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权与经济全球化

建立在庞大疆域之上的“王朝国家”，在进行统治时，自然是从全局的角度，而非一隅的视角。按照“木桶效应”，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短板而非长处，是决定国家安全，相应开展制度设计的历史决定因素。正是由此角度出发，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在出台制度、制定政策时，都将保障落后地区的社会安定，而非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考虑的重点和优先项，正因如此中国古代不同王朝在制定国家政策时，都呈现出滞后于发达地区的保守性质。在当前经济因素影响十分凸显的现代社会，我们可能会对传统中国的这一做法难以理解，甚至加以讥讽；但在当时这种做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合理方案。

明代中国的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虽然已经与早期经济全球化紧密联系起来，但更为广阔的其他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节奏，甚至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因此，明朝并未推动政权的整体变革，主动融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是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政权性质，维持着旧有的经济形式和农业财政。明代中国虽然处于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中心位置，但只是经济领域的一种自发联系，政权并未通过制度变革推动这一历史进程，也未吸收这一潮流所带来的经济财富，而是仍然在传统的财政体系中，寻找逐渐狭窄的历史空间。

不仅如此，明朝鉴于海外贸易会引发民众脱离国家控制，摆脱赋役体系，甚至在帝国边缘形成不稳定因素，甚至采取了长期禁止、打击海外贸易的政策，从而造成大量海外华人无法或不敢回到本土，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华侨。华侨现象一方面显示出中国的巨大经济实力和民间向外开拓的勇气，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明代中国无法将新生因素整合到体制之内，甚至将其作为体制的敌人，从而造成人才和资源的大量流失。

于是，明后期的中国，陷入一种张力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是以江南以首的南方地区发展出空前发达的商品经济，推动了社会的空前繁荣，将明代中国推向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却是明朝政权在边疆危机引发的财政危机下，采取加征农业税的方式，导致社会动荡和军民起义，政权瓦解，从而逐渐走入历史困境。一方面是社会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却是国家的日渐衰落；一方面是民间的新鲜活泼，另一方面却是政权的因循僵化。明朝就是这样，在最华丽的时候，轰然倒塌。“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11]，这是当时欧洲人，对于明朝这一当时国土最为辽阔、经济最为繁荣的庞大帝国的突然崩溃，由衷而发的惊诧和感叹，也是明朝难以琢磨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无穷思索。

【注释】

[1]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588页。

[2]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年四月己酉，第193页。

[3] ［明］赵世卿：《赵司农奏议·关税亏减疏》，载［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第4458页。

[4] ［明］萧良干：《拙斋十议·河西钞关议》，第23页。(https://www.xing528.com)

[5] ［明］叶向高：《后纶扉尺牍》卷五《答李懋明》，第649页。

[6] 赵轶峰：《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7]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第6741页。

[8] 如明代文人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就记载了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事迹：“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见［明］张溥：《七录斋合集》 卷一一，第220页。

[9] ［明］李贽：《焚书》卷一《答耿司寇》，第30页。

[10] ［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6页。

[11] 参见李伯重：《“天”亡大明：环境史与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清易代》，《灾害与历史》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