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十字路口：迎回英宗的巩固太子地位之争

在国难背景下，景帝励精图治，提拔、委任了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官员，恢复了朝堂议政，推动明朝政局转危为安，呈现出一派安定而有活力的景象。但另一方面，伴随景帝的上位，孙太后的权势大为跌落；受景帝倚重的官员群体的上位，使得宦官、锦衣卫，以及英宗时期受到重用的一批官员权势有所下降，乃至受到压制。他们一起构成了景泰朝的政治失落派，与景帝君臣隐然有对立之势。不过，景泰初年的政治分野，限于政治利益的争夺，较少涉及政治恩怨，故而只是若隐若现，并未明显地暴露出来。

伴随明朝政局日趋稳固，瓦剌鉴于扣留英宗毫无用处，如果将他送回，将来可能还会获得一些利益，于是主动联络明朝，表达了与明朝议和，送回英宗的意愿。但围绕是否迎回英宗，明朝内部发生了严重争执，景帝与文武官员产生了激烈冲突。

对于瓦剌放出的送回英宗的信息，文武群体显得十分亢奋，开始在朝堂之上，商议如何迎回英宗。而景帝显得并不高兴，这是由于他认为英宗回归，会给自己带来威胁。为了阻止此事，景帝授意宦官兴安对群臣进行威慑。兴安恐吓群臣说：“你们都在这里商量派遣使节，只怕瓦剌有诈，你们谁能像文天祥和富弼那样有胆量呢？”此时吏部尚书王直挺身而出，驳斥了兴安。^[4]王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曾是太子的辅政大臣之一，虽然时势已经完全变化，但他与太子之间的潜在关联还在。迎回英宗，能够巩固太子的储君地位，因此王直积极主张迎回英宗。

在朝野舆论之下，景帝无奈，只能派李实、罗绮前往瓦剌。景帝虽然在名义上派遣使节，但实际上在暗地里仍然力图阻挠这件事。这表现在他给也先的敕文中，并未写入迎回英宗的内容。也先接到敕书之后，认为明朝并未有迎回英宗之意，因此未送英宗回朝。

李实、罗绮回朝之后，面对文武群体的询问，无法隐瞒，告知群臣瓦剌确实有意送回英宗。这无疑掀起了迎回英宗的更大浪潮。以宁阳侯陈懋、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文武官员开始联名上奏。文武官员鉴于景帝的冷淡态度，指出英宗回朝并不会形成政治威胁，从而宽慰景帝。(www.xing528.com)

主张迎回英宗的文武官员，大体可分两类。一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政治伦理的影响之下，主张迎回英宗，以雪国耻，比如曾跟随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当时朝中元老重臣、武将之首的陈懋。二是在景泰时期，受到景帝系势力压制的政治失落派，尤其是太子系势力，比如表现得最为积极主动的王直；作为这一派系的一员，礼部尚书胡濙也十分关心英宗的安危。

在政治舆论压力之下，本来就对英宗回归充满忧虑的景帝，被进一步触发了敏感神经，在群臣面前率直地表达出心中的真实想法：“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5]景帝最终也未派人迎回英宗，只是派遣杨善出使瓦剌。但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景帝的预料。景帝为人简单而率真，因此能够在“土木之变”发生后，委任文武官员，推动明朝政局走向稳定。但另一方面，景帝明显缺乏政治斗争所需要的心机和手腕，他既然在内心反对迎回英宗，完全可以延迟派遣李实等人。即使派遣李实等人出使，景帝也可以暗地告诫，禁止他在朝堂之上散播瓦剌愿意送回英宗的消息。但景帝一直都未采取这些手段，任由事件的发展逐渐脱离自己的控制。而在文武官员的反对声浪之中，景帝更不应直接出面，与群臣辩论，这无疑会极大地损害他的政治形象。此外，景帝做的另外一个错误选择，便是草率地派遣杨善出使，而对杨善的政治立场并未加以核实。

杨善其实属于英宗系政治势力。正统时期，杨善便曾亲附王振。景泰时期，杨善曾在公共场合表达过对于英宗的思念之情。虽然所接受的出使任务中并未有迎回英宗的内容，但杨善其实在出发之前，已将迎回英宗作为最大目的，为此他散掉家财，购买了许多礼物，作为馈赠瓦剌之用。也先认为英宗已无利用价值，于是便让英宗跟随杨善一同回朝。

可见，景帝在迎回英宗之事上一再失策，一步步将自己推到绝境。在当时大部分官员眼中，迎回英宗是一雪“土木之变”国难之耻的政治象征，故而是朝野舆论的大势所趋。景帝出于私心，并未很好地对此进行处理，而是完全站在了政治舆论的反面，加之缺乏心机和手腕，最终处于被动地位。而在政治舆论压力之下，景帝系文官集团并未公开站出来，与其他文武官员为敌，但长期的沉默，仍让他们与其他文武群体形成了一道政治界限。景泰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的分野，隐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