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十字路口的搜套：解决问题的一劳永逸方案

成化年间，围绕如何解决河套危机，明朝内部产生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解决方案是主张开展大规模“搜套”，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种方案以阁臣李贤为代表。成化二年（1466）五月，鞑靼毛里孩部进入河套。李贤提出，“不一劳者不永逸。今欲安边，必须大举而后可也”，并主张抽调陕西、延宁、甘凉、宣大诸镇军队中的精锐骑兵、步兵，并打造战车、拒马等应对骑兵的器械，“期以明春或今秋，进兵搜剿，务在尽绝”。^[1]明朝于是派遣杨氏家族的杨信，充任“搜套”总兵官。但杨信生性畏懦，在“土木之变”发生后，曾经在北运粮草的途中，听闻炮声，吓得跑了回来。^[2]他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指挥如此大规模的战役。事实也是如此，在杨信的指挥下，明军调动非常缓慢，虽然取得小龙州涧之捷，但次月参将汤胤 驻守孤山堡（今陕西府谷县孤山镇），中伏而死，朝野震动，杨信遭受了巨大的质疑和批评。正当杨信身处信任危机之时，毛里孩在鞑靼内乱和冬季严寒的双重冲击之下，请求与明朝展开朝贡贸易，从而退出了河套，杨信幸运地得保晚节，但也由此从“搜套”行动中退出。

成化五年（1469），鞑靼阿罗出进犯河套，兵部尚书白圭力主“搜套”。《明史·叶盛传》记载：“满都鲁诸部久驻河套，兵部尚书白圭议以十万众大举逐之，沿河筑城，抵东胜，徙民耕守。帝壮其议。”由于杨信能力不足以“搜套”，明朝改而委派平灭荆襄流民起义的朱永充任搜套总兵官，并由文官都御史王越参赞军务。此次“搜套”，明军先后取得双山堡（今陕西榆林市东北双山乡）大捷、怀远堡（今陕西榆林市横山区东南旧城村）大捷。成化七年（1471），阿罗出与癿加思兰、孛罗忽发生内斗，被后者逐出河套，从此不再进入河套。此次“搜套”行动与杨信负责的那次相比，无疑在战役层面取得了明显战绩。但从战略层面而言，“搜套”军队并未在军事胜利后进一步驻扎河套，巩固军事空间，而是鉴于西北地区为供应“搜套”大军粮饷而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采取遣散军队、分散就粮的做法，这为癿加思兰再次进入河套提供了可能和空间。

成化七年（1471），癿加思兰在驱逐阿罗出后，顺势进入河套。成化八年（1472）二月，白圭再次提出“搜套”。除王越任参赞军务外，“搜套”总兵官改由平灭大藤峡苗人、辽东女真叛乱的赵辅担任。赵辅是个靠结交权贵上位的无能之辈，赴任之后并无丝毫成绩，榆林地区屡遭进攻，赵辅遂遭到弹劾。在朝廷屡次斥责之下，赵辅甚至编造癿加思兰、孛罗忽出套东行的谎言。最终在朝廷严厉批评之下，成化八年（1472）十月，赵辅主动辞职。(www.xing528.com)

成化九年（1473）十月冬季来临之时，王越最终取得红盐池（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南红碱淖）大捷，此役是成化年间明朝“搜套”行动取得的最大胜利，共擒斩355人。红盐池大捷后，当月王越又取得韦州（今宁夏同心县东北韦州镇）大捷，斩首149人，却有杀戮逃归汉人之嫌。经过两次大捷，明朝沉重打击了河套的蒙古部落，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南下河套，“搜套”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虽然“搜套”行动取得了战役层面的胜利，但长期的军事行动，给西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乃至民众流离失所，引发社会危机。河套地区沙化严重，缺乏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生态条件，河套以北也无明军驻守，河套地区屯垦移民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因此，在“搜套”成功之后，明朝并未进一步在河套设置机构、固定控制，而是仍采取空置河套的方式，这无疑不能阻止鞑靼各部对河套的渗透，河套也逐渐沦为鞑靼的固定驻牧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