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张璁的议礼主张逐渐获得世宗的采纳，不少官员开始站在张璁的一边。兵部主事霍韬、同知马时中、国子监生何渊、巡检房濬、礼科右给事中熊浃等人都纷纷上疏支持世宗。但杨廷和将这些官员纷纷贬黜，驱逐出朝，张璁便被任命为南京刑部主事。
十二月，世宗进一步主张在兴献“帝”“后”二字前，加“皇”字。杨廷和等人认为如果加“皇”字，世宗亲生父母便和孝宗夫妇处于同等地位，完全违背了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小宗观念，“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13]。杨廷和率领群臣，请求罢官辞归，以此要挟世宗。世宗无奈之下，加以折中，在嘉靖元年（1522）正月，称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亲生父母为“本生父母”，从而既表明了继孝宗之嗣，又仍然保留了本支世系。
当月，湖广巡抚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分别上疏，指出世宗应是继统而不继嗣，认为“礼本人情”，应该改尊孝宗为皇伯，而尊兴献帝为皇考，在宫中别立一庙，加以祭祀，这样能够兼顾“尊尊亲亲，并行不悖”[14]。杨廷和隐藏了这两份奏疏，并未送至世宗那里。三月，世宗正式为生父上封号，在《兴献帝册文》中，世宗本来想自称“子”，杨廷和不同意，世宗又提出称“孝子”，杨廷和仍然不同意，指出应称“长子”“本生”。世宗接受了这一方案。
嘉靖二年（1523），围绕安陆兴献帝陵寝祭祀礼仪，双方再起争执。杨廷和众人认为太庙用八佾，兴献帝祭礼应该减杀，“正统本生，义宜有间”[15]。但这一提议被世宗拒绝。因此，虽然兴献帝尚未被称为“皇帝”，但在祭祀规格上，已经与历代诸帝一致。
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并连同席书、方献夫奏疏的草稿，一同上呈世宗。在这道奏疏中，桂萼全面批判了杨廷和的主张，从孝道出发，指出孝宗有子，不应过继他人之子，故而世宗不应继孝宗之嗣；武宗遗诏传位于世宗，不应隔过武宗而直接追溯孝宗，故而世宗应继武宗之统；因此，世宗应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在宫中为兴献帝立庙祭祀。世宗接到这份奏疏之后，命群臣再次廷议。(www.xing528.com)
嘉靖三年（1524）正月，杨廷和鉴于世宗如果尊亲生父亲为皇考，将意味着自己一直以来的继嗣主张被完全否定，于是致仕回乡。但杨廷和的离朝并未使文官集团反对世宗的声音平息。吏部尚书乔宇率文官集团上疏，继续反对世宗的主张，指出：“必以孝宗为考，而后大宗为不绝。”[16]三月，世宗尊亲生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并在宫中立庙，祭祀生父。对此，吏部尚书汪俊表示反对：“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为本生父立庙大内，从古所无。”[17]世宗并不接受这一建议，罢免了汪俊。阁臣蒋冕拒绝按世宗的意愿拟写册文，同被罢免。为彻底平息反对，世宗又下令逮捕、罢黜众多文官。与此同时，世宗开始重用赞同自己主张的官员，将张璁、桂萼、席书、霍韬、方献夫召入京中任职，“大礼议”进入白热化阶段。反对世宗的一派，开始群情激愤，甚至打算仿照“土木之变”后，文官集团捶杀马顺故事，捶击张璁、桂萼。二人躲到武定侯郭勋家中，才逃过一劫。[18]
文官群体因世宗一意孤行要改称孝宗为皇伯考，采取了集体谏阻的方式。杨廷和的儿子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七月十四日，两百多名文官于是在左顺门外集体哭谏，“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19]世宗十分恼怒，将220人下于锦衣卫狱中，处之以罚俸、杖责、流放等刑罚，有17人被杖责而死。九月，世宗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正式宣称其是继武宗之统，而非继孝宗之嗣。
嘉靖四年（1525）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进一步奏请将兴献皇帝供奉于太庙。由于世宗之父并未真正做过皇帝，其皇帝之号只是世宗加以追崇的结果，世宗此举甚至连张璁、桂萼都表示反对。嘉靖七年（1528）六月，作为“大礼议”的盖棺论定之书，《明伦大典》编纂成书。该书全面记录了“大礼议”的过程，对议礼反对派——主张继嗣的官员群体——进行了集体定性，剥夺了众臣的官职，宣告了世宗的最终胜利。嘉靖十七年（1538），世宗最终将兴献皇帝入奉太庙，庙号为睿宗。至此，“大礼议”最终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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