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王阳明便表现出与一般士人不同的价值取向，他对当时士人热衷的科举考试保持一定的疏离态度。在中国古代，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为此读书人不惜十年寒窗苦读。但科举制度行之既久，逐渐呈现出僵化的弊端。明朝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由朱熹编订的四书是必考科目，而五经只需要选择一经。在这种制度规定下，明朝士人往往选择一经之后，便不再理会其他四经，每日背诵四书一经，不断演练科举范文，也就是“时文”，却对系统阅读、了解儒家知识体系不感兴趣，更遑论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了。明朝由此出现士人热衷科举，却不甚读书，甚至很少读书的矛盾现象。对儒家思想体系了解的缺失，使许多士人没有自身独特见解，只是在朱熹思想体系中寻章摘句，亦步亦趋。部分有见识的士人，不愿思想受到束缚，通过阅读儒家原典，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却往往由于与朱熹的经典思想相左，反而不容易在科举考试中成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不仅儒家学说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科举考试也逐渐失去本意，许多优秀士人不能通过考试被选拔，甚至有主动放弃科举者。
少年时期，王阳明便问塾师，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塾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表示反对，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1]明确表达了他将求学问道作为人生追求的价值取向。既然将通晓儒家学说作为志向和追求，王阳明便不将所学局限于程朱理学，在尝试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之法而未领悟道之精髓后，王阳明开始对程朱理学提出质疑。
事实上，这一时期王阳明想要学习的内容，并不限于儒家学说，还包括文学辞章、骑射兵法。文学辞章虽然是唐朝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但自宋朝以来，科举考试内容就演变为儒家义理，诗词歌赋成为士人在茶余饭后抒发闲情逸致的个人情趣，所受到的关注度大为下降。不过王氏家族作为书香门第，仍然对文学辞章很重视，王阳明也在这一家学环境之下，自幼便在这一方面表现出十分杰出的资质和能力，出口成章，更是在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www.xing528.com)
许多回忆王阳明的记述，都记载王阳明“喜任侠”，即热衷于骑射阵仗。王阳明这一爱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明朝在中期以后，逐渐进入多事之秋，不仅蒙古不断发动对明朝的进攻，内部农民起义也时常发生。面对日趋动荡的社会局面，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战争和武备。少年王阳明也察觉到了这种时势变化，于是经常与小伙伴一起演练两军作战。其实在这个年纪，每个男孩儿心中都有一个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的梦想，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只是王阳明借助家中藏书丰富的优势，得以遍读兵书，“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2]，从而培养出良好的军事素养。另外，王阳明的射术也很厉害，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后，武宗派遣平叛的京军将军许泰、监军太监张忠觉得王阳明抢了自己的功劳，就让王阳明在演武场上射箭，目的是让他出丑，结果王阳明一发中的，甚至围观的京军都叫起好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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