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明代中国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经济领域受此催动，产生出了一些新型的经济方式、社会现象和思想因素。在农业领域，江南地区已经出现大量“长工”“短工”等雇佣劳动者，而一些经营地主，开始投资于土地的开发、商品化经营并兼营手工业；玉米、花生、马铃薯、烟草等大量新品种作物，开始被引入中国，其中的商业作物推动了农业结构的变化，商品化程度大为提升。在手工业领域，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一带的丝织业中，出现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机工”和以投资丝绸生产获取利润的“机户”，开始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7]的雇佣关系。采矿业虽然屡受官府压制，但仍然在许多地区普遍开展起来。在社会领域，江南市民阶层开始发展起来，甚至出现反对阉党的民变事件。[8]在思想领域，包括东林党在内的众多士人，批判重农抑商，倡导重视工商业；以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高举个人主义的旗帜，主张“人人皆可以为圣”[9]。这种现象在国内史学研究中，被先后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近代化”。
事实上，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之中，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经济都会呈现相应的发展，市场也会逐渐走向繁荣，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水平、分工程度、社会结构、思想因素都会呈现相似的历史变化，但并非都指向资本主义，也并不预示着古代社会将向近代社会转化，只有当社会之中的新因素足以推动国家体系发生整体变化的情况下，一切的种子和萌芽，才会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否则只会像一朵浪花，注定被淹没在无垠的海洋之中。(www.xing528.com)
明后期的历史新因素，一方面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大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并非全新的历史变化；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层面确实发生了彼此关联的互动变化，这反映出在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逐渐被卷入世界的明代中国，在社会领域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化趋势，与同一时期的西欧文明呈现东西呼应的历史态势，这种历史新因素可视作近代因素。但历史发展的结果，最终显示出这种近代因素并未在中国发展起来并成为时代的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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