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瘟疫致命性高、暴发地点广、种类繁多复杂，因而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对时人的心态、国家的政局也都造成深刻影响。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北京一带盛行“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4]，“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5]。崇祯十七年（1644）秋，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市）大疫，病者“多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而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吊”[6]。
史籍中所记载的瘟疫远不只于此。明末诸多种类的瘟疫，多是当时人们根据患病者症状所命名的：
上文所述之“疙瘩瘟”，出现于北京等地，患者身上全身红肿，长满“血块”，严重者“发块如瘤，遍身流走”，“数刻立死”，[7]因此而得名。
“西瓜瘟”，出现于江苏地区，又名“瓜瓤瘟”，患病者胸口肿胀，“目赤肿痛”“呕血暴下”[8]，“吐血一口，如西瓜状，立刻死”[9]。
“羊毛瘟”，出现于崇祯年间的北京等地，患者胸口后背长出黑点，“如疙蚤斑”，黑点内有白丝，状似羊毛，“用小针于黑处一挖，即出羊毛一茎”，故名。有的患者身上的黑点甚至多达上百，能用针“取数百茎”的“羊毛”。[10]
明末瘟疫之所以对时人造成难以磨灭的印象，不只是因为各种瘟疫的致死性强，有的地区“瘟蝗沴厉，尸山血海，万死一生”[11]，“绝户”“灭门”之语数见于史籍；还有更令人们感到恐怖的，就是患病者的病状。患病者的身体几乎都产生了可怕的变形，患病后或是口吐如西瓜瓤的血块，或是背上长出“羊毛”。这些可怕的症状，带给人们的恐惧比战争、灾荒更甚，给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心态都造成重大影响。
瘟疫造成的恐惧，使百姓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在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百姓自然将这些病状可怖的恶性传染病归为超自然力量，从而诉诸鬼神。在“西瓜瘟”盛行的江苏，“巫风遍郡，日夜歌舞祀神，优人做台，戏一本费钱四十千，两年钱贱亦抵中金十四金矣”；人们为乞平安，祭拜瘟神，希望能逃出其魔爪，祭拜者人数众多，“日行街市，导从之盛，过于督抚”；吴江地区“一神甚灵”，甚至连当地县令都“行香跪拜”。[12](www.xing528.com)
巴蜀地区瘟疫盛行之下，民间开始出现传说：“时鬼魅昼见，与人争道；夜聚室中，噪聒不休。有梦魂魔者，人就枕，隐隐摄魂去，觉者疾呼，可活，少顷不救。抹脸魔者，黄昏时寒噤如冰，面皮自脱。二物来时，影形模糊，梦魂魔犹可赶逐，抹脸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13]这或许是由于患病者、病死者的状况而引发的传说。
崇祯十六年（1643），“河北传一小儿，见人白而毛，逐之入废棺中，发则白毛飞空几满”，不久后“羊毛瘟”开始迅速蔓延开来，传播至江南地区。当时民间认为，“羊毛瘟”来源于茄类植物，故有“无食茄食，食者必病”的传说，有人“以手折茄中分之”，发现茄中有“羊毛”，认为这就是导致瘟疫的“白眚”（不祥之兆、妖魔），并“断之以刀”。又有谣传，认为“羊，金也。金气伤，故羊祸转”，相传一种“釜底朱书”的道符，这种道符可“解疫生民短折，人主不能救，而天救之”，一时间“民争效之”。[14]但显然，这些做法不可能制止瘟疫。
总之，求神和谣言，都可见社会上下在面对瘟疫时的绝望心态。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信奉“天人感应”，认为各种灾害的发生都是上天的惩罚或预警，预示社会将要出现更大的动荡和灾难。瘟疫也是如此，历代的史书和地方志，均将瘟疫大规模暴发和流行的事件记入“灾异”“灾祥”“五行”等目录下，这同样反映出“天人感应”的思想。明末瘟疫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甚大，又恰逢明清易代的历史节点，更是使当时文人士大夫将其视为上天的警示。在明末清初的文人徐树丕的记述中，仅在崇祯甲申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年，北京暴发了“疙瘩瘟”、江苏暴发了“西瓜瘟”，各地百姓祭祀鬼神祈求保佑，徐树丕将这一年南北的大疫称作“甲申奇疫”，并叹道：“国将亡，听命于神，哀哉！”[15]很明显，徐树丕将明末的瘟疫与明朝的灭亡联系在一起。
而同时代的刘景伯在叙述巴蜀地区瘟疫时，更是认为：
终春秋二百四十年无疫瘟魔者，以予观遗书叙略，皆谓灾害为人事所致，信矣。孟子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习为之。今不责贪官污吏之横于上，而概谓顽梗难驯，是诬民 也。[16]
刘景伯直接把“疫瘟魔者”定性为“人事所致”，并指明“贪官污吏之横于上”，同样也是将恶疫与明末政治的腐败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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