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假借复归周制的名义，“仿古六卿之制”，将行政权力分给六部，其目的是“俾之各司所事……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11]六部对天下政务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而后上奏于朱元璋，朱元璋最终做出决策，并命六部负责具体实施。在这一政治体制下，朱元璋实现了对文官集团的完全掌控。
这种政治体制虽然符合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想法，但皇帝一人实难对政务进行全盘处理。在废除丞相的当年，朱元璋根据一年四季设置春、夏、秋、冬四辅官。洪武十五年（1382），罢设四辅官，仿照两宋，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这也符合他在废除丞相之后，在政治体制建设上所标榜的“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之典”[13]。不过揆诸实际，由于朱元璋权力欲极强，十分勤政，四辅官、殿阁大学士只是顾问而已，并未持续而实质性地参与中枢决策。“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12]
但朱元璋以后，明朝历代诸帝都未像他那样勤政，因此需要其他政治势力协助决策，从而在不同时期，开放出一定的中枢空间。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不仅包括内阁、六部、九卿在内的文官集团努力进入中枢空间，而且其他一切与皇帝存在私人关系的后妃、宦官、武将、佞幸、锦衣卫等势力，也都积极争取中枢权力。由于祖训之中严禁复设丞相，所有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所获得的中枢权力，又都缺乏制度性保障，这便导致明朝不同政治势力，为了获取、保持中枢权力，不断展开政治斗争，使明代中枢政治一直呈现变动不定、斗争不断的混乱局面，这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明朝的政治纷争，恶化了政治风气。明后期尤其是晚明的“党争”，根源便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后，本身便属于“党争”中人的黄宗羲，发人深省地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14]
值得注意的是，加强皇权或王权，是近代各主体文明同样的历史选择。在基督教文明里，表现为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国王脱离教皇的控制，成为国内世俗权力，乃至宗教权力的主宰者。而在伊斯兰文明中，无论奥斯曼帝国还是帖木儿帝国，都呈现出政治与宗教的合一，皇帝完全掌控一切，通过发动“圣战”，获取臣民的效忠和支持。近代亚欧大陆的主体文明，加强皇权（王权）专制的一致取向，可能与蒙古的影响有关，尤其是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中华文明，都直接受到了蒙古帝国“家产制”政治传统的影响。但由于文明内涵、政权体制的不同，皇权（王权）专制的表现形式不同，结果更是大相径庭。基督教文明的王权专制，推动了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政治体制的整合，是基督教文明上升的强大动力。伊斯兰文明的皇权专制，提升了奥斯曼帝国和帖木儿帝国的军事效率，同样是伊斯兰文明扩张的强大动力。而明代中国的皇权专制，却由于中华文明的内敛取向，主要表现为政治体系的内耗和对外开拓的停滞。“橘生淮北则为枳”，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注释】
[1] ［明］刘辰：《国初事迹》。载［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第86页。
[2] 《 明史》卷三〇八《奸臣·胡惟庸传》，第7906页。
[3] 同上，第7908页。
[4] ［ 汉］公羊寿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第29页。
[5] 《晋书》卷五二《华谭传》，第1450页。(www.xing528.com)
[6] 关于北元的灭亡时间，有多种说法。一说为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将蓝玉于捕鱼儿海（今蒙古国贝尔湖）击败北元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脱古思帖木儿被部将也速迭儿所杀，也速迭儿夺取汗位，北元灭亡；一说为建文四年（1402），鞑靼部帅鬼力赤杀坤帖木儿汗，“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北元灭亡；一说为崇祯八年（1635），察哈尔部林丹汗死后，苏泰、额哲母子将传国玉玺献予皇太极，北元灭亡。——编者注。
[7] 《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冬十月丙寅，第402页。
[8]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第3478页。
[9] 《 明史》卷二《太祖纪二》，第33页。
[10] ［明］朱元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载吴相湘主编：《明朝开国文献》，第1586—1587页。
[11] 《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己亥，第2049页。
[12] ［明］佚名：《皇明诏令》卷二《罢中书省及都府诏》，第120—121页。
[13] 《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第1729页。
[14]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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