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朱棣虽然派遣郑和下西洋，开始远洋航行，但并未有将明朝势力扩展于海洋边疆的政治愿望，而只是将宗藩体系进一步推广于海洋世界，扩展“中华亚洲秩序”，而非发展海外贸易。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朱棣的敕谕明确表明这一历史内涵。
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永乐七年三月□日。[6]
宣德六年（1431），郑和、王景弘等在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在福建长乐（今福州市长乐区）南山重修天妃行宫，立碑以彰显天妃神迹，同样表明了这一政治目的：“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7]跟随郑和一同出使的费信，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太宗文皇帝继统，文明之治格于四表，于是屡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宏、侯显等，开道九夷八蛮，钦赐玺书、礼币。皇风清穆，覃被无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贡献臣服，三五之世不是过矣……夫王者无外，王德之体，以不治治之。”[8](www.xing528.com)
可见，郑和下西洋仍然属于传统航海时代的范畴，虽然规模巨大，但在历史指向上，并非为了探索全球，建立新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是为了扩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国际秩序，促成“万国来朝”的政治局面。而明朝在沿海地区实行的“海禁”政策，与国内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成了严重冲突，沿海军民多私自出境并武装起来，与日本武士联合以自保、壮大，这便是明后期，尤其是嘉靖时期“倭寇”的由来。
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开展，还与元代的远洋航行为明朝人打开了空前广阔的视野，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航海地理知识有关。现存绘制于1389年的《大明混一图》，是依据元朝航海图重绘而成，该图以明朝为中心，东起日本，西抵欧洲，南至爪哇，北达蒙古，真实反映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局面。而朱棣之所以派遣郑和统率船队，是因为郑和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便于与当时控制着世界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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