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蕃起源及文化联系研究成果

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因唐蕃之间频繁和密切的交流而昭彰当世、彪炳史册,但是,它的源头却可以上溯到很久远的上古时代。汉藏文史书,以及考古资料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证实了这一切。

一、 汉文史书中的吐蕃人

“吐蕃”,是唐代汉文史书对当时青藏高原上以雅隆吐蕃人为核心而建立的统一政权的称呼,“吐蕃人”有广义和狭义上的差别,广义上的吐蕃人包括吐蕃王朝治下的各部各族人民,而狭义上的吐蕃人,则以雅隆地区吐蕃人为其基本内容,包括较早融入吐蕃人中的其他部落人民,但是又与同属吐蕃政权辖下的象雄人、苏毗人、党项人、吐谷浑人等相对不同。关于“吐蕃”一名的来源和含义,汉文史书中说法不一。唐人已不明其本义,只能列举出一些倾向性的传说或推测。杜佑撰《通典》,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均在肯定“不知有国之所由”(或“其种落莫知所出也”)的事实之后,列上一种当时的传说,即“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1) 两书又有所不同:《通典》还列举了另一种说法,即“或云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鹘堤悉补野,因以为姓”。《旧唐书》撰者则只列一说,谓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到两点:(一) 唐人已不明“吐蕃”的来源与含义,他们的记载,也只是当时的一种传说,不能作为证据,用以证史,倒是需要学者们进一步予以论证;(二) 唐时,关于“吐蕃”二字的语源和它所指称民族的来源之说法甚多,而且都是推测性的,都不是确定性的结论。因而,在没有充足材料与坚实证据的情况下,取其一端攻击其余的做法,没有任何学术价值。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也列举了两种说法:一是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说;一是吐蕃本西羌属,为发羌部落所建政权说,“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sū)野”(2) 。只是与《旧唐书》作者相反,该书不是倾向鲜卑拓跋部建政说,而是倾向于发羌建政说。这样,唐宋史家为我们留下的倾向性说法,至少有两种,即鲜卑拓跋衍为吐蕃说和发羌为吐蕃先祖部落说。

研究吐蕃史不能穷其名称与族源,这对于研究者们来说,这个问题好像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近代中外研究者发表了不少议论。但是,完全依赖汉文史料的研究者们,所获得的主要结论,仍是鲜卑拓跋部说和发羌说,只是比唐宋史家们增加了更肯定的语气,问题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决。

发羌说认为“发”(音bo)与“蕃”音近,是正确的,它也可以与古代藏族人自称bod相互对应。但令人们困惑的是,bod与“吐蕃”不能勘同。多数学者认为“吐蕃”为“大蕃”之译音。“大”字固然可以读为“duo”,这在今关中方音中仍可找到证据。但这不能解释,与汉族同时,甚至比汉族更早接触到吐蕃人的突厥(称吐蕃为Tuput或Topot)、大食(Tobbat或Tibbat)等民族也称吐蕃为“大蕃”,而这一称呼只能有一个来源,却不大可能是来自汉语的“大蕃”。可见,“发羌”说,就对音而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鲜卑说的依据有两条:一是从对音上讲,汉文中的“吐蕃”由“拓跋”音转而来,甚至在北朝人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中找到了乞伏炽磬僭即秦王位,“立妻吐蕃氏为王后”的材料,在《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一《后秦录》中找到“吐蕃傉檀据西平,沮渠蒙逊据张掖,李暠(hào)据敦煌,各制方域,共相侵伐”的证据。这对于“吐蕃”二字的汉文上源之追溯工作来说,确实进了一步。但是这与“吐蕃”二字的本源的最后弄清还有一段距离,因为藏文中没有“吐蕃”二字的相应对音。而且上述材料,在我们看来也只是唐代时期流行的一种说法,即鲜卑拓跋说之所以存在的诸多材料中极少的一部分,博学、并为撰写《通典》拥有大量材料,又生当一千余年前,与吐蕃多所联系的杜佑已只能说“不知有国之所由”,何况依据以上几条材料的今人?鲜卑拓跋说的另一个主要论据即是樊尼西徙至羌中建国,“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诚如唐宋史家所记述的那样,它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拓跋樊尼西徙“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积石”即“积石山”,当指令阿尼玛卿山,所至羌中是白兰、党项、多弥等羌部居地,它与发源于今西藏山南乃东琼结的吐蕃王族祖先居地,不只是数千里之遥和中隔崇山峻岭的问题。退一步说,如果汉文中的“吐蕃”来自“秃发”或“拓跋”,而且它是突厥波斯等语言该词的共同来源,那也只是解决了“吐蕃”的读音问题,与族源问题还有很大的距离。

鲜卑拓跋部说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样几点:其一,它忽视或无视被研究对象,即吐蕃民族的语言和材料。汉文材料在研究吐蕃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无疑的,它对于解决汉文中“吐蕃”二字的来源同样很重要,但是,“吐蕃”二宇的最后解释,以及吐蕃族源问题得以弄清楚的最后论据,必须与藏文史料结合起来,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其二,藏文的创制年代按传统的说法,也即较保守的说法在公元7世纪上半,而作为语言和传说资料,则更悠久,它最有权力说明本族王族的来源问题。同时,拓跋樊尼于羌中建国的传说假定是事实的话,应该在公元5世纪上半,他如何开地千里,以及如何越过唐古拉山,把今青海地区的一个邦国拓展到今西藏,甚至到达山南地区,史书并未置一词。而这样伟烈的业绩,吐蕃人自当应引以为荣,世世口传,至少也应该有所说明或有所记载;况且从樊尼建国到藏文创制只有二百年左右时间(这还包括如何迁徙,用了多少时间的问题),藏文史书完全有理由,也应当首先记载下这段辉煌的历史。其三,藏文史书中没有关于吐蕃王族与拓跋鲜卑有什么联系的说法,甚至没有王族来自北方的说法,无论在文献记载中,还是祖源传说中均如此。其四,吐蕃王族祖先的历史和传说史,远比拓跋樊尼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的时间(公元5世纪上半)要早,更不要说他们后来南迁了。若以一代人年岁段为25年(岁)计。则松赞干布以前有32代,800年左右,那么吐蕃传说时代的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的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180年前后。他与拓跋鲜卑略无瓜连,于此可见。

对于吐蕃王族来源问题,我们的态度是消极的,主要有三点:(一) 从唐宋史家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只依据汉文资料不可能解决“吐蕃”二字的对音问题,更不可能解决吐蕃的族源问题,因此,这里已偏离解决问题的正道。它是重要手段,但不是最根本的或主要手段。其二,吐蕃王族起源的说法远不只是“拓跋鲜卑说”和“发羌说”两种,还有更具说服力的吐蕃本土说,以及附国说等,这种争论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指望简单的对音来加以解决,还需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更充分地占有资料,才会有所收获。但争论仍然会持续下去,直到趋近真相。其三,“吐蕃”的对音与王族族源问题的解决,必须从藏语文古代语言材料和历史传说入手,结合汉文、突厥文,以及波斯文、梵文等相关史料,认真勘比,深入研究,才有望获得解决方案。把“吐蕃”对应为“Stod bod”的做法,可以算作是这一方面很初级的尝试,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不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因为藏文文献中没有吐蕃自称“上蕃”或“西蕃”的证据,而且对于波斯和突厥等族而言,吐蕃并非是“西部”或“上部”之蕃。

吐蕃王族祖先问题,不能从汉文史籍中简单地求得解决,但是,汉文史书有关吐蕃民族的记载,却值得人们注意,这就是藏与羌的大致近似,或者说基本相同。唐宋史家几乎一致地承认,吐蕃是在汉代西羌之地兴起的,如倾向于鲜卑拓跋说的《旧唐书》作者后晋刘昫在《吐蕃传》中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倾向于西羌说的《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宋祁则径言:“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鹘提勃悉野,正字应作“鹘提悉勃(补)野”,是藏文Vo Lde Spu rgyal音译,省称Spu rgyal(悉勃野),意为“天神所生”。可见,唐宋汉史中所载吐蕃为“天神所生”的说法,倒是来自吐蕃赞普的自道,尽管它并不是真实的。

不独吐蕃与羌人有极密切的关系(3) ,作为吐蕃王朝辖下部落并先后融入吐蕃民族的青藏高原地区各邦国人民,皆是“羌人”或者是“羌之别种”。《通典》所记羌部有:宕昌、邓至、党项、白兰、章求(或揭)拔等。(4) 而吐谷浑政权的基本部众也是羌人。《旧唐书》所记有东女国、党项、春桑、迷桑、白狗、白兰等。(5) 《新唐书》所记有:羊同、党项、东女、章求拔国、苏毗、多弥等。(6) 这还不包括哥邻、逋租、南水、弱水、悉董、靖远、咄霸等散居西山地区的羌部。(7) 又据《隋书》记载,附国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8) 羌部是其基本部众。

青藏高原人的诸部羌人在文化上有其共同特色,其核心的两点是:自称猕猴种和事羱羝为大神;他们都与古羌人在血缘上和民族上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9)

古羌人则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古羌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传说时代以治理洪水而闻名的共工氏,据汉代经学家贾逵考证,为“羌姓”之人(《周语注》);发明农业的“神农氏”炎帝,也是羌(姜)姓。《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jiǎo)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与炎帝、黄帝部落长期作战的蚩尤,据宋代罗泌《路史》后记载称,为“姜姓炎帝之裔也”。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启,其父大禹也“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殷商与羌人往来更加密切,《诗·商颂》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周人先祖母是姜嫄,与羌有关。古公亶父时,又与姜女结婚,更加强了血缘与政治上联系。

从上述记载看,所谓炎黄文化即包括古羌文化,华夏文明则融入了古羌文明,因此,追根溯源,形成吐蕃人的主体民族——西羌,在血缘上、民族上和文化上与汉族的祖先是密切相关的。

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R. A. Stein)教授,在对西藏古文献中的古部落做了系统深入地研究之后,获得结论:“由此看来。西藏传说中认为六个‘原始部落’都位于中部藏区之外,在东部藏区的边缘地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地名、民族名或其他与这些神话传说中的部落有关系的名词。其中有些名称或名词是由于杂居的背景所造成的,尤其是在羌族人中更为明显,他们与西藏中部的古老藏人有着近缘关系,但又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因此,汉族人在把中藏的吐蕃人与东藏的羌人联系起来的作法并没有错。这两个人种集团并不完全一致,但后者曾是形成前一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10)

石泰安先生使用大量的藏文文献资料和古代传说,雄辩地证明:汉文史书中有关吐蕃族源与西羌关系密切的说法之可靠有据,这对于我们讨论吐蕃名义与族源问题,既有推动作用,也有启迪意义。

二、 藏史传说中的吐蕃人和汉人

研究吐蕃王族和民族族源问题,绝对不能忽视或无视藏文文献的记载,以及藏民族自己的古老的族源传说。这恰恰是许多研究藏族族源或王族来源的学者常犯的毛病。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最具说服力的,不是南来(即印度)说,也不是天神说(被本教徒神化)、鲜卑说,甚至不明确是西羌说,而是本地说或波密说,虽然藏史中的说法也并不一致,甚至还存在一些矛盾。

《汉藏史集》说,在吐蕃有三大块地方,即上部为阿里三围(stod⁃mngav⁃ris⁃skor⁃gsum),中部乌斯藏四茹(dbus⁃gtsang⁃ru⁃bzhi)和下部六岗(mdo⁃khams⁃sgang drug),这三处最初被称为有雪吐蕃之国,中间被神魔统治,称赭面之区,后称悉补野吐蕃之国,其得名“是因为吐蕃之王止贡赞普的第二个儿子甲赤到了波窝扎托(spuvo⁃brag⁃thog),做了波窝的首领,后来他又被迎请回吐蕃地方,上尊号为布带巩夹(spu⁃de⁃gung⁃rgyal),被委做吐蕃王,波窝地方也因此归入吐蕃管辖,悉补野吐蕃之国的称呼即由此而来”。(11)

同时另一处更详细地讲述了吐蕃人的来历与王族的产生过程,大意谓:吐蕃人是由猕猴与岩魔女结合而产生的,后来形成塞、穆、董、东四个族姓或部落,据说统治吐蕃地方的依次为玛桑九兄弟、二十五小邦、十二小邦、四十小邦。此后有天神下降,来做人间主宰,他又是印度的一位王子,来到贡布神山,被十二名少年牧者看见,问其何人,对曰“赞普”,再问其来自何方,王子以手指天,人以为神,以肩舁之,名为聂赤赞普(又称肩舁王)。经穆赤、丁赤、索赤、达赤、德赤、塞赤六代(合称“天赤七王”)而至止贡赞普,砍断登天的穆绳,又在与大臣罗昂达孜比武中身死。其子茹拉杰找回父尸修陵安葬,是为最早的陵墓。“然后,茹拉杰去迎请三位兄长。当时,长兄夏赤住在工布则那地方,被尊称为工布小王噶尔波(rkong⁃rje⁃dkar⁃po),当了工布的王;三弟尼雅赤被尊称为尼雅尊王,当了达布地方的小王,他们二人没有接受邀请。二哥甲赤在波窝札托地方被尊称为波德贡甲,当了波窝地方的王,他接受了茹拉杰的邀请,当了吐蕃之王。此后,有了悉补野吐蕃国的称号。”(12)

把一个天神下凡来做人间主人的传说附会为印度王子莅临,这显然是佛教徒精心的伪造。但吐蕃人种不是外来者,而是土著,却是可以肯定的。至于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的来历,因为传说色彩过于浓厚,而且在他之后的六代赞普都攀穆绳而“登天”,那么要立时解决他的身世问题,还有许多困难。不过,吐蕃被悉补野统治,或者说“悉补野吐蕃”的最早出现时间,却可以大致确定,这就是布德贡甲时期,也即传说的吐蕃第九代赞普时期。若以每代25年计算,约在公元初期,也即西汉末东汉初之际。悉补野吐蕃王来自波窝,也即今西藏波密地区。

《汉藏史集》完成于公元1434年,它并不是这一说法的最早记载,较之早数世纪的《第吴教法史》、《雍布拉岗目录》等史书,均已记载了“悉补野吐蕃”先祖如何在波窝称王,又如何来到雅隆河谷为主的情况。(13) 该文主要依据《第吴教法史》等资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中国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还对布德贡甲赞普从波窝抵达雅隆的路线和站程进行了考证,肯定了吐蕃王族来自波窝的古代传说与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的,与上述传说相关的最早记载,却是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即P. T. 1287号“赞普传记”,较详细地描述了止贡赞普之得名、他与罗阿(昂)木达孜比武、最后身死及二子夏歧(sha⁃khyi)和聂歧(nya⁃khyi)被流放到工布地区(rkong⁃yul)等史事。据载,札氏之子茹拉杰在与哈牙氏部交战中败亡,被族灭,其妻逃回父兄部落,生遗腹子悉补氏阿列吉(ngar⁃le⁃skyes),此人长大找到止贡赞普尸骸、从工布地区迎回夏歧、聂歧二王子,夏歧击败罗阿木所部,夺回琼瓦达孜宫,并重登赞普之位,称布德贡甲(14) ,王统得以恢复。

藏史中的这一传说存在较多的歧异,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吐蕃早期王统的第一位赞普和“悉补野”一名的产生时间问题。按照《红史》的说法,吐蕃的最早的国王即是聂赤赞普,也即藏史中所普遍记述的传说中的第一代赞普。(15) 这是藏史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按《汉藏史集》中的一种记载,“悉补野吐蕃”之名始于吐蕃赞普止贡赞普的儿子、曾任波窝地区之王并被人们上尊号为“布德贡甲”的夏赤(sha⁃khri)。(16) (《红史》与之不同作涅赤);《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赞普传说(P. T. 1287)则称札氏之子茹拉杰的遗腹子阿列吉为“悉补氏之子”。④如果加上聂赤赞布来自波窝被称为波王(即悉补野)的说法,悉补野已包括三层意思,即指聂赤赞普、指止贡赞普之子夏赤(一说涅赤)、指札氏茹拉杰,而且前者与后二者分属不同时代,相距七代人。另一个问题是,止贡赞普有几个儿子和是否包括茹拉杰的问题。《红史》和《汉藏史集》均记止贡赞普有四子:夏赤、涅赤、甲赤和遗腹子茹拉杰(其母与白牦牛相合所生),而且是茹拉杰迎请其一位兄长做了吐蕃王,这位王被尊为布德贡甲,如上述,《红史》认为是涅赤,而《汉藏史集》则认为是甲赤。这种做法,看来主要是为了弥合《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存在的“吐蕃王统”与“悉补野氏”并不一致所产生的矛盾,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成功,因为它没有文献依据,甚至还与更古老的记载存在矛盾。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止贡赞普只有两个儿子即夏歧和聂歧(也即夏赤和涅赤),茹拉杰是札氏,或悉补野氏,而重新获取赞普王位的是夏赤(17) ,(这里与《汉藏史集》的说法一致),他被人们称为布德贡甲。这一说法还得到工布地区发现的第穆摩崖石刻文献的印证。该石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796—815年之间。文称:“当初,原始之神恰亚拉达楚之子聂赤赞普来做人世之主,降至强脱神山。自那时起至止贡赞普之时,其历七世,全都驻跸于青(琼)瓦达孜。止贡赞普之长子为涅赤,次子为夏赤。兄弟二人中的弟弟夏赤成为全吐蕃的赞布,兄长涅赤成为工嘎布王。”(18)

从以上引证与论列看,吐蕃王族来源的问题还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但是从最早的吐蕃文献和石刻来看,吐蕃王族的来源地与工布和波窝地区有关。工布在今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和朗县一带地区。波窝约当今波密县境,它们都处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都在乌斯藏或今拉萨市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这样,吐蕃的王族起源问题所涉及的地区,就不是南部(印度)、北部(拓跋鲜卑,甚至发羌),或者雅隆河谷(藏史中有王子被流放到外地,然后又被迎回的说法,但不十分流行),而是它的东部和东北部。

在隋朝时期,位于吐蕃本部东北的是附国。附字古音“并候”切,即piwo,与藏文中的民族自称bod相近,故有学者认为“附国”即吐蕃。(19) 也有学者反对,认为附国是雅砻江一带康区之国,地域、风俗文化与吐蕃有异。

我们认为:(一) 附国非吐蕃,如同任乃强等先生所言(20) ,方位不同,生活习俗有异;(二) 隋书中的吐蕃即宝髻(bod之音译)和薄缘夷(bodyul之音译);(三) 吐蕃的民族,就藏史记载看,应是活动于山南及雅隆河谷土地区的土著,至于这些人的来源那是十分悠久的,主要有两部分,一为本地人,一为外来者,其中经民族走廊南下,由康区而来的古羌人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四) 吐蕃的王族与民族存在来源上的不一致性,王族始祖依藏史传说,来自吐蕃东部,更可能是东北部,这就是波窝地区。《隋书》中的附国,我们认为就包括了波窝地区,附古音piwo(并候),古不是藏文Bod yul的对音,而是spo yul的对音。作为地名,它当然不是始自附国,而是更久远的古代,这就是藏文中的“悉补氏之地”。换句话说,吐蕃的王族“悉补氏”,诚如藏文所说,是来自波窝,也即来自隋代被称作附国的这一地区。

附国南有薄缘夷即吐蕃,东为嘉良夷,西有女国,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连于党项。核心大约在今西藏自治区昌都一带,是古代民族走廊与乌斯藏地区文化联系的重要中介点。

吐蕃王族可能来自吐蕃本土东北,以及其与古代羌人存在的可能性联系,还可以从吐蕃文献中所记载的古部落的起源中得到证实。(21)

在藏文史书中,也有关于汉人以及汉藏人关系的传说,还涉及族源问题。

《汉藏史集》在讲述“赡部洲”之地域、民族类别及吐蕃古代民族时说:赡部洲共有十三个国家,其中五个有固定名称,这就是:印度为教法之国,汉地为卜算之国,大食为财宝之国,冲木格萨尔为军旅之国,吐蕃为有雪之国。此外,族系有内外中三分法,外族系指印度四大种姓,内部四族系指东、董、塞、穆,即吐蕃的四个古部落。中间四族系是指:印度之人源自天神,汉地之人源自龙,蒙古人源自非天,吐蕃人源自猴与岩魔女。另有一种划分即人兽区分说,谓外部四族系是草山沟里鼠、有皮膜保护的青蛙、猿、猴;内部四族系是克尚汉人、金向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其中克尚汉人又分为两支,即穆和盖拉;金向蒙古人又分为森察和拉察;卡勒门巴人分为三支,一是门巴本部族,一是汉藏交界的弭药(木雅)人,一是工布人。“吐蕃人的族系又分为六支的说法是:最初,在玛卡香雅秀地方之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吐蕃人名叫赤多钦波,他生有六个儿子,即查、祝、董、噶四位兄弟及韦、达两位弟弟,共计六人。”各娶妻室,繁衍后代,其中韦和达两位小弟在汉藏交界地方,娶了当地的达岱贡玛。(22)

这些记载不仅包含汉蕃同源的内容,也包含汉藏联姻的成分。

在与吐蕃有十分密切的族源关系的党项人那里,这一点表述得更加明确。在聂历山翻译刊布的西夏人追述先祖事迹的诗歌中,提到西夏(党项)皇族鼻祖“剌都”,而他的妻子是一位吐蕃姑娘,诗谓:“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传。繁裔崛出‘弥瑟逢’,出生就有两颗牙,长大簇立十次功,七骑护送当国王。”西夏文《颂师典》称:“蕃汉弥人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蕃地高高遥西隅,边陲蕃区有蕃字。”(23) 这里的“蕃”明言指吐蕃,而“弥人”则指党项人自己。是汉羌或汉藏同源的一个重要例证。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或简单地理解这种十分复杂的民族与文化上的关系,而应当从交流的角度出发,探索两者间的来龙去脉。

三、 悠久的文化联系

文献和古老的传说,还不是唯一的证据,考古材料对于说明上古时代的历史,具有同等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意义。

甘肃、青海地区,是中国新石器文化较为发达的一个地区,其中较知名的古代文化类型有:(一)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洮河、大夏河和青海的湟水流域。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生产以农业为主,陶器多有黑色花纹。因1923年初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二) 半山—马厂文化。1923年分别发现于甘肃和政半山和青海民和马厂塬。主要分布地区与马家窑文化相同,但是彩陶与之有别:半山的彩陶用红黑两色绘成,且有锯齿形镶边;马厂多用红色绘成,造型、花纹与半山相类。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以上两种文化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地方形式和进一步发展,从时间上讲,晚于中原地区;从路线上看,表现出由东向西的传播脉络。故马家窑文化也被学者称作“甘肃仰韶文化”。(三) 齐家文化。是铜石并用时代的一种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1924年初见于甘肃和政齐家坪。分布地区同前,东及渭河上游。石器为主,已有红铜器,陶器以细泥红陶与夹砂红陶为主,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双耳罐。接下来就是原始社会晚期的青铜文化,有两种:(四) 辛店文化。初见于甘肃临洮辛店,主要分布地区也为甘肃洮河中下游、大夏河和青海湟水流域,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纹饰多为雷纹、宽条曲折纹、羊角形纹等。年代约在公元前1000年,约当周代。(五) 寺洼文化。初见于甘肃临洮寺洼山。主要分布在甘肃洮河上游一带。以马鞍形口陶罐为主要特点,已有铜器,约当周代,与氐羌有极密切关系。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虽多以农业为主,但都存在着游牧文化的成分,而且愈往西色彩愈浓,双耳罐、动物纹饰等。(24)

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古老文化向甘青地区传播的痕迹是鲜明的。而另一个同样鲜明的文化传播脉络,则是甘青地区古羌人南下,与西南地区土著形成了“西南夷”,他们所经由的地区被学者们称作“民族走廊”。(25)

甘青地区古代文化沿民族走廊南下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甘青彩陶文化传入西南地区。中国考古学者在岷江上游及其支流杂谷脑河流域两侧的黄土台地上,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以石斧、石锛、石凿等为主,在汶川县姜维城及理县薛城区等地,还发现完整的彩陶容器和彩陶残片、泥质红陶、夹砂灰陶等,为手工制作。陶质细、火候高。据学者研究,基本属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陶器类型,而且陇西、陇南与四川理县、汶川的同类陶器,从器型到纹饰均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26)

其二,氐羌人南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古代甘青地区的氐羌等族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或者受到中原王朝向西移拓土扩疆的影响,曾有一大部分沿青甘川滇藏民族走廊南下,进入今川西、滇西北、藏东等地区。以此之故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都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遥远的甘青地方。学者们甚至把古代云南的“滇人”视作汉晋时代的“叟人”,并归之于由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27)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最为直接的自然是羌族了。他们还有文献记载先祖从世居的赐支河曲(今青海海南)迁往岷江上游的历史,这就是羌族的《太平经》(即《车经》),内称羌人先祖车几葛布生来好战,在十三岁时从赐支南下,一路作战,来到岷江上游地区。(28)

而成为他们作战对手的,很可能正是与他们命运紧密相关的氐人,两者生活方式不同,羌人以游牧为主,而氐人以农业为主,大约同期沿民族走廊南下,双方为争夺良好的生存环境,而发生武装争斗。这段经历也保存在他们《羌戈大战》的故事之中。

由民族走廊南下的古羌文化直接传入今西藏地区。昌都地区的卡若文化即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卡若文化遗址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两次发掘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包括房屋、道路、灶台、灰坑等。发掘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366件、陶片2万余、骨器400多件。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与陶器并存,陶器均为小平底器,以罐、钵、盆为基本组合,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三角折线纹为母体花纹,以石块为建筑材料,有大量谷灰和粟粒出土。其年代分二期三段:早期前段距今4955±100年(树轮校正5555±125年);早期后段距今4280±100年(树轮校正4750±145年);晚期距今3930±80年(树轮校正4315±135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该遗址放射性碳素标本的测定结果,它属于新石器时代。(29)

卡若文化与民族走廊地区的古代文化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如与大渡河流域汉源狮子山遗址、澜沧江流域云南福贡、云县的石斧器物,安宁河流域西昌礼州遗址和云南龙川江流域元谋大墩子遗址等均具共同文化特征:石器工具(斧、锛、刀)、夹砂陶器、器形纹饰等。同时,它还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等保持密切的联系,诸如打制盘状敲砸器、有肩石斧、切割器和细石器中的锥状石核、柱状石核,磨制条形斧、锛等,均与甘青新石器遗物相近,双方的陶器,无论从质地、纹饰,还是色泽均可相互认同。建筑方面也明显受到甘青古文化的影响。至于卡若遗址中的粟类谷物,则是明显来自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西传南传的产物。(30)

卡若文化作为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类型,既包括有黄河流域古文明,尤其是甘青地区古文化影响,又表现出地区特点,与西藏地区的古老文化联系紧密,是中原文化经甘青地区以及民族走廊西上高原的重要中介地或桥梁之一,发挥着积极的纽带作用。

中原文化与西藏地区的古老文化之间的联系是悠久而绵长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事实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说明:

其一,同属蒙古利亚人种,而且都与古羌人存在民族、血缘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通过卡若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者认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有可能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再接受其他的因素综合成的。”(31)

1958年在西藏林芝发现了古代人类头骨,1975年又在同一地区发现古人类头骨、石器和陶器,经考古学家科学测试与鉴定,其为蒙古人种。西藏藏族的形成是以新石器时代的当地古代居民为主体发展而来的,中国北方地区的蒙古利亚人种的渐次南迁西迁,并与当地居民融合,对于古代藏族人们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而且,从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藏族与西北、东北和华北的居民同属于一个类型。(32)

当然要证明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还不能仅仅依靠此来做出判断,而是需要多方面的大量证据。不过,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却是十分有力的。

其二,汉藏语同源问题。19世纪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说:“在没有书面文献以前,我们要找出任何民族的历史,语言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因为这个民族的宗教、风俗、法律和制度尽管起变化。而它的语言却常保存下来,虽然不是没改变。可是甚至在几千年后还可以辨认出来。”(33) 也就是说,语言的这种保守性使它有资格说明更早时代的历史或文化的存在与联系。如众所说,汉语和藏语共同构成一个语系即汉藏语系,有许多共同特点:在语音上,除少数语言外,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语法上,均以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词序比较固定;在词汇上,二者主要由单音节的单纯词和多音节的复合词组成。(34) 共同的语言系属说明汉藏两族皆有过共同的历史命运或紧密的文化联系。

汉藏同源问题一直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论题,有学者从古代传说入手探讨汉藏两族在民族上和语言上的联系,认为炎帝和黄帝是从一个母系民族中分出来的两个部族,他们分别从今陕西、宁夏等地东迁形成华夏族,留在西北未东迁的姜部族即是羌,依然过着游牧生活,因而羌人在唐朝所建立的吐蕃王国是与“原始羌-华夏族”密切相关的。(35)

人们认为,古代汉藏两族的语言文化联系,一方面是十分密切的,它既包括古羌是汉族藏族重要来源(藏族尤甚)的内容,又包括后世羌人与中原地区连绵不断的迁徙和文化联系,另一方面汉藏(羌)古代文化的联系又是分层次的。

关于古代汉语的形成,以及它与藏语的关系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是说周朝是汉语发展的重要阶段,或者说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大致是可以的,本尼迪克特认为:“汉-藏语的成分只构成汉语的表层,而底层另有不同的来源。……周朝人可能操某种汉-藏语言,后来这种语言融合或渗入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汉-藏语言之中。”(36) 桥本万太郎则认为,汉语是周代开始从西向东发展的。(37)

前者否认商人语言为汉藏语,后者则承认商人语言是周人语言的东向发展之产物。但两者都承认周人所操语言为汉藏语,这自然本之于周人与“羌”的无所不在的血缘与文化联系。但是,从目前所见考古材料来看,青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以至旧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尤其是作为吐蕃人本部的今西藏山南地区的人类,他们是否与古羌人在语言与民族上完全相同?或者存在某种差异?这就包括着青藏高原地区内部的文化交流问题。

汉藏语言与民族同源问题,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它确实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肯定或否定它,都必须拿出充实有力的证据来,而不能信口判定是非。同样,论证古代藏族先民独自发展,也不能只凭感情用事,甚至不能仅从旧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史实中简单得出,因为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毕竟历时长久,而且极其复杂。西汉扬雄《方言》中的许多“关西话”语词,即包含了诸多的藏缅语词,“汉语中的藏缅语除了春秋时代的表层词外,往上推应当还有夏、商和西周三个时代的底层词、表层词和其他方式来的借词。”(38)

联系到昌都卡若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因素,也许汉藏语言文化之间的联系还可以继续上溯数百年、上千年。至于后世,由于秦汉及隋唐王朝均定都西北,接受或与西羌文化交流的机会是很多的,被吸收的羌文化又以“官方”文化的身份影响及于全国。《广韵》说:“爹,羌人呼父也”,这一称谓早已为汉族所接受,它可以说是汉藏语言与文化上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点说明。古代汉藏语言、民族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必将会有更丰硕的成果。(39)

四、 高原文明的抉择趋势

古代青藏高原地区的羌人或者吐蕃先民,尽管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及汉族发生过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毕竟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走过了独具特色的历史进程。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同时接受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地区的外来影响,更兼之以高原人先民聪明的创造,使高原文明独具魅力。是以吐蕃人及藏族为主的高原各族人民创造出了青藏高原的古代文明,也是这种文明促成并维系了吐蕃这个勤劳而智慧的民族。(www.xing528.com)

吐蕃文明的抉择趋向,是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问题,学术界已有专文探讨它的东向发展问题。(40) 我们在这里略加申述。

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人的目光是投向四方的,这包括南亚印度、尼泊尔的佛教文明,中亚、西亚的波斯文明和突厥文明,以及东、北部的大唐文明。但是,吐蕃文明后来东向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确实有各种因素,值得深思。今择其要者论述如下:

其一,青藏高原地区古代先民,以及古代文化与中原地区传统联系的影响。我们上文已谈到了上古时代青藏高原地区与黄河流域地区存在人种、民族和文化上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没有断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我们可以说,这种联系是全方位的和千丝万缕的,很难割舍。吐蕃王朝的建立和强大得益于这种联系,也扩大了这种联系。它自然会影响到吐蕃文明东向发展的趋势。

其二,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技术手段落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强,地理环境直接影响到文明发展的程度、规模、趋向和风格。青藏高原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高山大川的环抱,使它独有一块相对封闭的天地,具有能够形成一个高原风格的文化氛围。而青藏高原的地势特征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文明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南部、西南部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系,和与之相连的西部、北部喀喇昆仑山、昆仑山脉,阻隔了与外界通畅交流的道路,西南高峻、东北部相对低缓,使高原文明能够向中原地区敞开心扉。

其三,青藏高原地区的游牧经济和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之间的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别而引起的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促成了高原文明的东向内倾。关于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以及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之间贸易的重要性,或者说是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性,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述,这种情况既适合于中原与北方蒙古高原地区之间,也适合于中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经济上的联系或依赖性,推动了高原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内倾。

其四,高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非排斥性,以及中原文明广阔的包容性,使高原文明易于内倾,而中原文明也易于容纳高原文明。中国古代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家讲求“中庸”,讲求“仁”,宽待他人,这与某些排他性极强的宗教有所不同;除了儒家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包括本土的道教文化和外来的佛教文化,它们与儒家文化能够相对平和地相处、相容。同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既是在不断吸收各兄弟民族文化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本身又包括各兄弟民族的古代文化,因此它的胸襟之广阔,使高原文明的东向发展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其五,青藏高原周围的环境,以及在与周边古文明比较中中原文明所具有的优越性,促成了高原文明的东向内倾。诚如笔者所指出的那样,青藏高原周边三大文明对青藏高原的影响力度都是大小不同的:“两河流域的影响较印度文明为小。而黄河流域古文明及中原地区的汉族文明的影响又远大于印度文明。”(41)

波斯文明作为古代中亚西亚地区的灿烂文明之一,曾深刻地影响过吐蕃的早期文明,尤其是象雄文明。但中亚地区频繁易主,使这一地区的文明传统时断时续各不相同;印度的佛教也全面地影响了吐蕃佛教的前弘与后弘,但是,当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军队占据中亚和南亚西北部时,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改换了颜色,古印度闻名于世的佛教文化甚至丧失了传统。对于南、西、北三面包围着伊斯兰教文化的吐蕃佛教文化而言,东向发展是其唯一的出路。而中原文明持续不断地存在与发展着,也持续不断地影响着青藏高原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明。(42) 它同样影响到高原文明的东向内倾。

综上可见,青藏高原古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巨大凝聚力。

在高原文明抉择发展走向方面,中国境内的其他兄弟民族发生过积极的影响作用,诸如吐谷浑、党项、突厥、回鹘、南诏,以及后来影响更为巨大的蒙古、满族等,在复杂的民族文化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吐蕃是由许多民族共同体成分组成的。这一点正像汉族一样,而其在唐蕃之间的许多民族,他们是两属的,即有一部分属于吐蕃,有一部分属于唐,或者既属于唐,又属于蕃。最典型的例子要算吐谷浑、党项和民族走廊地区的诸部羌人了(唐人因其两属称之为“两面羌”),他们在唐蕃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像润滑剂,发挥推动作用。这种交流是充满活力的,这就使唐蕃之间在军事对抗时有密切的联系,而不是简单的对立或断绝联系。

在唐蕃文化交往中,河西走廊与民族走廊地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作为吐蕃文明东向发展的前沿地带,前者是东、西方文化联系纽带——丝绸之路上的一段要关,后者则是中国古代民族南北迁徙及相互融合的坦途,吸引着吐蕃文明的介入,并调节着吐蕃文明的色调,进而推动其加入中华文明这个大熔炉。

由于吐蕃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原文明密切相关的,因此,它的东向发展并不是始自唐代或一蹴而就,而是由来已久。尽管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在不同时间里幅度有大小,速度有快慢,但一直持续着。就青藏高原地区而言,这应该归功于吐蕃先民——高原上的各个部落。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中央王朝即在民族走廊地区“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43) 。已把政治影响施加于高原地区。至隋炀帝时期,丝路畅通,据裴矩说,“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44) 。这里赫然提到青藏高原上的东女国和“随其所往,诸处得达”的交通状况。这些都为吐蕃文明迅速发展及内倾中原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原载《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第4期

(1) 杜佑:《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西戎二·吐蕃》。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3) 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4) 《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西戎二》。

(5)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东女国》;卷一九八《西戎·党项羌》等。

(6)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

(7) 《旧唐书》卷一九七。《新唐书》卷二二一。

(8) 《隋书》卷八三附国。《北史》卷九六附国。

(9) 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10) 〔法〕石泰安(R. A. Stein):《汉藏走廊古部族》(Les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etaines Legendes,Classificaltions et Histoire,Presses Universiaires de France,1961,Paris.);耿昇汉译本《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81页。

(11)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12)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页。

(13) 恰白·次旦平措:《聂尺赞普本是蕃人》,敏学译文见《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

(14)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7—158页。

(15)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陈庆英等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16) ④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

(17)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18) 恰白·次旦平措:《论工布地区第穆摩崖文字》,何宗英译,《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

(19) 岑仲勉:《随书之吐蕃——附国》,《民族学集刊》第5期。

(20) 任乃强:《附国非吐蕃——与岑仲勉先生商榷》,原载《康藏研究月刊》第4期,后收入《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

(21) 〔法〕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耿昇译、王尧校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22)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13页。

(23) 聂历山:《西夏语文学》,莫斯科,1960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6页。

(24) 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25) 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中《吐蕃与中原交往的通途——民族走廊》一章所引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126页。

(26) 童恩正等:《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27) 尤中:《魏晋时期的“西南夷”》,《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

(28)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7—169页。

(29)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霍巍:《论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

(30)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31)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32) 李希光:《山顶洞人是藏族、汉族的共同祖先》,《人民日报》1989年4月18日第4版。

(33) 见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03页。

(34)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13页。

(35) 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36) 〔美〕P. K.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1984年,第181页。

(37) 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38)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问题研究》,《民族语文》1996年第2期。

(39) 关于汉藏同源词研究,参阅〔美〕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一书,潘悟云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

(40)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 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42) 同上书,第21页。

(43)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

(44)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