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鸣区革命老区发展史：县委武装重建与地下交通联络

四坡起义失利后，中共右江地委和武鸣县地方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并未停止。

1947年11月，右江地委副书记余明炎派果德中心县委书记陆明才返回武鸣整顿党组织，同时以革命同盟会形式组织群众，主要在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中组织革命同盟会，进行反征兵、征粮、征税等反“三征”运动，开展武装斗争。随后，今属城厢镇的夏黄、从广等村、双桥镇的杨李、合美、孔镇、腾翔、伊岭等部分村屯都相继成立革命同盟会小组，成为当时中共武鸣县地方组织领导下农村唯一的革命群众组织，以打倒蒋介石，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为目标。次年冬，部分村屯在革命同盟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革命小组。之后，又为农民协会（下文简称“农会”）所取代。

1948年3月，正式成立武鸣人民抗征团，洪田任团长、黄炯钊任副团长，李东明任政委。1948年3月，中共右江地委书记区镇在武鸣县夏黄村召集余明炎、陆明才、洪田开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二月指示信”精神，总结桂西起义的经验教训，克服起义受挫后产生的消极情绪和收山思想，按照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放手小搞”的指示，继续组织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同月，在邓广、太平、双桥一带组织22人的县武工队，在9月改为游击中队，11月又改为游击大队，下设4个中队，计180余人。

1948年5月，为发挥非中共人士在反“三征”中的领导作用，洪田主持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由洪田任主任，非中共人士黄炯钊以及黄利元、罗炳忠为副主任。

在此前后，国民党武鸣当局对武鸣人民武装队伍的存在十分恐惧，于1948年5月17日派保安团队1000多人同时围攻邓广乡的夏黄、三联3个村，连日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中共武鸣县特支成员有的离开武鸣，有的放弃领导，个别的则向国民党县当局“补点名”（即向当局登记，表示“守法”）。县特支因此丧失领导作用，后在洪田、黄炯钊、黄成豪率领下，武工队辗转果德游击根据地后回到邓广乡，先后处决民愤极大的该乡税务员梁禧年、乡长黄荫烈，重新打开武鸣人民武装斗争新局面。1948年10月初，余明炎自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返回右江地区。中共右江地委在那马县州圩乡天鹅寨召开扩大会议，由余明炎传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八月指示”。会后，由余明炎主持成立中共武鸣县委员会，书记李东明，委员洪田、石怀瑜、黄建东、黄成豪。武鸣县委成立后，随即成立中共武鸣县南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韦宗遗。1949年4月后，任黄建宗为中共武鸣县南区工委书记，韦宗遗任副书记，委员李同锦、潘成活、李雄飞。1948年11月，主要在武鸣西区活动的县委书记李东明、委员石怀瑜在邓柳村吸收回乡知识青年邓克复、邓昆入党，并成立中共武鸣县中西区支部，书记石怀瑜。至此，在当时武鸣境内，在县委领导下，已经建立了1个区工委，3个支部。另外，在1943年武鸣“一·一五”事件后划归中共那武特支领导的四坡乡支部仍然继续活动。此后，中共武鸣县地方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武鸣人民抗征团继续组建、整合，至1949年10月，隶属中共右江地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指挥的武鸣人民抗征团，已发展为一、二、五、七及邕东大队5个大队，上江、南区2个独立中队，1个武工队（东区），共700多人。与此同时，为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中共武鸣县委建立的地下交通联络站也迅速发展起来。除了在1947年11月以前已建立的四坡、淝衡、里建、大皇后、夏黄、从广、板罗、杨李、头塘等站外，又建立了90多个站，形成了由伊岭上双桥、太平，接邓广，过三和，到里建，通淝衡，去果德，或由双桥接新周过河至大皇后，上里建，通淝衡、四坡、果德的地下交通联络网。南区的双桥、腾翔、伊岭、上江，中区的邓和、里建，西区的锣圩、英利等乡还开始建立农会和妇女会及民兵组织，促进了武装斗争工作的顺利开展。

图为武鸣人民抗征团部分成员合影（武鸣区史志办公室供图）

随着人民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打击和消灭反动当局的军事行动也在不断加强。仅1949年1月至4月，游击大队即先后5次袭击太平乡“保安促进会”委员、长安区署区长葛维廷率领的常备队，处决了县府密察员邓文兴、邓柳村村长邓业精、英利乡（今英圩）乡长李树廉等人，并袭击英利粮仓，将3万多公斤粮食分给贫苦农民。(www.xing528.com)

在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即将渡江及武鸣革命形势大好之际，武鸣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但不甘心就此失败。他们按照桂系“以桂西为最后根据地”的设想，加紧对武鸣地方游击队的“围剿”，并于4月下旬成立以武鸣专署专员姚止戈为首的“武鸣剿匪指挥部”，伙同广西保安第四团团长林图煊率该团6个连和国民党军二二九师在武鸣整训的一个团，以及武鸣县警察局、县常备队到锣圩、三和、宁武、太平、上江等乡“围剿”游击队，致使太平独立中队队长黄和日、上江独立中队队长何兆迎等数十人牺牲。

武鸣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的广大指战员。中共武鸣县委和抗征团当机立断，命令游击队化整为零，避开敌人锋芒，同敌人周旋于西区、南区、中区的丘陵和山区；声东击西，伺机打击和消灭敌人，使其基层组织瘫痪，士气低落。1949年4月30日，到三和乡“围剿”的县警察队刚离开，游击大队第四中队和三和独立中队立即于当天傍晚攻破三和乡公所，俘虏该乡乡长黄大沾和乡自卫队副队长杨秀源及自卫队员11人，打死援敌1名。6月底，游击队按照中共右江地委的指示逼近公路，伺机狠狠打击敌人。7月8日夜，游击队第一大队派出小股部队潜入腾翔乡公所，活捉并处决长安区署指导员马生棋。7月11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又与双桥独立中队一起，攻进腾翔圩，俘虏长安区署区长陆有庆带领的常备队60多人，而陆有庆逃脱，缴获长短枪60多支。同日，游击队第二大队在邕武公路二四亭至八桥之间伏击，俘获广西省绥署联络参谋唐定江。7月24日傍晚，游击队第五大队派一小分队化装奇袭里建乡公所，活捉并处决乡长黄基成，摧毁了里建乡政权。

武鸣反动当局“围剿”游击队未逞，反遭沉重打击，恼羞成怒，于8月7日纠集三三〇师九九团、武鸣专署独四营一部及县常备队共1500多人，大举向游击队主要根据地之一的农舻（属邓广三联村）进攻。并在邓广乡公所设立了“剿匪前线指挥部”，由武鸣专署专员邓健人、武鸣县县长王克夷坐镇指挥，妄图一口吃掉武鸣游击队主力。当时，驻农舻的游击队仅有第二大队的1个中队及其他中队的少数队员。但他们临危不惧，凭险抵抗，奋起阻击毙伤敌20多名。县委及抗征团团长洪田等人商定，采取“围魏救赵”方法，粉碎敌人围攻，他们指挥外围一部分游击队佯攻县城和邓广的“剿匪前线指挥部”，另一部分游击队则袭击双桥乡公所和县参议长黄朝琥的老家双桥乡坛雷屯，武鸣反动当局顿时感到四处受敌，且围农舻部队损兵折将，被迫仓皇撤出。

在7月初至9月中旬的两个月内，武鸣游击队十战十捷，共毙敌50多名，伤敌50多名，策动敌军起义、投诚50多名，收缴各种武器一批，沉重地打击了武鸣反动当局。随后，中共武鸣县地方组织率领地方游击队，向公路沿线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进军，迅速占领了除公路沿线少数乡镇及县城之外的广大地区，迫使国民党武鸣当局陷入政治、军事、经济全面崩溃的态势。

武鸣县游击队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队伍也得到发展壮大。原游击大队第一中队与英锣武工队合并成立第五大队，大队长危流馨，教导员邓克复，一批在战斗中经受考验的指战员和地下工作人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大多数中队和双桥、太平、伊岭、三和等乡都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为配合部队战斗和保卫根据地，各游击根据地都进一步建立和扩大不脱产的民兵组织。腾翔、伊岭、双桥等乡还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在群众基础比较牢固、党的革命武装力量比较强的双桥乡，则建立了乡革命委员会（乡级政权，主席陆启昭）。

国民党武鸣当局在遭到一连串打击之后，千方百计寻找游击队主力决战。1949年9月21日凌晨，国民党军三二九师师长、武鸣人戈鸣得到武鸣、上林两县当局的报告后，派出一个团突然包围驻马头圩的游击队第一大队、东区武工队和上林游击队陈衷部。武鸣游击队在突围中牺牲指战员6名，伤11名。上林游击队员亦有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