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

明代中国与近代西欧之所以呈现这种历史分途，与二者截然不同的体量规模直接相关。而以往的研究未能从这一视角深入分析，从而一直呈现出巨大的错位。

在19—20世纪社会科学形成之时，在不同学科呈现分化、独立的时代潮流中，萌发于德国的现代地理学却因为不合时宜地强调消除学科界限、综合不同方法，导致其学科地位大受影响，受到其他学科的普遍漠视乃至放弃，进而使时间而非空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考维度。同样，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也呈现出独重时间而忽视空间的“去空间化”（despatializing）取向。福柯在审视了近代历史研究取向和潮流之后，指出：“空间被当作是死亡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10]其实地理不仅是空间的舞台，更在历史中扮演着能动角色，甚至从长时段而言，决定着历史的基本走向。在一定意义上，统治是一门空间的艺术。伴随统治疆域的扩大，统治规模会呈现几何级增长，国家治理难度相应也会呈现几何级增加。

与在西欧诞生出来的近代民族国家不同，古代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长期保持了广疆域、多族群、多文化的“王朝国家”，具有辽阔的疆域和庞大的体量，相关制度都是基于这一体量之上，综合、统筹考虑而制定。相应地，对于古代中国的研究，不仅应从时间维度上，审视不同时代的“时差”，还应从空间维度上，从具有不同生态环境、历史发展的区域社会分别出发，审视不同区域的“域差”和互动，而非单纯地从某一区域社会出发，这样才可以得出完整而客观的历史图景。以往的中国历史研究，在审视中国历史时，大都并非从中国整体地理空间出发，而是从仅占中国一小部分空间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江南出发，强调这一核心地区对于中国历史的引领、推动作用；事实上，广大经济不及中原、江南那样发达的地区，甚至十分辽阔的边疆地区，一直在拖曳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步伐。不同地区历史力量的彼此牵制、相互抵消、来回互动，才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最终合力。(www.xing528.com)

对于明后期中国近代因素的历史审视，也应该从当时中国的整体背景加以考量。十分显然，前述这些历史变化基本发生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而不是普遍存在于其他更为广阔的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与热闹的江南相比，整个明代中国的国家面貌，并未实现整体变化。以江南一隅牵引庞大的中国，和英国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全国实现了整体动员相比，完全不可等量齐观。近代化在英国是惊涛骇浪，而在中国只是广阔大海的一片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