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长城：明朝借陕西、山西民力修筑的二边长城

成化八年（1472），余子俊再次执着地提交“二边长城”修筑提案。这次，他首先攻击兵部主持的“搜套”行动不但劳而无功，而且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导致叛乱的发生，主张不如将“搜套”军队调回，修筑“二边长城”。

在政治舆论普遍反对“搜套”的背景下，宪宗派遣吏部右侍郎叶盛前往西北，实地察看到底哪种方案更好。白圭觉察到宪宗对于“搜套”的态度有了变化，故在叶盛回朝之前，主张立即开展“搜套”，但宪宗并未接受。

与此同时，包括镇守太监张遐、总兵官许宁、巡抚余子俊在内的延绥镇官员也发现宪宗态度出现变化，开始联合起来，请求暂停“搜套”，将军队调回。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负责“搜套”的官员王越也加入了进来，他指出：“士卒衣装尽坏，马死过半。请如前罢遣休息，令治装听调。”^[6]王越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搜套”长期无果，他自己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三月，叶盛到达榆林之后，认识到明军在现有战斗力、后勤补给状况下，与鞑靼作战存在很大风险，应首先加强防御，从而与“搜套”官员代表王越、延绥镇代表余子俊联合上奏，一致主张借助陕西、山西民力，修筑“二边长城”。对于这次更大规模的边墙动议，白圭仍持反对态度，主张“搜套”成功之后，才能修筑边墙。

当月，继联名请求修筑边墙之后，叶盛与“搜套”官员王越再次联名上奏，以河套地理旷远为由，请求停止“搜套”，将“搜套”兵力分驻于榆林各营堡。九月，余子俊也再次上奏，认为“今山陕之间，旱雹所伤，秋成甚薄……财力困穷，人思逃窜”，因而请求尽速“铲削边山”，修筑边墙。^[7](www.xing528.com)

对此，白圭仍表示反对，他的意见是如果鞑靼能够出套入贡，便可以考虑修筑边墙。但宪宗对于西北危机已急不可耐了，直接说道：“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治。虏酋如不来入贡，亦不必遣人招之。”^[8]也就是说不管鞑靼是否出套入贡，明军是否仍需“搜套”，都必须尽快修筑边墙。

令白圭意想不到的是，“搜套”总兵官赵辅在巨大压力之下，也转向边墙方案，并综合了“大边长城”“二边长城”两种思路，主张在宁夏镇的河套南缘地区修筑“大边长城”，在延绥镇的白于山修筑“二边长城”。对于赵辅的立场变化，白圭十分恼怒，认为他“首鼠两端，自揣事势不支，欲推避之计”^[9]。而赵辅也干脆豁了出去，与白圭展开了辩论。他指出“搜套”行动不仅代价巨大，而且难以实现：“大军所至，刍粮缺供。况山陕荒旱，众庶流移。边地早寒，冻馁死亡相继。彼督饷者惟恐缺食，典兵者惟欲足兵，民事艰危，所不暇恤。”中央主张“搜套”的官员，不过是“或泥于兵法，或狃于传闻，不失之易，则失之迂，卒欲举行，未见其可”。因此赵辅请求命延绥镇、宁夏镇、陕西巡抚“乘春凿山筑墙，以为久计”，至于“搜套”军队“势既难行，事殊无益”，应调回各地。^[10]

宪宗已经认可边墙方案，白圭在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下，只能在表面上同意，不过仍坚持“搜套”方案，并以刘聚取代赵辅。在宪宗的旨意下，余子俊征发五万民众，铲削山体、构筑长城。但由于旱灾的缘故，长城的修筑曾一度中断。成化九年（1473），“搜套”总兵官刘聚也转向修筑边墙方案，请求命余子俊继续修筑。此时，王越最终取得了“搜套”行动的胜利。而白圭由于母亲去世，回乡料理丧事。左侍郎李震代掌兵部，最终同意了修筑边墙方案。成化十年（1474），余子俊最终修筑了“大边长城”“二边长城”，此后，明朝又在延绥镇、宁夏镇之间，修筑了纵向的界墙，从而构建了完整的榆林长城防御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说中，余子俊是蒙古人的后裔。在中国广阔的西南地区，长期广泛地流传着“铁改余”的历史传说，这一传说产生的背景是蒙哥伐宋。蒙哥因南宋所据守的襄阳依托汉江天险，易守难攻，于是采取了迂回策略，计划从西南进入大理，而后由南至北，灭亡南宋，蒙古大军从而如潮水般进入到广阔的西南边疆。元朝为统治西南地区，一方面实行土司制度，安抚当地的部落首领；另一方面派驻大量的蒙古军队，控扼军事要地。西南边疆于是驻扎了大量蒙古部众。洪武元年（1368）二月，明朝刚开国，朱元璋便颁布“禁胡服、胡语、胡姓”^[11]政策，这给留于明境的蒙古人、色目人带来了很大压力，许多蒙古人、色目人通过更改姓氏的方式，缓解自身的生存困境。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西南地区开始广泛流传铁木真的后裔改姓氏为“余”，也就是“铁改余”的传说。20世纪80年代，四川部分民众甚至借助于此，改变了民族身份。如果余子俊确实是蒙古后裔，他修筑了防御蒙古的榆林长城，并掀起了明中后期长城修筑的时代潮流，只能令人感叹造化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