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化寺内的王振：一位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宦官

明初，朱元璋为了限制宦官的权力，防止其干政，规定宦官不许识字。而这一规定的改变是在宣德四年（1429），为了更好地让宦官承担起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职责，宣宗下令设立内书堂，命大学士教授宦官文化，“太祖不许识字读书之制，由此而废”^[9]；此后，宦官“多通书晓文义。宦寺之盛，自宣宗始”^[10]。宦官通晓文化，成为其能够涉足政事的基础，而明代第一个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宦官，就是入选内书堂的王振。

在英宗还是太子时，王振就在东宫任职，因而深得英宗信任。英宗年幼登基后，王振进入司礼监。王振最开始只是一个皇族意志的代理人，是一个政治工具，并不能参与中枢决策。他虽然可以代替英宗批红，但不能擅自更改票拟的内容，大都只能写“知道了”“准拟”等字样。张太皇太后每天都会派宦官查票，如果发现不一致，便会责罚王振。^[11]但另一方面，伴随着英宗逐渐长大，王振作为他的亲信，影响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从而在批红和传话的时候，慢慢渗透进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逐渐在事实上参与中枢决策。正统前期，明朝发动针对云南苗人的“麓川之役”，便是王振力主的。

随着三杨的老去，王振依托英宗的信任，权势逐渐上升，在正统后期实际上控制了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位权势显赫的宦官。英宗对于王振的信任，从正统十一年（1446）赐王振的敕文便可看出：

尔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时，特用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教以诗书，玉成令器。眷爱既隆，勤诚弥笃。肆我皇考，以尔先帝所重，简朕左右。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12]

看到王振权势的上升，负责经筵日讲授课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刘球开始弹劾王振。在王振的授意下，锦衣卫指挥佥事马顺将刘球下狱肢解。^[13]而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王振也致力于拉拢文官集团中的一些名望之士，最被他看重的是同乡大儒薛瑄。但面对王振的不断拉拢，薛瑄一直刻意保持距离。王振恼羞成怒，找机会将薛瑄下狱，并要将他处死，最终还是在老仆的劝说之下，才把薛瑄放了。^[14]

王振在历史上的最大恶名，来源于“土木之变”。在明代士大夫书写的史料和现代研究看来，似乎英宗决定亲征，是完全受到太监王振蛊惑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宦官由于身体残缺，不符合儒家伦理，因此被健全人歧视，尤其遭到秉持儒家思想的士人的批判。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宦官与文官、武将构成了皇室之外的三大政治势力，宦官成为士大夫集团最大的政治威胁，士大夫出于政治、文化等原因，对宦官基本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其实宦官作为政治势力之一，可能文化程度不如士大夫，但在其他方面，如政治才干、政治道德等，则难以截然分出高下。因此，现代研究者在评价宦官参政时，应客观审视他们作为皇权工具的政治合理性，而避免无意识地落入士大夫设定甚至是编织的道德窠臼。王振虽然在英宗北征之事上持鼓动立场，但英宗当时已经成年，应该是他最终做出了北征的决策。如果完全是王振蛊惑，英宗不可能在经历了被俘、失去皇位、政权险些沦亡之后，仍对王振念念不忘。(www.xing528.com)

其实“土木之变”的发生与王振并无直接关系，而且也有很大的偶然性。明朝以武开国，洪武、永乐、宣德时期都曾在蒙古高原取得重大胜利，成祖和宣宗还都曾亲自北征。因此，明朝对于蒙古，一直都有一种心理优势，认为可以在战场上取胜。即使在国力不断衰落的明中后期，历代皇帝仍多对北征蒙古颇为热衷，比如孝宗便曾打算亲征，武宗曾率军在宣府镇与蒙古鞑靼部阵前厮杀。

英宗对于瓦剌的强势崛起并不清楚，从而在瓦剌南下之后，决定效仿成祖、宣宗北征。但令人意外的是，正统时期战斗能力最强的宣府军，面对瓦剌的攻势时，由于武将的懦弱，突然崩溃，瓦剌从而越过宣府防线，直奔英宗所统率的大军。英宗惊慌之下决定班师，在行至土木堡时，又决定临时驻扎，取水休整，结果遭到瓦剌军队的突袭，明军一败涂地，自相踩踏，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

正统八年（1443），王振模仿唐、宋时期的“伽蓝七堂”，建造智化寺作为其家庙。智化寺中，有王振遗留至今的唯一石刻像，其形象宛如一个标准书生，很难将他与史书中的大奸大恶联系起来。

在“土木之变”中，王振被杀，明英宗被俘。一年之后，英宗被瓦剌释放，“夺门之变”后，英宗复辟登基，“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15]，下令重修智化寺，将其改名为“报恩智化寺”，作为祭祀王振的场所。王振为了邀取边功，树立权威，从而蛊惑英宗亲征，最终导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明朝因此遭遇巨大危机——如果按照这样的叙述，英宗应该十分痛恨王振。但智化寺的存在，彻底颠覆了这一历史叙述。由此可见，至少在英宗的内心中，“土木之变”的主要责任不应在王振。

从王振的例子可以看出，明代宦官的真实面目与士大夫书写的史书中的形象，存在着一定差距。而在史籍之外的许多地方，我们也能找到反映明代宦官真实面目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