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轨体制中的宦官：政治巨子、权力干涉者

宦官的身影，在世界古代政治中并不罕见。但很少有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宦官在政治生活中长期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的宦官之所以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为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皇帝不仅需要大量宦官服务宫廷，而且需要培植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势力，以牵制庞大的官僚集团。宦官作为皇帝的奴才，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因此是皇帝完全可以信赖的一支私人政治势力。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宦官拥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他们在历史舞台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时期主要有三个：汉、唐、明。汉末宦官操控朝政，打击外戚、文官；晚唐宦官掌握兵权，可废立皇帝；而明朝宦官权势再大，即使像魏忠贤这样能够专制朝政的权宦，也只能在崇祯帝一纸诏书面前，选择自尽于道路一旁。可见，与汉、唐时期的宦官相比，明朝宦官即使权势再大，也始终处于屈从于皇权的附属地位。但明朝宦官对于政治乃至社会的影响，相较于汉、唐时期的宦官来说，更为全面而深入。这根源于明朝加强皇权专制之后，需要有人能够为皇帝提供长期、全面、系统的决策帮助。承担这一角色的，不仅有内阁，还有宫廷之中的宦官。普遍渗透进入明代政治的宦官，形象相应也展现得更为充分和多样，这对于真正认识他们，具有很大的帮助。

洪武前期，朱元璋要建立朱氏皇族“家天下”的格局，他所信赖的是诸王，对于宦官要求十分严格：“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1]朱元璋只是将宦官定位于服侍宫廷，禁止宦官干政典兵，“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2]并且朱元璋还明确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3]。洪武末年，明朝便在宫廷之中设立了二十四衙门，其职责最初也是处理皇室宫廷事务，不参与政事。虽然朱元璋也有派遣宦官出使、阅军之事，但事权都很轻微，不成定例。

建文帝复兴文治，对于宦官约束同样严格，这才有“靖难之役”中宦官叛逃到朱棣那里，汇报南京防御空虚之事。宦官权势的大幅增长，是在永乐时期。朱棣以武力夺取帝位，饱受士大夫非议，担心官僚集团会发生叛乱，因此在中央设置由宦官负责的东厂，专门监督官僚系统；在地方则设置镇守太监，监督各地掌握军权的总兵官。仁宗、宣宗时期，明朝政权已经十分稳固，两位皇帝又致力于复兴文治，因此宦官权力有所下降。

正统时期，宦官开始进入政治中枢。年幼的英宗不仅无法主持朝堂议政，也无法批红。张太皇太后、孙太后想和内阁商议政务时，也需要传话人。张太皇太后于是想到了英宗的授书宦官王振，让他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代英宗批红、传达后宫旨意。因此，内阁和司礼监是在英宗年幼，无法亲政的情况下，在宫廷之中形成的两个秘书机构。李洵认为内阁和司礼监就是明代皇权结构下的一对“双胞胎”。^[4]至此，明代宦官制度基本形成。

明朝宦官最大的特征就是制度化。在中央，有二十四衙门参与政事；而地方战略要地设置守备太监、镇守太监、分守太监、监枪太监，宫廷临时有事，还会派出不同名目的太监。上到宫廷，下到地方，明朝宦官构成了听命于皇帝、自成体系的宦官系统，从而与文官系统、武将系统，形成“三轨”并立的政治格局。明朝宦官权势很大，却无法对皇权造成威胁，原因是明代宦官始终没能像唐代宦官那样完全掌握军队。无论中央军队，还是地方军队，一直由宦官、文官、武将共同掌握，三者之间互相制约，谁都无法成为挑战皇权的政治力量。

明朝二十四衙门之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御马监和东厂。宦官通过这三个机构，参与并干涉明朝中央的行政、军事权力运作。司礼监负责代替皇帝批红，御马监负责管理宫廷马匹并掌管部分兵权，东厂负责监视官僚机构。司礼监拥有批红权，但只是在皇帝忙碌不愿批答奏疏时，才能代劳，决策权仍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随时可以将批红权收回。只有部分不喜处理政务的皇帝，比如武宗和熹宗，才较为固定地让宦官批红，对于批红内容也不怎么审查。即使如此，司礼监也不能通过批红而自作主张，一般情况下都要尊重内阁的票拟，不能有大的改动。因此，权势较大的宦官不仅注重批红权，同时注重控制内阁，通过左右阁臣的人事选择，里应外合，才能真正控制朝政，比如刘瑾、魏忠贤都是如此。

至于地方各级宦官，主要负责监军，承担皇帝耳目的功能，对于地方军政事务虽有干涉，但基本尊重文武官员的军政权力。地方各级宦官的一个职责，是进献地方上的各种珍稀物品。中国古代文武官员虽然听命于皇权，但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有大臣的立场和气节，对于皇室在规定以外的各种需求，如果认为会劳扰百姓，就可能拒绝。但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奴仆，完全听命于皇室，较少有政治顾虑，因此是为皇室搜罗地方奇珍异宝的主要力量。如宣宗喜欢玩乐，经常派遣宦官到地方上采办珍稀物品，给地方带来了很大压力。《聊斋志异》有一篇文章叫《促织》，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明宣宗喜欢斗蛐蛐，宦官命百姓上贡促织（蛐蛐的别称）。一个男孩儿不小心放跑了父母捉的促织，害怕之下自杀，结果死后变成了促织，被父母献给了宣宗，打败了所有促织，获胜而回，最后男孩儿死而复生。这个故事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宣宗与宦官的亲密关系，从中我们亦能理解明代宦官为何在之后能够崛起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www.xing528.com)

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明朝宦官事迹和形象，大多是由士大夫记载下来的。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掌握着历史书写的权力，在他们的春秋笔法之下，那些政治反对派——尤其是那些不经过正常途径进入政治领域，对自身权力又构成直接冲击的宦官群体——常常都是负面形象。《明史》对宦官如是评价：

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5]

这段评价无疑将宦官置于儒家道德的反面，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尤其是一些宦官还拥有与士大夫近似的理念。比如明孝宗非常惧内，张皇后禁止他纳妃，孝宗最后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明武宗。张皇后有两位兄弟，依仗姐姐的权势，经常出入后宫。当时有一位叫何鼎的宦官，对孝宗说：“二张大不敬，无人臣礼。”张皇后很生气，问何鼎是谁主使他说这种话的。何鼎说：“孔子、孟子也。”最后何鼎被张皇后打死。^[6]因此即使是对宦官评价整体负面的《明史》，也承认明代的宦官中还是“间有贤者”^[7]的。

而明朝宦官的制度化，更要求文官集团、武将集团在政治运作中，必须保持与宦官集团的合作关系，否则便会遭受宦官集团的打击，而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长期的政治合作中，文武群体甚至与宦官集团形成了较好的私人关系，不少宦官与文官配合，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德、嘉靖时期曾先后充任吏部尚书、阁臣的杨一清，便与御用监太监张永在政治上合作密切，成功平定安化王朱寘 叛乱；而且二人私交很好，张永的墓志铭便是由杨一清所写，杨一清甚至因此而被诬陷接受贿赂，最终悲愤而死。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与他联合司礼监太监、东厂提督冯保，二人一内一外共同主持政局有很大关系。

而宦官集团内部也不是牢不可破。正德前期，宦官群体中权势最盛的是“八虎”，即八名宦官，刘瑾便是其中最有势力的。正德三年（1508），早朝时出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刘瑾便惩罚众臣在烈日底下暴晒，有人甚至因此中暑而死。宦官李荣看不下去了，给群臣送去冰镇西瓜，而宦官黄伟也愤愤不平，对群臣说，书帖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情，这是好男儿应做之事，谁做的为何不承认呢？二人因此得罪了刘瑾，李荣被勒令“闲住”，黄伟被发逐到南京。^[8]即使“八虎”内部，也多有矛盾，刘瑾最后便被“八虎”之一的张永联合杨一清设计除掉。

因此，明朝士大夫群体虽然在历史书写中，从儒家立场出发，对宦官秉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在政治运作与个人感情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明朝文官、武将、宦官三种政治势力之间长期保持了既斗争又合作的双向关系，从而维持了明朝政局的长期稳定，这反映出明朝专制政治在借鉴前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走向了更为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