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布局与唐宋金陵考

杨吴及南唐先后统治金陵为时不到一个世纪,但在金陵城建设史上却是颇为重要的一个时期。现在南京市城区中部与南部的格局基本奠定于杨吴及南唐时期。

金陵城北地区在六朝以前人烟荒芜。随着长江西移和秦淮河干流的南迁,此地自然条件有所改变,适合进行农耕。六朝时期曾在此地设郡县,安置北方移民,使城北地区人口增多,特别是当地居民利用玄武湖,发展养殖业,获利甚丰,南唐时人记载道:玄武湖中“每岁菱藕罟网,不下数十千”(48) 。尽管如此,当时的城北地区尚不具备发展工商业的条件,属于金陵城周围的农业地区,人口也以农业人口为主,杨吴筑城时,将它划至城外。城北地区人口相对较少,与城内交通也不及城南繁忙,故仅开一个城门出入。

南唐时期的城北地区,还有一部分山水被利用为南唐宫廷园林。

南唐宫廷园林,沿用六朝旧名,称北苑,因在南唐宫后,又称后苑。南唐设有北苑使之官职,五代十国时期的画家董源就是北苑副使。南唐宫中设有画苑,这个画苑集中了其境内的丹青高手。南唐画坛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展示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画风,形成对北宋及后世影响深远的流派。董源善画山水,其作品主题多是山温水软的江南风物,气韵高古,意境深远,有《潇湘图》传世。南唐画院学生赵幹也擅长山水,有《江行初雪图》传世。僧人巨然,师从董源,承其画风,传世之作有《秋山问道图》。南唐亡国后,巨然随李煜来到宋都汴京,董源一派的画风也随之入宋,在宋初画坛颇有名望。关于董源和巨然对山水画史的影响,今人总结道:“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分两大流派,均可追溯到五代,北方画派的创立者是荆浩、关仝,江南画派的开创者是董源,巨然是董源的主要继承人,所以画史常以董、巨并称。宋朝的统一,是南北各种画派得到交流的机会;当时的都城便是各种流派汇集的场所,代表江南山水画派来到开封的就是巨然。”(49) 另外,金陵人徐熙的花鸟画独树一帜,他与西蜀黄笙一样,是对宋代美术产生重要影响的花鸟画名家,而二人的画风炯然有异,徐熙多以“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50) 等为绘画主题,宋人总结徐、黄画风之异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51)

从唐代开始,石头城的军事地位实际上已大为下降,杨吴时期,徐温在此地建兴教寺,南唐改为清凉广慧寺。此地是南唐宫廷的避暑场所,故较多南唐遗迹,陆游游览清凉广慧寺时,曾亲眼见到李煜“撮襟书”。(52) 南唐时期,文化相当发达,南唐后主李煜不仅以其词作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书法家,“撮襟书”就是由他独创,当时人记载:“后主善书,作颤笔虬区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世谓之撮襟书。”(53) 南唐中主的书法造诣也很高,据载清凉寺曾留有李景的八分题字,为清凉寺一绝。(54) 后代也因清凉广慧寺名,称其山为清凉山。

南唐金陵城大体采用唐代都城布局,宫城坐北朝南,自宫城正门而出,是一条北南走向的御街,直抵都城南门,大体即今内桥至中华门之间的中华路。南唐御街很可能是利用六朝御道的原有基础修建。御街所经之处地势低洼,杨吴扩建金陵时,借鉴六朝建康都城经验,也在御街旁开沟,以免御街积水。(55)

从南唐时期开始,内秦淮河畔成为金陵的文教中心之一,南唐滨临秦淮河开设国子监,(56) 宋人记载南唐国子监“在御街东,旧比较务即其地,里俗呼为国子监巷”。(57) 其后,宋、元、明、清时期,此地都是金陵文教中心之一。明代始,此地已有夫子庙之称:“夫子庙巷,在织锦二坊,旧名国子监巷。”(58)

南唐金陵城的普通居民住宅区多分布于宫城以南即今内桥以南地区。南唐御街是其都城中轴线。南唐御街北段有一些官署,但是其中段和南段大多为居民住宅。由此可推测,南唐中央官署多分布于都城北部,包括宫城两侧及御街北段两侧,都城中部和南部为民宅。

南唐官吏住宅分布在金陵城中各处,后代可考者有:

宋齐丘宅,在城东南隅国子监巷,即在今夫子庙地区。

韩熙载宅,在城南戚家山,也就是今雨花台。韩熙载是南唐名臣。南唐时期的金陵形成了一个文人群体,南唐统治集团中占主流的是文人。这些文人往往行为狂放不羁,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尚,韩熙载被誉为“神仙中人”,是这一类文人的代表之一。他“风彩照物,每纵辇春城秋苑,人皆随观。谈笑则听者望倦,审音能舞,善八分及画笔冠绝,简介不屈,举朝未尝拜一人”(59) 。韩熙载晚年行为更为放荡,后主李煜遣翰林待诏顾闳中与另一位翰林待诏周文矩赴其家中察看,二人回宫后,以绘画的形式向李煜汇报了在韩府所见情形,顾闳中所绘画卷得以保存至今,这就是我国绘画史上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生动再现了其时金陵城中南唐显贵的宴乐生活。

徐铉、徐锴兄弟宅,在城东北摄山,即今栖霞山。徐铉、徐锴兄弟都是南唐著名文人。徐锴毕生致力于为南唐收集图书,南唐藏书为诸国之冠,徐锴功不可没。徐锴还精研《说文》学,作《说文系传》四十卷、《说文通释》四十卷。南唐灭亡,徐铉入仕宋朝,奉旨校订《说文解字》。徐铉的校本刊行后流传于世,称大徐本,徐锴之本称小徐本。徐氏兄弟的研究成果为后世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徐氏兄弟住地远离城区,南唐国力强盛时,特辟由一条摄山至金陵城区的大道,徐铉特为这条大道撰文。(60) 南唐金陵城中已少见六朝时期世家大族聚居的情况,这也是唐代以后门阀制度崩溃、庶族地主地位上升的反映。

皇甫晖宅,在今朝天宫附近的大王府巷。皇甫晖是南唐功勋卓著的武将,其居地因此初称皇甫巷,后讹为大王府巷。

皇甫继勋宅,在今大油坊巷。皇甫继勋是皇甫晖之子,南唐晚期担负守卫金陵的重任。他利用权势,修建豪华宅第,并且在城郊广置园林。大油坊巷即六朝即唐代的翔鸾坊,后改称大油坊巷。

如果说唐代金陵由于政治地位所限,它在全国贸易中主要起的是中转站作用,而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及两宋时期,金陵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由于再次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人口增长,金陵产生了强大的消费需求,这刺激了其本地商业贸易的发展。徐铉及其门人所撰《稽神录》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几什物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61) 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金陵已成为商品销售市场。南唐时期,金陵城内出现一些专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市集,这些市集多集中在城南地区。《南唐近事》中提及鸡行,宋代的《庆元建康续志》载:“鸡行街,自昔为繁富之地,南唐放进士榜于此。”(62) 可见其地是当时南唐的闹市。另外还有银行、花市等,“戚氏《续志》云银行,今金陵坊银行街,物货所集。花行,今层楼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63) 。这些坊原是专门手工行业作坊集中之处,如银行是集中打制金陵传统手工业制品金银器之地,花行则是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这些手工业制作、销售中心继而成为商贾云集的闹市。至宋代,这些闹市周围已成为新的居民聚居区,但是鸡行、花行等地名仍然保留,成为居民聚居区中的街名。

六朝以后,金陵城市的性质、功能发生了变化,导致其城市布局的改变,杨吴和南唐时期,正是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重新建设了金陵城。杨吴及南唐时期的金陵城格局是其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符合金陵自然、人文条件,它奠定了千余年来金陵城市的基础。明初扩建应天府城,实际上是在杨吴、南唐旧城之东北新建一政治中心,即皇城,又在六朝宫城旧址新建一文教中心,杨吴南唐以来的旧城仍是金陵的经济中心以及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明初建城虽然突破了杨吴、南唐旧城的北部界线,但明清时期的金陵城北地区主要仍是大片农田以及军队营地。金陵城西与城南,直到南京城市建设迅猛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才有所突破。明初扩建应天府城,其城中与城南部分实际上因袭宋元以来旧城格局,即南唐金陵城格局,自南唐宫城正门至都城南门的御街,即今内桥与中华门之间的中华路,这条街道作为金陵南部城区的中轴线,千余年来其走向几乎没有更动。

杨吴、南唐时期是金陵城市史上的一个小高潮时期,金陵重新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且为宋元所继承,并为明代的南京奠定了基础。

南唐江宁府图

(1)  宋·陆游《入蜀记》卷四,此处的“唐制”是指南唐制度,《丛书集成初编》本。

(2)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三三,“僭伪列传第一·李景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3)  朱士光、叶骁军:《试论我国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载《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4)  关于运河的淤塞,可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六三。

(5)  宋·路振:《九国志》卷二,“吴臣传·陈彦谦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6)  《九国志》卷二“吴臣传·冯宏铎传”。

(7)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

(8)  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南京中社1929年影印本。

(9)  《首都志》卷一之“城垣”。

(10)  见《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五“城厢”之“西北第十七甲”。

(11)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金陵丛刻》本。

(12)  见《至正金陵新志》卷八“古迹志”,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版。

(13)  宋·陆游:《入蜀记》卷二。

(14)  《景定建康志》卷二〇“城阙志”。

(15)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16)  见陆游:《入蜀记》卷二。

(17)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

(18)  《景定建康志》卷二〇“城阙志·门阙”。

(19)  《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五“城厢”。

(20)  见《金陵古今图考》之“南唐江宁府图考”。

(21)  见《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四“水”。

(22)  宋·马令:《南唐书》卷一“先主书”引徐铉《江南录》,《四部丛刊》本。

(23)  清·甘熙:《白下琐言》,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金陵丛刻》本。(www.xing528.com)

(24)  《景定建康志》卷一六“桥梁”。

(25)  经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国范先生实地考证,昇平桥原址在今南京市内桥以东白下路#156号东侧之北的路面上。

(26)  《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八“名迹”。

(27)  《金陵古今图考》“南唐江宁府图考”。

(28)  《至正金陵新志》卷四“疆域志”,引戚光《金陵志》,元至正四年(1344年)版。

(29)  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二〇“江南二”。

(30)  《金陵古迹图考》第八章“南唐遗迹”,第180页。

(31)  《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

(32)  《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

(33)  见《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

(34)  见《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二“古迹志·城阙官署”,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版。

(35)  参见《金陵古迹图考》第八章“南唐遗迹”及《白下琐言》卷三。

(36)  《金陵古今图考》之“金陵诸水图考”。

(37)  《景定建康志》卷一九“山川”。

(38)  《景定建康志》卷一九“山川”。

(39)  《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四”水。

(40)  《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四“水”。

(41)  《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卷七“山水”。

(42)  《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卷七“山水”。

(43)  见《首都志》卷二“街道”。

(44)  清·陈作霖:《钟南淮北区域志》,《金陵琐志五种及续志二种》清光绪庚子年(1900年)金陵冶麓山房刊本。

(45)  见《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四“水”。

(46)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二八注。

(47)  《白下琐言》。

(48)  宋·郑文宝:《南唐近事》,《丛书集成初编》本。

(49)  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50)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第一卷“叙论”,“论黄徐体异”,《四部丛刊》本。

(51)  《图画见闻志》第一卷“叙论”,“论黄徐体异”。

(52)  《入蜀记》卷二。

(53)  宋·陶谷:《清异录》,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  见刘承干:《南唐书补注》,《嘉业堂丛书》本。

(55)  见《景定建康志》卷一九“山川三·沟渎”。

(56)  见马令:《南唐书》卷二三“归明传·朱弼传”。

(57)  《景定建康志》卷二八“儒学志·前代学校兴废”。

(58)  《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五“城厢”引明·顾炎武《肇域志》。

(59)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

(60)  见《全唐文》卷八八二“摄山栖霞新路记”。

(61)  徐铉等:《稽神录》卷三。

(62)  《至正金陵新志》卷四“疆域志·镇市”引《庆元建康续志》,元至正四年(1344年)版。

(63)  《至正金陵新志》卷四“疆域志·镇市”引戚光《金陵续志》,元至正四年(134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