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至宣德时期的这种中枢政治体制，在英宗即位后发生了巨大改变。户部尚书夏原吉已于宣德五年（1430）去世，吏部尚书蹇义也在英宗即位十余日后病故，前代政治中枢中的人员仅存阁臣杨士奇、杨荣二人，张太皇太后于是又将监国集团中的杨溥援引入内阁，形成所谓的内阁“三杨”。
由于英宗年幼，无法主持朝堂议政。张太皇太后命令每日早朝，英宗仍然照常临朝，但文武官员只能上奏八件事，而且这八件事还要写好奏疏，与其他政务奏疏一同提前交给内阁，由内阁按照宣德时期票拟的惯例，预行决策。因此，正统时期，朝堂议政实际上被停废了，转而以奏疏批答形式替代。内阁由此排斥六部，垄断了预行决策的权力，从而在正统前期形成内阁三杨共同主政的政治格局。
鉴于自身的这一权力只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阁臣竭力想将自己在政治中枢中的垄断地位保持下来。为此，阁臣致力于和英宗形成私人关系，以维护未来内阁的地位。他们想到的办法，是创立教育英宗的经筵日讲制度。阁臣不仅自己主持经筵日讲，而且选拔内阁的大本营——翰林院的官员，负责日常的经筵日讲授课。通过这种办法，内阁不仅将对皇帝的教育权从宫廷的宦官那里夺了过来，而且阻断了六部与英宗形成私人关系的机会。
可见，正是在三杨时期，内阁的地位才真正确立。万历时期的官员沈德符评价道：“阁臣自三杨以后，体貌渐成真相。”[8]明中后期内阁也一直延续三杨的政治做法，极力控制经筵日讲，切断六部与皇帝之间的密切接触，从而维护自身在政治中枢中的独大地位，并在时机具备之时，通过人事安排和权力斗争，控制六部长官，甚至干预六部政务，从而实现内阁对六部的权力渗透。明朝尤其是晚明，内阁与六部的权力争夺，根源便在于此。
但另一方面，虽然内阁权势逐渐提升，不过从始至终，内阁一直都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其定位并非法定意义上的丞相，更不是统领百官的文官之首。在职权上，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9]，只有议政权而无最终的决策权，更无执行权，因此内阁一直无法直接指挥以六部为首的文官集团。嘉靖至隆庆年间，内阁权势大幅增长，出现夏言、严嵩、高拱这样的权臣，九卿如同下属一样遵奉内阁，阁臣已经到了虽无宰相之名而赫然有宰相之实的地步。但即使如此，内阁权势仍未获得制度法认可。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政，推动内阁权势达到空前绝后的地位。张居正改革考核制度，由内阁对六科进行考核，而六科负责对六部进行考核，借此实现对六部的制度化管理。但这一制度自出台之日起，便遭到六部的强烈反对。张居正死后，六部也将此作为张居正的罪状之一加以攻击，该制度也被作废。
【注释】
[1] 《明太宗实录》卷六九，永乐五年七月乙卯，第970页。
[2] ［明］杨士奇：《东里别集·圣谕录》卷中，第403—404页。(www.xing528.com)
[3]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一九《故少师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忠定蹇公墓志铭》，第279页。
[4] ［明］夏原吉：《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第553页。
[5] 《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一·仁宗诚孝张皇后传》，第3512页。
[6] 《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一》，3503页。
[7] 《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五，宣德十年正月乙亥，第2598页。
[8]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内阁·正德三相之去》，第829页。
[9]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内阁》，第1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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