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明朝朝廷的政治争论

即位仪式的争执，并非结束，而是开始。世宗决定追崇他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为帝，通过给其父确立帝位名分的方法，完全确立自己在朝廷之中独立的合法性，从而摆脱正德旧人的控制，开辟出由自己主宰和控制的朝政新局。对于世宗的这一主张，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与世宗及支持他的为数甚少的文武官员，形成持久而严重的政治冲突。由于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追崇兴献王的名号并制订相应的礼仪，因此史称“大礼议”。

即位之后的第五天，朱厚熜便命官员制订崇祀兴献王的礼仪。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杨廷和指出应按照历史上西汉定陶王、北宋濮王的故事，制订相关礼仪。汉成帝刘骜由于多年无子，将定陶王刘康的儿子刘欣过继过来，立为皇太子。成帝去世之后，刘欣继位为帝，是为汉哀帝。汉哀帝后来追崇刘康为恭皇。宋仁宗赵祯多年无子，将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改名赵曙，过继为子。仁宗去世之后，赵曙继位为帝，是为宋英宗。宋英宗为追崇生父，引发了朝廷之中巨大的政治争论，虽然如愿获得了追崇生父为“皇”的舆论支持，但最终并未实行，此事史称“濮议之争”。而这两件事的共同点是，汉哀帝的生父和宋英宗的生父均只是被追为“皇”而非“皇帝”，这代表汉哀帝和宋英宗二人仍在法统上自认是继先前皇帝之嗣。

杨廷和标榜这两个典故，立场十分清楚，那便是仍将世宗入即帝位，视作继孝宗之嗣。以他为首的文官集团，从而提出世宗应尊孝宗为皇考，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不过事实上，杨廷和这一主张存在巨大的漏洞。那便是汉哀帝、宋英宗的即位方式，与世宗的完全不同。无论汉哀帝还是宋英宗，都是在汉成帝、宋仁宗在世之时，已经完整地履行了过继、建储仪式。因此，先继嗣、后继统，毫无问题。但世宗与孝宗之间并不曾真正建立过继关系，二人之间所谓的过继关系，是杨廷和从世宗入即帝位的角度，进行的追溯认定。这不仅与汉、宋两朝故事不同，而且也与古代社会一般意义上的过继程序有所偏差。不仅如此，兴献王只有世宗一个儿子，为了在世宗过继给孝宗同时让兴献王也不断后，杨廷和又从别的藩王那里，追溯过继给兴献王一位继子。这种复杂的操作，不仅没有考虑到世宗对于亲生父母的感情，而且也造成了不同支系之间的混乱。这无疑让世宗难以接受，斥责道：“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7](www.xing528.com)

面对世宗的质问，杨廷和众人将当时奉为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作为议礼的依据。作为程朱理学的开创人之一，程颐曾经撰写过《濮议》，反对宋英宗追崇生父的主张。杨廷和众人鉴于这一主张契合于自己的立场，于是劝导世宗遵守圣人关于宗法制度的解释。对于杨廷和的立场，世宗并不认同，仍命群臣再议。从四月到七月，世宗君臣之间围绕这一问题反复较量，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进来，都站在杨廷和一边，劝谏世宗应抛去私情，感念获得皇位之恩，遵照已经确立的皇统世系，不要节外生枝。

正德旧人如此坚定而一致的立场，除了尊奉程朱理学的观念之外，还有现实政治的考虑。孝宗勤政有为，重用文官，弘治一朝被称作“中兴盛世”。武宗却充满主见，信任宦官、佞幸，文官集团惨遭打压。正德旧人不愿再看到正德乱世的重演，鉴于世宗颇有主见，又十分年轻，与武宗有些类似，从而打算在一开始便通过采取举朝重压的方式，迫使世宗同意继嗣，谨守弘治时期的朝廷制度，成为收敛个性、遵守规范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