,归属唐朝。

党项联结吐蕃侵唐,既与其掠夺经济有关,也与唐朝边将的暴虐有关,如唐右卫大将军、夏州节度使田缙即是最突出的代表。据《册府元龟》卷五二〇记载:“缙为夏州节度,性贪虐,多隐没军赐;羌、浑种落苦其渔扰,遂引西蕃入寇。”《旧唐书·宪宗纪》也称“缙前镇夏州,私用军粮四万石,强取党项羊马,致党项引吐蕃入寇”。元和十四年(819年)八月,吐蕃以十五万众围盐州,党项首领发兵驱羊马以助。次年十月,“党项复引吐蕃寇泾州,连营五十里”。吐蕃还通过“谍者”与党项保持联系。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六月,盐州奏:“擒得与党项送书信吐蕃一百五十人。”(24)

吐蕃在对归属唐朝的党项进行招诱、拉拢的同时,也发动了多次抄略战争。如贞元二年(786年),吐蕃攻盐、夏,“刺史杜彦光、拓拔乾晖不能守,悉其众南奔,虏遂有其地”。盐夏为党项人聚居地,乾晖又是拓跋部首领,党项人之被掳不言自明。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吐蕃再寇盐州、鄜州,杀刺史郭锋,“掠党项诸部”。(25)

军事上的角逐或联合无疑是吐蕃与党项政治关系的主要内容,但同时也存在着贸易往来,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有绢马贸易和奴隶买卖两端,据载,“永泰初(765年),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易马,蕃将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将赏得羊革数百”(26) 。另据《旧唐书·德宗纪》载,德宗曾在贞元三年(787年)下诏“禁商人不得以口马兵械市于党项”,口,即人口,是知先前有卖人口给党项的事实,党项人或者把这些人口又转卖给吐蕃或其部落民族,以为牧奴。在绢马贸易中,党项也扮演了相同的角色。当时,唐将李泌为解决军粮西运之困难,建议德宗皇帝利用党项同吐蕃的密切关系以绢易畜、资给屯田。奏称:“……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彩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德宗称善,即命行之。(27)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政权内部矛盾激化,佛都僧侣拉垅贝吉多杰(lha lung dpal gyi rdo rje)刺杀赞普朗达玛(glang dar ma),吐蕃无主,河陇诸将接连内讧,兼之以嗢末起义,使吐蕃在河陇的统治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吐蕃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乘唐武宗新丧之机,诱党项及回鹘余众抄掠河西,被河东节度使王宰击败。(28) 此乃吐蕃诏诱党项寇唐活动之余音。次年,沙州人张议潮趁势起兵收复河陇,吐蕃大军溃遁叠、宕以西。

在此同时,党项平夏部却从混乱中发展起来。懿宗咸通末(874年),拓跋思恭占据宥州,自称刺史;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因参预镇压黄巢起义被任为夏绥银节度使;三年,唐封拓跋思恭为夏国公,赐姓李。于是夏州政权出现了。(29) 但其统辖区还未及于河陇,散居河陇的吐蕃余部仍在唐朝治下。在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前后,“河西州县多为(李)茂贞所据”。

“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30) 于是,在河陇至泾原等州,吐蕃与党项相互杂居十分突出。吐蕃“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31) 。而“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幅员千里”(32) 。两族所处州镇多有相同。

综上可见,吐蕃王朝时期及其灭亡后的数十年里,吐蕃与党项的政治关系是以吐蕃对党项的征服与统治、党项大规模内迁以及其后的两族杂居为主要内容的。吐蕃对党项的征服,一方面迫使党项人离开故地,开始百余年、数千里的大迁徙,引起频繁的战争和生产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青藏高原的闭塞落后状态,使分散的各部落民族得以参与吐蕃民族的建设,参与我国各族人民的相互交流。吐蕃对党项及其他民族的直接统治,对民族文化的交往、民族融合以及藏民族的形成,意义尤为巨大。而党项族更大的发展也是在吐蕃逼迫与部众内迁之后才出现的。内迁使党项摆脱落后状态,走上崭新的道路,并与汉族及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日趋紧密,为创造西夏文化奠定了基础。

但是,吐蕃王朝瓦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吐蕃余部除远遁者外,大多散居各地;而党项却剧烈发展起来,并迅速改变了吐蕃与党项政治关系的基本格局,开始把征服的矛头指向河西、河湟吐蕃诸部。

三、 夏州政权及其对河西吐蕃的征服

夏州党项拓跋部在唐末的混乱中发展为一支割据势力。五代时期,中原多故,党项族李氏据守夏州,同北方的梁、唐、晋、汉、周各政权在名义上均保持“臣属”关系,基本上不介入各割据政权之间的斗争,而着力发展实力。直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党项族首领、夏州节度使李继捧率族人亲朝宋太宗,自愿献出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引起了族弟李继迁的不满。继迁率部分帐族逃往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诺尔),举起反宋旗帜。嗣后,他逐渐联合党项各部,结姻辽朝,势力不断壮大。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前后,李继迁把征服的目标移向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灵州。灵州位于夏州西侧,倚负贺兰山,带引黄河,是唐、宋时代西部边疆上的著名重镇,其西有回鹘,西南有吐蕃诸部,据之可倚为后盾,与宋朝争锋。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李继迁大集蕃部,攻陷灵州,以为西平府。次年,定都灵州。(33) 从此,李继迁开始攻略河西地区,与吐蕃诸部展开激烈的争夺。

凉州是吐蕃人聚居地区之一,凉州城外除汉民陷没者耕作于野而外,其余主要是吐蕃人。后汉乾祐初年(948年),州人推土人折逋嘉施权知留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申师厚任河西节度,奏请授吐蕃首领折逋支等官;显德中,师厚撤离凉州,吐蕃据而有之。(34) 凉州吐蕃仍依本部旧制,首领例“结布”即rgyal⁃po,亦即古之赞普(btsan po)。“折逋”亦“结布”(rgyal po)之音转,以官号(已非王号)为姓氏。

北宋建立以后,河西吐蕃归附宋朝。咸平元年(998年),河西军右厢副使、归德将军结布伊朗布(即游龙钵)遣使朝贡,宋朝赐其安远大将军。宋朝的支持成了党项吞并凉州吐蕃的重要阻力,而党项对吐蕃的征服也就意味着削弱宋朝在河西的势力。

早在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党项结唐族首领多尔济等引北汉兵入寇府州(陕西府谷)时,宋朝即以内附吐蕃十六府大首领吹裕勒与十二府大首领罗阿率领所部诛剿多尔济,迫其归宋。(35) 咸平四年(1001年),被党项劫掠的吐蕃首领威布等转归宋朝;而李继迁也往来侵掠镇戎军界的蕃族,并在萧关屯聚万实、密补、四舒等族,以胁迫原、渭、灵、环诸州熟户。(36) 足见,宋朝与吐蕃联合遏止党项扩张的活动由来已久。

党项进攻并夺取灵州以后,与河西吐蕃的矛盾也遂之加剧。至道二年(996年),吐蕃首领喻龙钵前来奏称:“蕃部频为继迁侵略。”(37) 党项不仅发动军事侵略,而且也采用拉拢措施,用官告、印信引诱吐蕃部落。咸平五年(1002年)十月,西凉府六谷部首领博罗齐(即潘罗支)遣使上言:“李继迁送铁箭诱臣部族,已戮一人,絷一人,以听朝旨。”(38) 以潘罗支出自松潘(潘州),是“rlans(郎氏)”家族后裔,意为“潘州王”。

次年二月,李继迁驻守鏊子山,复以铁箭诱潘罗支,罗支不答。(39) 党项的招抚措施基本上是失败的,吐蕃各部反抗党项征服的立场始终未变,甚至一些归附党项,接受“官牒文告”的部落也转而向宋朝“屡告贼中机事”(40) 。

咸平六年(1003年),党项与凉州六谷部吐蕃的战争进入白热化。这一年,李继迁“尽籍五州丁壮,大会诸族于盐州”,声言将攻环、庆二州,“不复进取”六谷部。(41) 可是,暗地里却调兵遣将,迅速攻陷西凉府,劫夺了宋朝赐给潘罗支的印牌、官告、衣服与器械。潘罗支伪降党项,继迁受之不疑。后潘罗支趁机招诱六谷部诸豪及者龙族,集兵数万合击党项于三十九井(距灵州三十里)。继迁大败,中流矢身死,党项部落损失惨重。(42)

战争并没有因继迁的败亡而结束,原属继迁统辖的敏楚克巴及日布结罗丹二族,在党项部众溃散时归降吐蕃咱隆族。咱隆是六谷吐蕃诸部联盟的成员。实际上,党项二部的归附只是权宜之计。景德元年(1004年)六月,继迁子德明率部为父报仇,进攻咱隆族。潘罗支率百余骑急赴救援,将谋合击时,党项二部反戈一击,杀潘罗支于帐下。六谷部乱,敏楚克巴及日布结罗丹二部再煽动吐蕃诸部叛附夏州党项,“西凉府既闻啰齐(即潘罗支)遇害,乃率唐古(一作康古,即龛谷)、兰州、总噶尔(宗哥)、觅诺尔族攻咱隆六族。六族悉窜山谷,诸豪乃共议立罗齐弟斯多特(即厮铎督)为首”(43) 。潘罗支副首领折逋喻龙钵等“尽归德明部下”。(44) 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张齐贤上书称:“赵德明依前攻劫六谷,兼闻曾破却西凉府,所有节度使并副仪,结布伊朗布及在府户民,并录在部下。”西凉吐蕃遂亡。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三月,德明遣万赀等四军主领族兵再攻西凉府。既至,见六谷蕃部强盛,转攻甘州回鹘,又未得势。(45) 四年(1011年)九月,“赵德明遣军校苏守信领兵攻西凉策丹族,其首领斯多特会诸族御之,大败其众”(46) 。苏守信退据凉州,覆灭的吐蕃六谷部被党项役属者外,大多归附河湟吐蕃唃厮啰部,继续与党项对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唃厮啰还遣西凉斯多特部兵十万掩杀党项,获得了重大胜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载曹玮言:“嘉勒斯赉所遣刘旺诺尔遣账下泌巴结来告,近遣西凉斯多特部兵十万掩杀北界部落,胜捷入献首级数。”

于是,史书有称斯多特为“总噶尔(即宗哥)斯多特”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十月己酉”条称:“秦州总噶尔蕃部斯多特遣使来贡。”李焘注曰:“斯多特本西凉首领,今此忽系之秦州总噶尔,未晓其故,当考。”我认为,斯多特此时已归宗哥吐蕃,故称总噶尔(即宗哥)斯多特,而前系秦州以示地望者,误也,当脱遗“言”字,即应为;秦州言:“总噶尔蕃部斯多特遣使来贡。”如同书卷九五“天禧四年三月壬申”条谓,“秦州言:‘蕃部阿锡达纳质归顺’”,及“环州言”、“庆州言”等,类同。

党项对西凉六谷部的征服,并未实现其长久统治的愿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载,乾兴元年(1022年)苏守信死,其子继任,回鹘趁机赶走党项驻军,据有凉州,达十年之久。宋天圣十年(1032年),元吴再次出兵河西,才夺回了对凉州的统治权。

四、 西夏与河湟吐蕃的关系

灭亡西凉六谷吐蕃后,夏州党项得陇望蜀,把矛头转向居于今青海西宁等地区的河湟吐蕃唃厮啰政权。唃厮啰(996—1065年),河湟吐蕃首领,系吐蕃王朝赞普后裔。(47) 本名齐囊凌兖沁布,沁布即赞普之谓。据称,他出生在高昌,十二岁时,被客居高昌的河州羌人哈喇额森挈至多僧城,豪族松察克斯戬又以其居叶公城(甘肃临夏)西南,欲于河州(临夏)建政。河州人谓佛为“嘉勒”,谓儿子为“斯赍”,嘉勒斯赍即唃厮啰异写,意为佛子。(48)

嗣后,宗哥僧人李立尊与邈川首领温布且将唃厮啰劫往廓州(青州尖扎北)立为赞普,部族渐盛,李立尊为伦布(blon po即大臣)。后失和,唃厮啰转居邈川(青海乐都),以温布且为伦布。温布且叛乱被杀,唃厮啰迁居青唐(青海西宁市),此为基地,成为割据一方的强部,据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49) 。“正北及东北至夏国界,西过青海,……南至…阶、成州界”(50) 。西凉府六谷部灭亡、余众投归河湟以后,夏州党项与河湟吐蕃的战争便立即展开了。

《宋史·吐蕃传》记,其时,唃厮啰“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以自效”,夏州党项也大动干戈,企图吞并河湟吐蕃。景祐二年(1035年)十一月,德明子元昊分兵两路进攻河湟:一路由索诺尔(即苏奴儿)将兵二万五千直向唃厮啰本部,结果死亡略尽,索诺尔本人也成为俘虏。元昊自率另一路大军攻牦牛城,经一月未能克获。再攻青唐、阿尔、宗哥、带星岭诸城,抄掠吐蕃居民。唃厮啰部将阿萨尔(即“安子罗”),以兵十万堵绝其退路。元昊见势不妙,率部昼夜角斗二百余日才夺得归路,但当“(夏)众至宗哥河,半渡,子罗使人决水淹之,(夏兵)大溃还”(51) 。十二月,元昊再攻河湟,唃厮啰知寡不敌众,遂避鄯州城(青海乐都)不与交战,暗地里派人探其军情之虚实,将元昊兵所插表示河水深浅的标志移向深水区。当元昊战败逃归时,其士兵十之八九溺死水中,余者多被吐蕃俘获。(52) 元昊对唃厮啰部的军事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

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元昊举兵攻略甘州回鹘,先后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之地。然后进攻兰州诸羌,南侵马衔山,筑城瓦蹑凡川会,留兵镇守,以绝河湟吐蕃与北宋相通之路,把唃厮啰部孤立于一隅。同时在战略上改变单纯的军事进攻,而采取恩威兼施、分化瓦解。唃厮啰诸子之争便成为元昊离间的大好时机。

唃厮啰有三妻,二妻为李立尊之女,生辖戬(瞎毡)、默戬觉(磨毡)。后,李氏宠衰,被斥为尼。唃厮啰宠乔氏,其所生董毡也受器重。辖戬据河州,默戬觉据邈川,各抚其众,唃厮啰不能制。元昊知二子怨父,因以重贿间之,又引诱吐蕃诸豪酋大族。因叛乱被杀的温布且之子伊实洛鲁拥众万余在暗地里投归元昊。内部分裂使唃厮啰深感力不从心,遂率亲信部属从宗哥西徙哩沁城。(53) 元昊分化吐蕃的策略初见成效。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元昊在兴庆府(宁夏银川市)南筑台即皇帝位,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揭开党项族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为加强防御力量,元昊设十二监军司,其中在右厢甘州路驻兵三万人“以备西蕃(即吐蕃)、回纥”(54) 。这一年,唃厮啰曾奉宋朝之命出击西夏,因西夏有备而未得其逞。此后,西夏逐渐强大,而唃厮啰部日益衰弱。宋仁宗庆历元年(1042年),元昊筑城阿干,城河旁距龛谷十七里,瞎毡欲图之,元昊恶其逼,遣将攻龛谷,大破之,唃厮啰不能救助。(55)

公元11世纪中叶,河湟吐蕃采取联辽制夏的方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公元1048年、1051年、1054年几年间,吐蕃均遣使通好于辽。《辽史》卷二〇《兴宗纪》称吐蕃为“铁不得国”。其时,西夏主元昊已卒,其子谅祚幼年即位,母党讹庞氏专权,岁获宋朝赐遣,因思专制吐蕃。嘉祐三年(1058年),唃厮啰部下捺罗部阿作率属众投奔西夏,讹庞纳之,授以取官,使居边防要塞,准备进攻吐蕃。(56)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载,同时叛归西夏的还有纳克垒、阿布尔等族,但文中却将唃厮啰部属的探罗部阿作误为唃厮啰本人。

不久,谅祚用其入掠河湟,唃厮啰率众迎敌,打败西夏军队,获酋豪六人,收囊驼、战马颇众,因降隆博、哩恭、玛颇克三族。(57)

恰值辽嫁女于董毡,唃厮啰才罢兵归还到本部。显然,河湟吐蕃此战胜利与辽的牵制有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称:“契丹既与嘉勒斯赍通姻,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间,与嘉勒斯赍约兵取河西(即西夏)。”嘉祐七年(1062年),契丹与唃厮啰部反目,谅祚乘机屯兵于古渭州(甘肃陇西)西击董毡,被吐蕃打败。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十月,唃厮啰卒,其子董毡袭位,瞎毡、磨毡拥众各据城邑。于是,河湟吐蕃分裂为三,部众多有亡走西夏者。(58) 而河湟吐蕃与西夏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单纯的敌对、战争关系结束,代之以相互结盟的友好关系。双方虽然仍有战争,但已不是主流。这种关系的转变,首先是西夏对河湟吐蕃施行笼络方针的结果。西夏对归附的吐蕃首领厚加慰抚,甚至嫁女给禹藏花麻,封之为驸马,示以优宠。其后,谅祚又遣人以爱女许嫁董毡之子蔺逋比,董毡也欣然接受。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董毡子与夏主秉常妹(即谅祚女)为婚,十二月,“夏国与董毡结亲”(59) 。而吐蕃的部落首领,也因宋朝兴“熙河之役”而纷纷背宋归夏,西夏均赐以薪俸、授以职官。如《西夏书事》卷二四所载,“(温)溪心,温纳支弟,同居邈川,为蕃部都巡检,向受夏国俸给”。

从宋仁宗熙宁十年到哲宗元祐二年(1077—1087年)的十年间,董毡等部吐蕃与宋朝言归于好,而与西夏再次发生战争。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秉常以吐蕃复臣宋朝,受西平节度使职,遣众袭邈川。次年,秉常母梁氏又以国中内乱,恐吐蕃窥其隙,令三头项人直抵西罗谷,劫制蕃部。西平节度使董毡使养子阿里骨率兵击之,斩三百级,降二百二十三人。(60)

董毡养子阿里骨(即鄂特凌古)掌权后,吐蕃与西夏关系又一度改变。元祐二年(1087年),阿里骨与西夏大相梁叶普通约、划定疆界,以熙、河、岷三州归吐蕃,以兰州、定西城归西夏,双方结成攻守同盟。阿里骨还导引夏人数十万攻略西城,击败宋军。(61) 至绍圣三年(1096年),阿里骨卒,青唐吐蕃无主,蕃夏联盟随之瓦解,吐蕃诸部投归西夏与宋朝者甚众。

元符二年(1099年)七月,宋将王赡占据邈川城,邈川为一方重镇,东北控夏国右厢甘、凉一带,西接宗哥青唐政权,形势险要,王赡据此,击败西夏大军,进而占领青唐。(62)

此行遭到青唐吐蕃的反抗,他们遣使夏国,乞兵抗宋。崇宁三年(1104年),西夏兵万余列于临宗乳酪河之东,援助吐蕃,但当得知吐蕃首领谿撦罗撒在宗哥反抗失败后,又撤兵而退。(63) 溪(谿)撦罗撒走投夏国,西夏纳之。自是“时时寇边,兵不解严而馈运极艰”。(64)

总之,在河湟吐蕃与西夏的关系中,由于宋朝联合吐蕃对抗西夏,使西夏征服河湟吐蕃的梦想始终无法实现,从整体上看,唃厮啰在世时的蕃夏关系基本上是战争为主;唃厮啰卒后,河湟吐蕃势力分化,西夏也改变一味进攻的策略,采用离间、拉拢的措施,使吐蕃诸部开始时隐时显地倾向西夏,宋朝改变既定的联蕃制夏方针,用王韶“经营”熙河的策略,可以说是断送了宋与河湟吐蕃的友谊,把吐蕃推向西夏的怀抱。

北宋灭亡后,金朝统治北方地区,河湟吐蕃归金节制,唃厮啰后裔结什角再度复兴,并与西夏发生密切交往。据载,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宋人破洮州,结什角与其母走入乔家族以避其患,乔家族首领播逋与邻族木波陇逋、庞拜、丙离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结什角为木波四族长,号曰王子。于是,结什角以四部族为基础割据一方。其地北接洮州、积石军,南为陇逋族,限大山,八百里不通人行。东南与叠州羌相接,西为丙离族,与卢甘羌相接,北庞拜族,与西夏容鲁族相接。疆域共“八千里,合四万余户”。(65)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西夏破灭吐蕃吹折、密臧二门,其陇逋、庞拜二门因与乔家族相邻,遂归结什角。

吐蕃结什角部与西夏的关系主要也是战争,这与西夏的征服政策有关。乾道五年(1169年),结什角至庄浪族看望其母,西夏派兵围劫。结什角与诸部并力作战,溃围出,被西夏人砍断一臂,其母被掳掠而去,部众或死或逃所剩无几。不久,结什角死去。西夏多次抄略河湟吐蕃,吐蕃诸部也积极抵抗,投归金朝的吐蕃人乌古论长寿的抗夏事迹尤为昭著。(66)

终西夏之世,党项抄略河湟吐蕃的战争没有停止,河湟吐蕃的抵御斗争也未止息。嗣后,西夏内有权力纷争,外有蒙古大军威逼,逐渐衰弱,对河湟吐蕃的战争也相对减少,终为蒙古所灭。河湟吐蕃除一部分进入宋朝或融入西夏者外,其余仍活动在河湟地区。

五、 西夏对其境内吐蕃人的统治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政权,除了党项人之外,还有大量的汉族、吐蕃、回鹘及其他各族人民共同生息、活动。西夏境内的吐蕃人的来源有以下几种:第一,唐代以来,从吐蕃本土迁往河西等地的吐蕃人。吐蕃王朝瓦解以后,大部分军队撤出河陇,远遁迭、宕以西,但留下的人仍然为数众多,他们或融入汉族之中,或归于党项治下。党项拓跋氏崛起后,这些“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的吐蕃部落,先后归其统治,这正如《西夏记》卷二所载,“西界蕃部不下数十万帐,始犹互相捍拒,及继迁兵势寝盛,自灵州北河外镇戎军、环州至子山、贺兰山西、陇山内外,黄河以东诸族,无不帖服”,这些蕃部中有党项也有吐蕃。

第二,五代末至西夏建立时期,西凉吐蕃六谷部及河湟吐蕃先后被西夏征服,或自愿投归西夏者,人数颇多。《西夏书事》卷一一记,潘罗支被杀后,其副首领折逋喻龙钵等“尽归德明部下”。河湟吐蕃在唃厮啰死之后纷纷归属西夏,已如前述。

第三,西夏占领吐蕃人居住的河陇地区,是获得吐蕃属民最直接的途径。“凉州廓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种,余皆吐蕃。”(67) 瓜、沙、甘诸州曾为吐蕃久居之地,在西夏兴起后,均归其统治。故而,元昊称“吐蕃、塔塔(即鞑靼)、张掖(即甘州回鹘)、交河(西州回鹘)莫不从伏”。(68) 将吐蕃列于诸部之首,知吐蕃应是西夏境内主要民族之一。

西夏如何统治吐蕃诸部呢?未建立政权以前,可以用党项首领李继棒的一句话来概括,即“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③羌,泛指党项、吐蕃等民族。这种统治策略适合于游牧经济的特点。

在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并占领河西地区以后,对吐蕃部落的统治就有了新的变化。首先,西夏在河西吐蕃、回鹘诸族聚居地区设有军事和行政机构。河西属右厢,元昊称帝时即沿袭旧制,置有甘、凉、瓜、沙、肃五州,称甘州路,驻兵三万人,外御诸部侵盗,内防吐蕃、回鹘反抗;在西夏的十二监军司中,河西就有三个,即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黑水镇燕军司(驻肃州境)。(69) 足见西夏对河西的重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六载,西夏的边地“有吐蕃守御之人,每处众不满百”,维护地方安全。平常“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夏)众动号十万”。(70) 西夏是全民皆兵,吐蕃诸部居民也不会例外。

河西地区吐蕃仍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归“群牧司”管辖,由于河西战争不息,他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辛的。宋人称,五代北宋时期,“河陇为西夏所据,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盖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71)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西经济的凋敝。对此,西夏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据《西夏记》卷二二载,夏崇宗乾顺贞观九年(1110),“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9月),水草乏绝,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之者甚众,监军司以闻,乾顺命发灵夏诸州粟赈之”。

西夏对河西吐蕃的统治是以武力为基础的,而对河湟吐蕃的战争又在持续进行,因此,吐蕃部落反抗西夏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现存于苏联的西夏文献中,有一份记载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吐蕃人奋起反抗的事实,据称有145户、2790人,他们逃匿于森林之中,与官军周旋。(72)

前文所述的吐蕃部落有背夏归宋,或再还旧地,都是这种反抗活动的一部分。

但是,从总的方面看,河西地区的吐蕃已作为西夏境内的一个民族,与回鹘、党项、汉族等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开发建设河西地区,据苏联著名西夏学家克恰诺夫研究,“在唐克特国(即西夏)中,藏人享有公正的平等权利。唐克特法令没有异民族人承受不平等对待的规定。对同类罪行的不同人量刑时,是依据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没有人身自由,上层或是隶属的,有无官阶等)并依其在血亲制度中个人地位(长辈或晚辈亲属),而不是依据罪犯的族别。”(73) 由于西夏是多民族联合政权,党项族大量吸收汉、吐蕃、回鹘等各族文化,各族间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这有利于西夏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的相互融合。(74) (www.xing528.com)

六、 简短的结语

通过上以论述可以看到:

(一) 吐蕃与党项两族关系极为密切。从7世纪初吐蕃王朝建立不久两族的初次交往,到13世纪前期西夏亡国,时密时疏、未尝断绝,这是研究中国民族发展史及唐宋中国历史不能忽视的。

(二) 两族交往涉及地区十分广泛,影响也极为深远。吐蕃与党项都曾建立过政权,既统治过其他民族,也相互统治过,这对于民族融合及民族文化交流影响很大。同时,吐蕃与党项都有一部分从青藏高原内徙甘、青、宁等地区,不仅影响到西南、西北其他各民族的分布与发展,而且影响到今日甘、青地区藏族的形成。

(三) 吐蕃与党项的关系一刻也没有离开唐宋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应该说,它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 吐蕃与党项的关系,是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虽然免不了残酷的战争,但这些战争打破了民族间地理上的、心理上的壁垒,客观上造成了民族发展、民族融合的条件。由此可领悟到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之曲折复杂!

原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3—4期

(1)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2)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3)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4) 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西藏民族学院学服》1981年第2期。

(5)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

(6) 《旧唐书·吐蕃传》;并见《册府元龟》卷九五八等。

(7) 《新唐书·党项传》。

(8) 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ja函,《西藏民院学报》1981年第2期。

(9) 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青海民族学院学服》1985年第4期。

(10) ②中央民族学院编:《藏族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1页。

(11) 《贤者喜宴》ta函,转引自黄颢先生前揭文。

(12) 《新唐书》之《吐蕃传》《地理志》;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期“隋唐五代十国”。

(13)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04—205页。

(14) 《王者遗教》,引自黄颢译:《贤者喜宴》ja函,《西藏民院学服》1981年第1期,第26页注文。

(15) 《旧唐书》卷一九七《东女国传》。

(16)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17)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

(18) 西田龙雄:《西夏文字》(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认为,“嗢末”即为“mi nyag”。王忠:《论西夏的兴起》以之为“嵬名氏”。

(19) 《册府元龟》卷九六六记“会昌四年(844)十月诏”。

(20) 参见《新唐书·地理志·党项》“五十一州”条。

(21) 《新唐书·吐蕃传》。

(22) 《新唐书·党项传》;并见同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

(23) 《新唐书·党项传》。

(24) 俱见《旧唐书·吐蕃传》与《资治通鉴》卷二四一。

(25) 《新唐书·吐蕃传》下;《资治通鉴》卷二二五载,大历十三年(778)八月“吐蕃二万寇银、麟州,略党项杂畜”。

(26)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条。

(27)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28)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新唐书·王智兴附子宴宰传》。

(29) 《新唐书·党项传》;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 《旧五代史·吐蕃传》。

(31) 《宋史》卷四九二《外国八·吐蕃》。

(32)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33)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34) 《宋史·吐蕃传》;〔日〕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吉川弘文馆,1946年,第234页,将六谷蕃部与嗢末等同。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

(37) 《宋史·吐蕃传》。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日〕岩崎力《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东方学》47号,1974年;〔日〕山口一凤:《白兰和Sum pa(松潘)的rlans氏》,《东洋学报》第52卷第1号,1969年,第33页。

(39)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七。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

(41) 陈守忠:《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

(42)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18。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

(44)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一。

(4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

(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

(47) 范文斓《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2册,谓,唃厮啰属亚陇党卧王系的子孙;黄奋生《藏族史略》第159页称之为吐蕃赞普哦松后裔,雅隆党阿王赤德之后。

(4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

(49)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

(50)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〇。

(51)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二。

(5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

(53) 高永年:《元符陇右录》载,哩沁城去渭州西约15里。

(54) 《宋史·夏国传》。

(55)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五。

(56) 《西夏书事》卷二〇。

(5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宋史·唃厮啰》将三族写作“陇逋、公立、马颇”,音译略异,但“公立”应“立公”,从《续资治通鉴长编》。

(58)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六,司马光《稽古录》卷二〇。

(59) 分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二四一。

(60)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四、二五。

(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〇。

(62) 汪藻《青唐录》;《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四载,“元符二年八月丁西,夏人入寇厮归丁南堡”。

(63)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〇。

(64) 《宋史》卷一九〇《兵》四“赵挺之言”。

(65) 《金史》卷九一《结什角传》。

(66) 《金史》卷一〇三《乌古论长寿传》。

(67) 《宋史·吐蕃传》。

(68) ③《宋史·夏国传》上。

(69) 《宋史·夏中传》;参阅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第208—209页。

(70) 戴锡章《西夏记》卷一〇。

(7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二《古雍州》后案语。

(72) 原件藏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特藏西夏文文献,第44189号,转见克恰诺夫:《唐古特西夏国的藏族与藏文化》,杨元芳、陈宗祥译文,《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73) 〔俄〕克恰诺夫:《唐古特西夏国的藏族与藏文化》,参阅杨元芳、陈宗祥译文,《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74) 现在甘肃张掖的《黑水桥建桥敕碑》,叶昌炽《语石》卷一;藏文部分,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有译文,《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记述了西夏在河西甘州建桥的缘起、经过与目的。碑文一为汉文,一为藏文。体现了汉、藏两族聚居及其在甘州的影响,文意不外宣扬西夏统治者敬信释氏、爱怜众生的大德懿行,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在吐蕃人居住区宣扬佛教,实施精神统治的内容。吐蕃人信佛,因势利导,益于社会安定。同时,黑水河年年暴涨,造成人畜伤亡,西夏统治者建桥有利民生,体现其对吐蕃地区公共事业的重视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