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宽阔而平坦的大河流域，中国发展起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小农经济，政权也相应建立在这种经济方式之上，以农为本，以农立国。而商业作为一种收益更高的经济形式，虽然能够带来社会财富，但由于流动性强，不便于管理，无法为国家提供直接所需的粮食和劳役，因此受到了历代政权的压制，“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国策。而中国古代虽然一直保持征收商税的传统，但“讥而不征”是商税征收中最为古老与核心的观念，其意便是设置关津并非为收取商税，而是为盘查行人，维护社会安全，而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
南宋和元朝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有所调整。南宋由于仅保有半壁江山，“南渡后经费困乏”，为了与北方的金元抗衡，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以获取经济收入，“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1]蒙古帝国管辖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在统治方式上，呈现了内亚游牧文明、儒家农业文明、伊斯兰商业文明并用的混合特征，借鉴伊斯兰商业文明远洋贸易的历史传统，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因此，在这两个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之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来源于商税。尤其是北方族群建立的蒙古帝国，相对更能突破农业经济体制，在商税开源、征收和利用方面，走得最远。
朱元璋出身于落后的淮河农业地区，对于元代的海外贸易，并没有直接的体认。建立明朝之后，朱元璋重新恢复了传统的农业财政。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明朝开国前，朱元璋便确立了三十税一的轻商税政策。[2]有明一代的主流财政思想也一直坚持轻商税立场，以保持商税旧额，甚至减轻商税为主流观点。万历时期的户部尚书赵世卿等以“讥而不征”传统作为减轻商税的政策依据，认为“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多之于此，必损之于彼”[3]，即商业流通并未增加财富，进而主张实行节约型农业财政，而不扩大商业税源。(www.xing528.com)
晚明在边疆危局下，虽多次以各种名目加征农业税，即“加赋”，但商税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在国家财政体系中仍处于边缘位置。“一钞关所入，曾不足以当一下邑之赋。”[4]即使明末财政危机严重，商税加征程度仍十分有限。首辅叶向高对此解释称：
惟是加派一事，在今日民穷财尽，委所当蠲。然兵饷日增，司农束手，舍此之外，更有何策？征商一着，似亦可行。而议者惩于往事，莫肯任责。即毅然行之，而各处税关所入，不过数十万。今欲加征，亦不过倍原额而止，视加派之四五百万，远不相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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