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研究

波斯古教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通过古代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汉文史书称其为祆教、火祆教或拜火教等。1923年,陈垣先生发表《火祆教入中国考》,确认“火祆教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其始谓之天神,晋宋以前无闻也”,中国之祀胡天神,自北魏始。(1) 该书成为奠基性的力作。时间过去了70余年,学者们也为此做过多方面的探索,并进一步确定:祆教入华应早于“北魏南梁”。但是,在根本性的问题上,仍无长足的进展,例如祆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以及其流传情况依然不明,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文献的极度匮乏。由此看来,(1) 祆教入华问题的研究依然是一个坚固的堡垒,短期内还难于攻克;(2) 我们也许有必要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料和信息,迂回前进。

本文即试图对汉文中“祆”字的读音和来源问题,及其与藏文中的“(gshen)”和波斯语中的“(sanavee)”字的关系问题略加考释,冀有助于祆教入华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

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后,以它的拜火事天神仪式而闻名于载籍。《魏书》卷一〇一记:“(高昌国)俗事天神。”(2) 《魏书》卷一〇二记:“(焉耆国)俗事天神。”“(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神龟中(518—519年)其国王居和多遣使上书贡物。”(3) 《梁书》卷五四记:“滑国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天监十五年(516年),其王始遣使献方物。……其国事天神火神。”(4) 陈垣先生说:“天神云者,以其拜天也;其实非拜天,不过拜日月星辰耳,日月星三光皆丽天,拜日月星无异拜天,故从中国名谓之天神;继以其兼拜火也,故又谓之火神天神。”(5) 由于佛教也有天神(Deva)信仰,那么,早期汉文史书对琐罗亚斯德教的表述显然还不够准确贴切,同时也并不统一。故此,学者们对吐鲁番文书中的高昌“天神”之名产生不同解释。(6)

但是,自从“祆”字出现,并用来指称琐罗亚斯德教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祆”和“火祆”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专有名词,且被史家广泛采用。可见,“祆”字的来源、含义等必有内容,值得深究。

“祆”字之见于字书者,始于梁大同九年(543年)顾野王所撰《玉篇》,内有“祆,阿怜切,胡神也”之释词。陈垣先生认为:“《玉篇》之祆字,只可认为唐上元元年甲戌(674年)以后孙强等所增,实非顾野王原书所有。……《玉篇》示部凡百四十五字,据明永乐本,祆在最末之十六字中,据泽存堂本,则祆在最后八字,其为后增,固有可信;证以近年敦煌发现唐人手写陆法言《切韵》,亦可为唐以前字书无祆字之一证。”(7) 明代方以智《通雅》卷一一说:“按此字起于唐,既通西域,因其言而造祆字。”此说为学者们所赞同②,表明“祆”字为唐人所造新字。

“祆”的读音和释义,各种字书多有差异。读音有“阿怜切”者(《玉篇》新附字);“火千切”者(宋代徐铉《说文》新附字);“呼烟反”者(8) ;“呼烟切”(元代杨桓《六书统》卷七)和“他年切”、“馨烟切”(司马光《类篇》卷一);“呼朝反”(9) 等。它与古已有之的“祅”(读如yao)字断然有别。正音应读“呼烟切”即“xian"。

祆的词意,有“胡神”(《玉篇》、《说文》新附)、“胡神官名(品)”(行均《龙龛手鉴》卷一)等。司马光《类篇》卷一谓:“祆,他年切,胡谓神为祆;又馨烟切,唐官有祆正;文一,重音一。”辽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九称:“祆,呼烟反,胡神官名。方言云,本胡地多事于天,谓天为祆,因以作字。”元杨桓《六书经》卷七谓:“祆,呼烟切,胡神也。又胡谓神为祆,关中谓天为祆。”明方以智《通雅》卷一一说:“祆神,即迻称天神也。字从天,误作祆从夭,故张有、戴侗辈皆以、祆、妖、合为一字。按此字起于唐,既通西域,因其言而造祆字。汉时佛法西来,祆字未立,唐玄奘有《西域记》,始详其法,故徐铉补之。”清《康熙字典》祆字注引《说文》“关中谓天为祆”,此同样为后世增补版本。

据上所引,祆字的释义,存在这样几种情况:(1) 胡神;(2) 胡神官名(品);(3) 天;(4) 胡谓神为祆;(5) 关中谓天为祆。

祆指胡神,各书大多一致认同,称“胡神官名”或“胡神官品”者,当就唐代设有“祆正”、“祆祝”(《通典·职官典》)而言。而祆教的主要内容是拜火、拜日月星辰,后者即拜天,祆指胡天神古已有之。看来,以上各书的表述尽管有细微的区别,总体上并无大的矛盾。但是,祆字是唐人新造之字,它的依据是什么?是“胡谓神为祆”呢?还是“关中谓天为祆”呢?这却大不相同。也就是说,“祆”字是外来语之读音,还是关中方言?必须明辨。

陈垣先生说:“关中谓天为祆,语见于此(即杨桓《六书统》卷七的说法——引者),《康熙字典》谓其出于《说文》,谬也。今粤中天字,亦有呼烟切,如吾乡新会及西江一带各县是也。唐人以祆表西域天神,杨桓言胡谓神为祆,亦近臆断。”(10) 唐关中语及粤中语容或读天如祆,但还难以推定此说即可成立,或者“胡谓神为祆”无据。况且,杨桓只是罗列了并存的两种说法,正确与否还有待人们举证明辨。

我们认为,“祆”字可能是一个外来语,具体说,是一个波斯语词译音。理由是:

(1) 祆字的产生意义重大,诚如陈垣先生所说:“未造祆字以前,诸书悉以天神二字代用,既有祆字而后,诸史西域传悉用祆字,不复称天神。其仍称天神者,必另有所指,非火祆也。如两唐书大食国传之天神是。”②说明造“祆”字以表琐罗亚斯德教,是长期认识的结果,而且是十分科学的,遂能获得广泛认同。若未得其实,则在该教建寺长安,广为传播的时候必有通人针砭其谬,以正视听,事实并非如此。新造“祆”字符合怎样的条件才称得上是科学的呢?或者说它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只有当“祆”字的字形传达出汉字的胡天神的特征,它的读音和释义均有波斯语原词作依据,方能符合要求。如此推断不误,“祆”字很可能是一个波斯语借词(译音)。找到波斯语原词,至为关键。

(2) 通过前人的记载和研究,我们知道,“祆”字创自唐初似可无疑,而且,此字之创造与唐代高僧们的西游取经密切相关。前引明方以智《通雅》卷一一谓:“唐玄奘有西域记,始详其法,故徐铉补之。”虽然玄奘和弟子辨机所撰《大唐西域记》并未提到“祆”字,仍因故俗称中亚琐罗亚斯德教活动场所为“天祠”(11) 。

但应“详其法”,对“祆”字之造有所裨益。也知玄奘西行时,“祆”尚未造出,至少尚未通用。唐代僧人西行及与此同时的中亚胡商东来,对科学创造“祆”字以指称琐罗亚斯德教具有直接的影响。可以为之佐证的是,敦煌石室所出公元8世纪西行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该书称:“又从大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等,虽各有王,并属大所管。……又此六国惣事火祆,不识仏(佛)法。”(12) 通过唐代僧人西行亲历该教流行地区,完全能够对琐罗亚斯德教有更深入和明晰的了解,具体说,能够从波斯语中获得科学命名最直接的依据,从而新造出“祆”,并被广泛采用。

(3) 前引诸字书多有揭其渊源者,除了元代杨桓所谓“胡谓神为祆,关中谓天为祆”(此处有调和二说的意味——引者)之外,辽代希麟《续一切经音义》称:“方言云,本胡地多事于天,谓天为祆,因以作字。”此虽未明言何人谓天为祆,但据上文,当指胡地人,是胡人(波斯人)谓天为祆,唐人因以作字。方以智更明言:“按此字起于唐,既通西域,因其言而造祆字。”说明“祆”字之造,因循胡言,这里自然指波斯语。

(4) 琐罗亚斯德教为波斯古教,其他民族容或会有各种不同的称谓,但是,它的科学的称谓只能来自波斯语或相关民族的语言,而非汉语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关中“谓天为祆”遂造“祆”字,倒是具有更多的臆测成分。琐罗亚斯德教非关中民间信仰,即使关中谓天为祆,也只能算是偶合,据此称琐罗亚斯德教为“祆”,很难称得上“科学”,这和高僧西行详其教法而创造“祆”字,以及最终用“祆”来指称琐罗亚斯德教,且被普遍接受没有什么关系。

二

我们对汉文中“祆”字的读音和来源做了辨正,指出它是一个外来语,而且是一个波斯语词汇,而不是据关中语称天为祆新造的字。尚未明了“祆”的原词和本意。从目前所见到的汉文资料来看,还没有充足的资料作证据帮助我们弄清事实真相。我们不妨把眼光移向同样临接中亚、并与波斯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的西藏地区,关注一下藏文史料的相关记载,庶几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况且波斯祆教与西藏古代文化的联系,还是一个十分迷人的新领域。我们要面对的是西藏地区的原始宗教——本教(bon)。

据藏文史书记载,本教来自“大食”(stag gzig,即波斯);它的祖师是来自大食的辛饶弥沃(gshen rabs mi bo),或称敦巴辛饶(ston pa gshen rabs)。(13)

我们认为这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传入西藏地区有关,甚至可以说,本教是青藏高原地区的原始信仰在吸收并融合了琐罗亚斯德教诸多内容之后形成的,它与高原古代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4) 这里,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辛”(gshen)字。

gshen rabs mi bo(辛饶弥沃)意思是“辛氏人杰”,藏史又称其为“stonpagshenrabs”即“祖师辛饶”,谓其创立本教,是其祖师。可见,他是一位出色的传教士,而且是“辛”氏(gshen)的杰出的布道者。史称其门人与信徒为“辛氏”(gshen)。在古代吐蕃社会中,gshen(辛)即宗教祭司,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杀牲献祭,故有研究者认为,“辛”(gshen)是“献祭人”。(15)

敦煌古藏文文书对“辛”(gshen)及其活动多有记载。由此知,他们主要从事与杀牲、丧葬、祭祀等活动相关的法事。如敦煌藏文文书P. T. 1042,P. T. 239,P. T. 1134等卷子。据藏文文献《五部遗教》说:“世间辛有360种死法,4种大的葬法。”(16)

旅居意大利的藏族学者南喀诺布先生,依据本教有关资料认为:“所有世间辛之本,归结起来就是死法和葬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17)

可见,“辛”氏在古人最感困惑,也认为最为重大的死亡与丧葬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辛”(gshen)往往与“本”(bon)密切联系在一起,称“辛本”(gshen bon)。《后妃三园》即提到赤松德赞时,在丧葬与祭祀活动中职责不同的“辛本”与“楚本”(khru bon)、“祈祷本”(zhu bon)、“剖割本”(bshig bon)和“坟场本”(bse bon)、计数本(grang bon)等。他们共同完成庄严而神秘的杀牲祭祀活动。(18)

《王统世系明鉴》(即《西藏王统记》)也记载,在布德巩甲时已有雍仲本教(gyung drung gi bon),其教主是敦巴辛饶弥沃(ston pa gshen rabs mi bo),他出生在大食的魏莫隆仁(stag gzig vol movi lung rings)地方。他将本教的天界八部等一切教法译为象雄语,使之弘传。本教可分为9类,即因本4类,果本5类。因本4类为:囊辛拜推巾(snang gshen bal thod can)、朱辛拜春巾(vphrul gshen bal tshon can)、恰辛久梯巾(phya gshen ju thig can)、都辛春恰巾(dur gshen mtshon cha can)等。囊辛拜推巾做卜卦祈福、祷神乞药、增益吉祥、兴旺人财之事;朱辛拜春巾做息灾送病、护国奠基、祓除一切久暂违缘之事;恰辛久梯巾做指示吉凶、判断是非疑惑、预测未来祸福之事;都辛春恰巾为生者消除违碍,为死者主持丧葬,为幼者驱鬼,并上观星象,下伏地魔。(19)

这里的囊辛(snang gsheng,光明之辛)、朱辛(vphrul gshen,幻化之辛)、恰辛(phyag shen,占卜辛?)和都辛(durg shen,坟场辛),虽然各有分别,职事不同,但都是“辛”(gshen)即祭司,都包含在“本”(bon po)的范畴之内,而且均属“因本”(rgyuvi bon po)。同时,也可以看出作为巫师和祭司的“辛”(gshen),其阵容之庞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之重要。

“辛”(gshen)以杀牲献祭、负责丧葬仪轨为主,又不以此为限,上则参预护持国政,下则为人祈福驱邪、占卜吉凶,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为祭司的“辛”的特殊职业性质,在藏文中也留下诸多痕迹。我们注意到,与“辛”(gshen)相关(同根)的词汇有:表示死亡的“gshin”,如gshin dkor(超荐财物)、gshin gyi nags(坟墓、尸林)、gshin dge(超荐法事)、gshin chog(超度仪轨)、gshin rje(死主)等;以及表示杀牲的“gshed”,如gshed ma(刽子手;索命鬼)等。前者说明“gshen”(辛氏)主死亡超荐等仪轨,后者则表示其与杀牲活动密切相关。

依据藏文史料记载,我们对“辛”(gshen)的内涵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印象:(1) 辛(gshen)是本教的祭司和本教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也是吐蕃早期“国政”的护持者,民间的巫师和精神指导者;(2) 辛(gshen)祖师“辛饶弥沃”来自大食,也即波斯;(3) 本教以自然崇拜为主要内容,煨桑祭天拜天敬神尤占核心位置。(4) 辛(gshen)的教主和该教既然来自波斯,在波斯语中应该能找到它的痕迹。

三

古代吐蕃的“辛”(gshen)和唐朝新造的“祆”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均来自波斯,且指波斯古教琐罗亚斯德教。(20) “辛”和“祆”或“祆正”等都有该教祭司的含义,均以祭天拜天为重要活动内容,这就耐人寻味了。我们认为,它们当有一个共同的波斯语源,这就是:“sanavee”“sanaviyyat”或“sanaviyye”。

“sanavee”的汉文意思是“二元论者”,“sanaviyyat”意为“二元论”,“sanaviyye”意为“二元论学派”。(21) 其核心内容即是祆教的善恶二元论。对此,福·斯坦因噶斯博士的《波斯语英语词典》释义更加明确,是持有二元论教义的、穆护(祆教)的一个宗派;“sanaviyye”即穆护(祆教)或二元论的宗派。(22) 它们的第一个音节或词根读作“san”。我们认为,它应是汉文中新造字“祆”和藏文中“gshen”的真正来源。

此外,在波斯语中,还有两个与“祆”和“辛”(gshen)音义相近的词,一个是(sheed),意思是:(1) 光、光亮、光辉;(2) 太阳。一个是(shin或sheyn),意思是“明亮的”、“晴朗的”、“蔚兰色的”等,均为修饰天空、光明的形容词。(23) 可见,在与汉文“祆”、藏文“gshen”同音或音近的波斯语词汇中,存在包含“天空”“光明”等释义的词汇。这些词也许与表示二元论的词汇有着相类的状况,即都与琐罗亚斯德教崇拜光明拜天祀神有关系。我们期望能在中古波斯语文献,即巴列维文献中找到更直接的相关资料,从而使本问题的研究能再深入一步。(www.xing528.com)

最后一点补充是,我们推测:指称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以“光明”与“天空”为特征的“祆”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原始神灵“辛”神(欣,sin)也许存在某种联系。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曾对以琐罗亚斯德教火、天崇拜为主要内容的波斯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辛”神原是游牧民崇拜的月亮神,由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要通过月亮盈亏来确定时间的推移与季节的变化,通过月亮的位置来确定星辰的方位,以便占卜吉凶祸福,从而发展为对月神“辛”的崇拜,并成为苏美尔—阿卡德时代乌尔城邦的保护神,由于其突出的地位,遂能与西巴尔城邦的太阳神一起为各个城邦所普通崇拜。更为重要的是,在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社会显赫的诸神中,主管太阳,担任神的法官,统管执法、惩恶扬善、主持正义等事务的太阳神尤塔(utu,阿卡德人称沙马什神),还是月神“辛”(sin)的儿子。(24) 于此知“辛”(sin)神地位之突出及影响之巨大。

在《新巴比伦诸王铭文集》中,有一段反映新巴比伦王纳波尼德修复西帕尔辛(sin)神庙经过的文字,文称:

我,纳波尼德,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全世界的王,巴比伦王,天下四方之王,埃萨基那与埃齐达的保护者。当我还在母腹之时,辛神(sin)和宁加尔神就决定把国家赐予我,信奉诸大神的、最伟大最强有力的人。

关于哈兰城的辛神(sin)庙埃胡利胡利,伟大的统治者辛(sin)历来心爱的居所,(后来)他的心抛弃了这座城市和神庙,使乌曼·曼达人崛起,毁坏了这座神庙,使它变为一片废墟。在我公正的统治下,诸大神和统治者出于对我的王权的喜爱,对于这座城市和神庙特别偏爱。

在我绵长统治的初年,伟大的统治者马都克(巴比伦主神——引者)与辛(sin),天上的群星和地上的砥柱,一起赐梦于我。马都克对我说道:“巴比伦王纳波尼德,套上自己的马匹运砖建筑起埃胡利胡利,让伟大的统治者辛在这儿有一座自己的居所。”……(25)

说明“辛”神(sin)在当时巴比伦诸神中的突出地位和广泛影响。在波斯帝国建立后,巴比伦直接成为帝国的辖土,原来广泛流行“辛”神(sin)崇拜的地区及文化,皆纳入波斯文化之中,并被善于吸收外来文明的波斯人加以吸收。“辛”神(sin)崇拜是否即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一部分,进而影响古代中国,也未可知。

原载王尧主编《贤者新宴》(1),北京出版社,1999年

(1)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初刊《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305—307页。

(2) 《魏书》卷一〇一,又见《北史》卷九七。

(3) 《魏书》卷一〇二,又见《周书》卷五〇,《北史》卷九七。

(4) 《梁书》卷五四,又见《南史》卷七九。

(5)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

(6)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唐长孺:《新出吐鲁番文书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简介》,《东方学报》(京都)第54册,1982年。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陈国灿:《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同的流行》,《魏晋南北朝史资料》第9、10期,1988年等。

(7) ②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

(8) 辽代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九。辽代行均《龙龛手鉴》卷一。

(9) 清武英殿本《通典》卷四〇《祆正注》。

(10) ②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

(11) 玄奘、辨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57—59页。

(12) 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118页。

(13) 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57页。

(14) 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55页。

(15) D. L. Snellgrove,H. E. Richardson,A Culture History of Tibet,p. 52, London, 1968.

(16) 欧坚朗巴掘自雅隆石窟:《五部遣教》(藏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95页。

(17) 南喀诺布:《南喀诺夫选集》(藏文),中国藏文出版社,1994年,第233—459页。

(18) H. Hoffmnnn,Symbolik der Tibetischen ReligionenunddesSchamanismus,p. 83, Stuttgart,1967.

(19) 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57—58页。

(20) 张云:《波斯祆教与西藏本教的关系问题》(待刊稿)。

(21) IO. A. Pyбиичик,∏ерсидско⁃pycckиǔ Словаръ,Издатлство “русскии Языk”,Москва, 1983.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波斯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

(22) F. Steingass,Ph. D. Persian⁃Englishdictionary.

(23) Ю. A. Pyбиичик,∏ерсидско⁃pycckиǔ Cловаръ.

(24) 吕大吉:《古代巴比伦宗教》,见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17—19页。

(25) M. A. Короствиев,хрестоматuя По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здателъивство “Bысшая Школа”,частъ 2,C. 17,Москва 1980;汉译文见李铁匠选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上古史部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