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历代中原王朝长期在中南半岛设置郡县，进行直接统治。五代、两宋由于国力衰弱，才改为与中南半岛结成宗藩关系。蒙古帝国瓦解后，原来归附于元朝的安南，也开展起独立运动，并向北越过元朝疆界，占领了中国西南部分边疆。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谕令安南归还所侵占的土地，被当时的陈朝拒绝。朱元璋不愿在西南边疆大兴兵戈，于是并未征伐安南。“靖难之役”时，陈朝也发生了内乱，权臣黎季犛灭亡陈朝，建立了胡朝。
永乐二年（1404），陈氏后裔陈天平前往明朝，请求朱棣出兵，恢复陈朝。与此同时，中南半岛南部的占城国也在胡朝进攻之下，向明朝求救。而胡朝也在不断蚕食明朝的西南边疆。面对胡朝的强势崛起和不断威胁，朱棣最初仍延续朱元璋制定下来的国策，并未有兴兵之念，而是派遣使者护送陈天平回安南，表达了和平解决的愿望。但胡朝在途中击杀了陈天平和护送的明军。在这种形势下，朱棣为保障西南边疆，维护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宗主国权威，对胡朝发动大举进攻，很快便灭亡胡朝。灭亡胡朝之后，朱棣在安南设置交趾布政司，下设郡县，从而再次恢复了中国对越南北部的直接统治。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朱棣在东南亚的经营较为有限，而仅仅向对明朝构成威胁的安南用兵，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卫，并非主动经营，同时也未用兵于其他东南亚国家。
永乐时期，朱棣对外政策的一大壮举是派遣郑和下西洋，东南亚、西亚大量国家和政权，十分震惊于郑和宝船的壮观和货物的精美，从而派遣使者前往南京，开展朝贡贸易，由此极大地扩大了明朝在海洋世界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国家和政权，朱棣同样满足于建立宗藩关系，而未有直接统治的政治愿望。
可见，朱棣为弥补得国不正的形象，虽一改洪武朝内敛的疆域政策，在北方陆疆、南方陆疆与东南海疆多次开展大规模行动，但除了恢复中国在中南半岛的直接统治之外，在其他地区一直都满足于维持洪武时期已经形成的宗藩秩序，疆域政策和格局基本仍在洪武旧局之中。中国古代汉人政权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国家财政也依托于有限而脆弱的农业收入，边疆地区由于气候、地形条件不适合大规模开展农业，从而造成边疆开拓成本较高但收获不大，在经济上并不划算，因此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开拓大都呈现出谨慎、有限的特征，满足于在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中亚，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松散的“中华亚洲秩序”，对于积极扩张、占领周边地区并不热衷。朱棣虽然在边疆地区多有更张，但政治观念仍然局限于这一历史传统之中，以扩大以明朝为主宰的“中华亚洲秩序”为最终目的，而并未有兼并、统治周边地区的政治欲望，并未如同一时期亚欧大陆其他文明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积极扩张，仍只是满足于充当亚洲一隅的天下共主，而非全球化时代的开创者——虽然此时的明朝已经完全具备了这一条件。因此，永乐时期“四海咸宾”，气象恢宏，甚至逾越汉唐，达到了“中华亚洲秩序”的高峰，但仍然属于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而未向着全球化的时代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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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史·诸王传》《姜氏秘史》皆持此说。但亦有学者认为，此系朱棣编造。参见杨永康：《明初晋王朱棡事迹辨正——兼及〈太祖皇帝钦录〉的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编者注。
[2] ［ 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一《报恩塔》，第2页。
[3] ［明］金幼孜：《北征录》，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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