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长城修筑之后，边墙直接阻截了蒙古骑兵南下，营堡城寨控制了蒙古南下的交通要冲，墩台能够将蒙古入侵的消息传遍陕北地区，从而极大地加强了陕北地区的防御力度。由于榆林长城以较低的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套危机，从而在明中后期军队战斗能力逐渐下降的情况下，成为西北边疆乃至整个北部边疆明朝军队模仿的榜样，因此掀起了明中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历史潮流，呈现出与同一时期西欧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截然不同的历史取向。
但另一方面，长城作为一种防御设施，并不能主动、彻底地解决蒙古问题，明、蒙双方从此开始沿长城形成长期的南北对峙态势。这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为了守御漫长的长城防线，明朝不断增加兵力，从而给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长城边疆地区，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伴随越来越多的士兵驻扎于此，为供应士兵粮饷，明朝不断将北方民众大量招入驿站、后勤组织等机构，而为了加强民众的自卫能力，明朝不断号召民众修筑民堡、加强训练，从而使长城边疆地区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士兵、准士兵和民兵，社会结构越来越呈现“军事化”色彩。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越来越“军事化”的社会结构，使长城边疆地区宛如一座火山，随时都有大规模爆发，产生巨大破坏的历史可能。最终，明末陕北地区军民发动了起义，成为明朝政权的掘墓人。明末起义之所以率先发生在陕北地区，是由于这一地区是长城边疆财政危机最严重、社会结构“军事化”程度最深的区域，二者之间的张力宛如一把利剑，一直悬在陕北地区的上空。
与长城边疆其他地区相比，陕北地区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经常发生各种灾荒。早在榆林长城防御体系建立之初，陕西巡抚马文升便指出，榆林地区的财政状况若不改善，最终将会成为该地动乱之源。[12]而在这一最为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陕北地区成为长城边疆地区“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社会。榆林长期正面迎战河套的蒙古部落，不仅常年驻扎了七万余人的正规军，还是最早开始征召“土兵”加入军队的地区；在频繁的战争之中，军队战斗力十分顽强，榆林城也因其坚毅而被蒙古人称作“橐驼城”。[13](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陕北军民起义的主体人群，来源于榆林南部和延安地区。李自成是米脂县驿卒，张献忠出身于延安卫柳树涧堡（在今陕西定边县东南）。与榆林北部的正规军队无论如何尚有一定的粮饷供应，得以保障生存不同，榆林南部、延安地区的普通民众通过加入驿站、后勤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军事系统，但仍保持农民身份，他们“兵民参半，以饷为命，家无儋石，稍稍水旱辄肆攘窃，为隐忧焉”[14]，在遭受自然灾害冲击时，很难得到粮饷的正常供应。而陕北偏偏又是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这样，榆林南部、延安地区社会面临崩裂的风险，便远高于榆林北部。晚明朝廷为应对边疆战事，采取加派军饷的方式，对脆弱的陕北社会造成的冲击最为剧烈。延绥镇正规军队尚有军饷可以暂时支撑，而大量准军事人口却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于是他们只得铤而走险，一呼而天下应，成为灭亡明朝政权的主体力量。《明史·流贼传》评价道：“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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