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士大夫书写的正史中，有关明代宦官的记载多是负面的。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明代士大夫与宦官相互合作的事例并非少数，所以有不少士大夫为宦官歌功颂德的文字，只不过这些文章不见于史书和文集，而是在另一处记载历史的载体——宦官的墓碑上。与正史中的宦官形象不同，宦官的墓碑上镌刻着他们截然不同的形象。而今人能从中发现一些明代重要宦官的事迹，尤其是他们与士大夫的关系。
北京的西郊，埋葬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宦官，这是因为西郊是香山所在，上风上水，不仅风水好，而且寺院很多。宦官由于自己没有子嗣，不仅在世时积极布施，而且死后也多选择埋葬在寺院旁边，希望能够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弥补无人祭祀的遗憾，并求得来世善报。而在如今的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便建有一座宦官文化陈列馆，这座陈列馆，即明代司礼监太监田义坟墓的遗址。
明朝太监的陵墓，除了魏忠贤在香山的衣冠冢之外，就要数田义墓最为奢华。墓地遗址中不仅保留了田义和其他几位太监的坟墓，而且保存了大量碑刻，其中记载了田义诸多的名头和事迹。许多碑刻都是万历皇帝御制的。田义墓碑十分高大，上面刻有皇室才可以使用的龙形图纹作为装饰，“僭越”之至，可见一斑。与之相比，旁边的一尊矮了许多的清朝道光年间的太监墓碑，却仅刻有二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太监的地位真有天壤之别。
置身于田义墓旁，看着万历时期内阁首辅申时行为田义撰写的充满褒奖的碑文，很难把田义想象成一个负面的政治形象，只会在这一方安静的空间，静静凭吊着这位曾经权势显赫的政治人物。这种感觉，在田义墓旁边的法海寺里，同样可以感受到。
法海寺是由正统时期的御用监太监李童修建。李童是明代太监里很少为人所知的一个。但他创修的法海寺，由于保存了多幅明代壁画而闻名于世。法海寺坐落于北京翠微山南麓的葱郁树林中，是在辽代龙泉寺的旧址基础上重建而成的。
法海寺依山而建，所以仰望上去，寺院在丛林之中，显得十分雄壮与巍峨。清人编纂的《日下旧闻考》记载了法海寺周边的环境。法海寺“左冈右泉，曲回旁峙，云烟飞动”，南距模式口村约500米，东靠馒头山，北连福寿岭，西依蟠龙山，“土脉丰腴，草木丛茂”[16]，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不难想象李童选址于此的原因。
据寺中碑刻记载，法海寺初成时规模较大，除大雄宝殿外，还有四大天王殿、钟鼓楼、护法金刚殿、伽蓝殿、祖师堂、云会堂、厨库、寮房等建筑。沧海桑田，现今法海寺的建筑多已湮没无存，所遗留共四进院落，建在逐层抬高的四层高台之上，东西面宽72米，南北进深150米，院落占地1.08公顷。主要建筑分别设置在三级平台上。第一级平台上有山门殿，第二级平台上有四大天王殿，第三级平台上有大雄宝殿，环宝殿东、西、南三面是祖师堂。
然而，各殿内并未发现关于李童的任何专门遗迹。据相关记载，在“文革”期间，人们可能是出于对太监的嫌恶，铲毁了李童的塑像。这个可能是保存了李童相貌的唯一遗迹就这样永远消失了。但记载李童修建法海寺经过的碑刻还是保留下来了。在山门的后面两侧，有两座碑刻，一座刻的是吏部尚书王直所撰《法海禅寺记》，另一座刻的是礼部尚书胡濙所撰《敕赐法海禅寺碑记》，这两篇文章都撰于正统八年（1443）。这一年，文臣中威望最著的杨士奇称病在家，杨溥也已年老。任事的文臣中以王直和胡濙权力最重、威望最尊。能让二人共同撰文纪事，法海寺的地位可见一斑。
二人的记载都有些神话成分，皆称正统年间，御用监太监李童由于得到了英宗的提拔，十分感激，“欲建梵刹，虔奉香火”[17]以回报皇帝。一天夜里，他梦见在山谷丛林中，一位白衣老人对他指着一片地方说：“此精蓝地也，他无以过此者。”李童醒来后，觉得十分奇异，于是让一位相士寻找这个梦中的地方。结果相士发现与李童梦境里完全相同的地方，当地人说这是龙泉寺的旧址。相士将消息告诉了李童。李童十分高兴，说：“吾营佛寺，用其法以报上恩。而神人能辅吾志，吉莫大焉。”[18]于是向官民僧尼募款，“倾资募缘”用于建寺。寺庙从正统四年（1439）闰二月动工修建，到正统八年（1443）十月才完工，历时达五年之久。[19]
这个有神话色彩的创寺经历，不过是李童讨好英宗，同时使建寺合法化的一个手段而已。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北京周围诸多的寺院大多数都是太监创建或者负责管理的。与太监有些相似的是，明朝皇帝多数也信仰佛教。这是由于宫中妃嫔多数信仰佛教，皇帝长处宫中，难免会受到影响。士大夫群体尽管也喜谈佛理，但与太监、皇帝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寺院的修筑会耗费大量国家财力，所以士大夫往往反对国家修筑寺院。李童的做法其实是通过将修建寺院的行为神化，从而获得修建行为的合理性，避开士大夫的批评。
很显然，李童的目的达到了，士大夫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大书其事以示支持。也许，王直和胡濙并非不知就里，但李童修建法海寺并未动用国库，而且是打着向皇帝报恩的旗号，并得到了“神人”的帮助，他们不便反对。
另外，英宗的态度恐怕也是二人赞颂李童举措的原因。英宗崇信佛教，他曾下令实行诸多有利于佛教的法令，如将度牒制度从五年一度改为三年一度，又下令刊印佛教经典。在英宗的推动下，大量寺院纷纷建立。法海寺的修建也是在当时兴建寺院的风气中展开的。尽管由于史料缺乏，目前无法判断李童修筑法海寺的行为是否获得了英宗的背后支持，但至少英宗是赞同这个做法的，因为具体负责修筑寺院的是宫廷工部营缮所。在寺院落成之后，英宗便取“佛法无边，宛若大海”之意，取名“法海寺”，后又颁赐《大藏经》一部。
在正史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士大夫与宦官之间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局面。而在另外的历史空间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和谐相处；田义和申时行，李童和王直、胡濙，正是这种和谐相处的缩影。这些事例不见于史籍文献当中，反而在田野、遗迹、碑刻中可觅得蛛丝马迹，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着多面性。
【注释】
[1] 《明史》卷二《太祖纪二》，第23页。
[2] 《明太祖实录》卷三一，洪武元年三月丙辰，第552页。
[3]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传一》，第7765页。(www.xing528.com)
[4] 李洵：《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的结构关系——明代官僚政治研究专题之一》，载李洵：《下学集》，139页。
[5]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传一》，第7766页。
[6]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何鼎传》，第7783页。
[7]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传一》，第7766页。
[8]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刘瑾传》：“其年夏，御道有匿名书诋瑾所行事，瑾矫旨召百官跪奉天门下。瑾立门左诘责，日暮收五品以下官尽下狱……而主事何、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已暍死。是日酷暑，太监李荣以冰瓜啖群臣，瑾恶之。太监黄伟愤甚，谓诸臣曰：‘书所言皆为国为民事，挺身自承，虽死不失为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荣闲住，而逐伟南京。”第7789页。
[9]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一·宦官》，第1826页。
[10] 《明史》卷一六四《黄泽传》，第4441页。
[11] ［明］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一：“逐日票查，如一事不由内阁，出自振，即召至廷，诘责之，甚至加刃其颈。箝制若此，振安得而擅专一事哉！”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五三，第1257页。
[12]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第449页。
[13] 《明史》卷一六二《刘球传》：“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衔之……会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谋，并逮下诏狱，属指挥马顺杀球。顺深夜携一小校持刀至球所……颈断，体犹植。遂支解之，瘗狱户下。”第4406页。
[14]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薛瑄传》：“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祖嗣等末减有差。系狱待决……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振大感动。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第7228—7229页。
[15]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王振传》，第7774页。
[16] ［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一〇四《郊坰·西十四》，第1723页。
[17] ［明］胡濙：《敕赐法海禅寺碑记》，载胡丹辑考：《明代宦官史料长编》卷四上，第266页。
[18] ［明］王直：《法海禅寺记》，载胡丹辑考：《明代宦官史料长编》卷四上，第265—266页。
[19] ［明］胡濙：《敕赐法海禅寺碑记》，载胡丹辑考：《明代宦官史料长编》卷四上，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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