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逐渐实行疆域收缩政策，再未于东亚海域开展官方远航行动。成化时期，明宪宗曾命太监到兵部查阅《宣德间王三保出使西洋水程》，当时的兵部尚书项忠奉命翻阅档案，寻而不得，原来是被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率先寻得，藏了起来。项忠问刘大夏档案所在，刘大夏曰：“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究其有无耶？”项忠受到刘大夏的提醒，十分感谢，“耸然出位，揖而谢之曰：‘公阴德不小，此位不久属公矣。’”后来刘大夏果真当了兵部尚书。[9]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对于海外贸易和海疆经营采取如此内敛、谨慎的态度，可能与明朝政权崛起于淮河流域有一定关系。朱元璋出生于淮河流域，对于海外贸易并无直接接触，相应地缺乏继承南宋、元朝海外贸易的个人基础。与之不同，陈友谅则占据长江上游的湖广行省，统治核心为以渔业为生、以白莲教为纽带联合起来的长江渔夫。张士诚、方国珍居于长江下游的江浙行省，皆以贩卖私盐为生，活动范围又及于东海，统治核心是以盐业为生的江海盐商。相对于朱氏政权，这三个政权的统治群体与海外贸易具有更多的关联，却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是自先秦以来，农业文明不断战胜商业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主导角色的再次上演。这其中蕴含了中国文明的何种历史特征，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总之，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郑和下西洋的远洋航行，依托元代中国商人积累的丰富的航海知识，与明朝强大的水军力量，将传统航海时代推到了顶峰，却由于政治意识仍然局限于传统时代，未能引领世界走向新的航海时代。真正引领世界走向浩瀚而壮阔的海洋，将其转变为人类历史的交通大道的，是西欧几条小船开启的“大航海时代”。
【注释】
[1] ［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第89页。
[2] 《 大明律》卷一五《兵律三·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第119页。
[3]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第149页。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www.xing528.com)
[4] 《 明太宗实录》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第498页。
[5] ［明］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校注》卷上《三佛齐国》，第36页。
[6] 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家世资料》，第2页。
[7] ［明］巩珍：《西洋番国志》附录二《天妃神灵应记》，第53页。
[8] ［ 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序》，第1页。
[9] ［明］刘大夏：《刘大夏集》卷七《年谱》，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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