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金陵政治地位的沉降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六朝建都金陵的历史。隋代是六朝以后金陵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转折点。隋代抑制金陵的政策为唐初统治者沿用,故在论述唐宋之际金陵政治地位演变之前,有必要先提及隋代金陵的情况。

隋初废南朝丹阳郡及建兴郡,在石头城置蒋州。又先后废建康、秣陵、同夏、临沂、丹阳、湖熟六县入江宁县,蒋州仅辖江宁、当涂、溧阳三县。大业(605—617年)初年,隋又改蒋州为丹阳郡。隋代的扬州刺史部初设在金陵,后迁往江都,称扬州总管府。

隋唐两代是金陵历史低潮时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曾有一些城市辉煌一时,而终因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而湮废。与此相反,隋唐两代三个世纪左右的压制政策,并未使金陵没落,当政治形势出现转折时,其地位迅速上升,这表明,以金陵为东南重镇是当时历史大势所形成。

我国古都的发展受到来自自然与政治两方面地理因素的影响。隋唐两代金陵地位的下降是因为其政治地理因素的作用。南北朝时期,全国总的局势是北方数个政权与统一的南方政权并存,从孙吴至陈朝的南方政权都定都金陵,使这座城市成为南方政权的象征,在全国有巨大政治影响。近4个世纪的南北对峙的局势,使南北方政治、经济自成体系,形成南北政权之间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加剧了南北方心理上的隔阂,而其间西晋的短暂统一也并未使这种隔阂有所缩小。西晋永嘉元年(307年)黄河流域已陷入战乱中,晋琅琊王司马睿入镇建邺,受到江南豪族冷遇,“睿名誉素轻,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大夫莫有至者”(31) 。其时,中原动荡,晋政权必须依靠当地势力支持才能确保对南方的统治。王导从中调和,司马睿对于江南豪族给予充分尊重,并接纳其中的主要人物介入晋在当地的统治机构,双方关系渐为融洽,这也为东晋王朝的建立作了准备。东晋至南朝时期,南北隔阂再次加剧。隋朝统治者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江南,其统治当地之初,遭到了地方势力强烈抵制。开皇十年(590年),江南传闻隋政府欲将南方人士迁徙入关中,江南各地纷纷起兵反抗,隋举兵镇压方告平息。为了巩固自己在南方的统治,隋朝政府遂决心根除六朝以来南方政权的残余影响,压制六朝古都金陵成为实行这一政策的手段之一。

唐朝建立之初,其统治势力尚未达到江南,武德四年(621年),起兵于隋末农民起义中的杜伏威控制长江下游南北的土地,随即遣其将辅公祏占据金陵。不久,杜伏威归顺唐朝廷,入朝长安。武德六年(623年),辅公祏乘机起兵反唐,他定都金陵,欲割据江南。次年,唐大举出兵,攻占金陵,辅公祏出逃,兵败身死。

唐朝政府沿用隋朝压制金陵的政策。金陵的行政级别下降,辖区缩小。唐初地方行政制度尚不稳定,尚沿用隋代的一些临时性地方行政制度。武德二年(619年),在金陵设东南道行台尚书省。武德三年(620年),复置扬州,下辖归化、溧阳、丹阳、安业县。由于当时金陵尚在地方武装力量控制中,唐朝尚未直接管辖当地,这些设置都是虚设。从武德七年(624年)开始,唐朝统治范围扩展到江南地区。这一年,唐废东南道行台,恢复蒋州。全国局势逐渐稳定以后,唐朝在全国大规模地撤并州县对于金陵来说,这一过程与其地位的继续下降同步。

武德七年(624年),唐撤销金陵州郡一级的行政建制,废设在金陵的东南道行台,设扬州大都督府。武德九年(626年),唐将扬州大都督府迁往江都。此前,武德六年(623年),安业县被并入归化,归化县更名为金陵县。武德九年(626年),唐将金陵县更名为白下县,划属润州管辖,丹阳、溧水划属宣州。贞观七年(633年),金陵复为扬州治所,随即又撤销,唐玄宗时,在全国改州为郡,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设金陵为江宁郡治所。其后,肃宗改郡为州,乾元元年(758年),在江宁县置昇州,设浙江西道节度使兼江宁军使,然浙西节度使不久即迁往苏州。次年,唐在金陵设浙江西道观察处置团练守捉及本道营田使更领江宁军使。上元二年(761年),浙西观察使徙治宣州。宝应元年(762年)昇州被废。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唐复置昇州,辖上元、句容、溧水、溧阳四县,这一设置维持至唐朝灭亡。除了在唐代中期及晚期短暂地由县升为州,唐代金陵长期处于润州的辖县地位。

尽管隋唐统治者一再降低金陵的地位,但是这时全国的经济局势却向着有利于金陵地位上升的方向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后,全国的经济格局已有显著变化,长江以南广阔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其后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河汊纵横,水网密布,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自然条件。东汉末以来,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导致大规模的中原人口南迁。这些南迁人口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以及大量劳动人口,他们与南方本地人民共同辛勤劳动,变昔日的旷土僻野为千里良田。南方王朝的统治者为确保自己政权的稳固,注意实施发展经济的政策。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战争少于北方,使南方经济能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发展。隋唐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大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蓬勃发展。

与此相反,中原地区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较早的地区,然而由于战争及长期人为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遭到严重掠夺,土地生产能力大为下降。特别是唐朝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春秋战国以来修建的水利设施大都淤塞,农业生产急剧萎缩,甚至难以负担国都长安的日常所需。我国封建时代,经济中心南移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

唐代中期以后,中原地区藩镇林立,这些藩镇往往拥兵自固,拒绝向唐政府提供赋税,唐政府更为倚重东南地区的财赋,以至于出现了“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32) 的局面,诚如明末学者王夫之所说:“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33)

隋炀帝时代沟通大运河,建立起连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漕运系统。唐朝廷更仰赖这一漕运系统保证物资供应。东南地区物资由运河运抵长江,渡江之后再由运河运至汴水,再经汴水入黄河,经黄河运抵关中。这一漕运系统关系到唐朝廷的生死存亡。唐朝严密控制运河沿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江下游地区一些城市开始兴起,唐代金陵以东的长江两岸崛起两座大城——扬州及润州。

扬州位于长江北岸、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它地近长江入海口,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于发展商业。唐朝是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各地商人穿梭南北,频繁进行贸易,众多海外商人也经由海、陆两路来到唐朝境内经商,扬州是各国商人汇集之处。扬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国际化商业大都会。由于扬州在唐代突出的经济、军事地位,唐朝廷对它格外重视。武德九年(626年),唐朝将扬州大都督府迁到江都。都督府是唐朝设在“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的重要机构,大都督府则是其中的最高一级。唐代的长江流域,仅有扬州一个大都督府。至德元年(756年),唐又在扬州设淮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负有掌管运河安全及东南地区盐铁转运的重任,是中唐以后最为重要的节度使之一。唐代扬州不仅是商业中心,也是一座军事重镇。

润州即今镇江,位于长江南岸、大运河入江处。孙吴时称京口,是古代长江沿岸军事重镇之一。南朝时期,京口是南徐州治所。隋朝始改京口为润州。中唐以后,唐朝为加强对东南漕运的控制,于建中二年(781年)合浙江东、西二道观察使置镇海军节度使,治所就设在润州。润州成为江南的政治、军事中心。

扬州、润州这两座城市的兴起更加扼制了金陵的发展,唐代金陵甚至长期划归润州管辖。(www.xing528.com)

在历史上,经济发达地区易形成割据,这一情况在朝廷出现混乱时更为显著。江南地区距唐朝政治中心遥远,其中又有长江为天然屏障,形势甚易割据。终唐之世,不乏有人企图割据东南,独霸当地财赋,而金陵的得失则正是能否据守江南的关键。

关于金陵的地理形势及其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历代已有颇多论述。楚威王埋金以断金陵王气,以及秦始皇东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34) 等传说,均反映了金陵的战略地位早就为世人所认识。

在历史上,长江沿线的主要军事重镇有鄂州、金陵、润州等。其中,金陵的战略地位相当突出,其上游的鄂州有汉水与中原相通,易于北方军队经汉水入江而南下;其下游的润州,在唐代时江面宽达40华里,江流湍急,不利行船,与上游交通不便,故汉末至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政治中心在长江沿线的这些军事重镇之间几经迁移,终于定在金陵。其后的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又都以金陵为统治中心。金陵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在一定历史时期它有可能重新成为政治、军事要地。

尽管唐朝统治者对金陵采取压制政策,金陵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仍为当时人重视,特别是金陵作为六朝故都的政治影响尚在。安史之乱中,李白曾撰文力陈金陵的重要性,并要求唐朝廷迁都金陵。(35)

唐朝东南地区曾发生过数次叛乱,这些的叛乱首领们都试图在金陵建立自己的政治中心。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唐初开国功臣之一的徐懋功之孙徐敬业被贬官之后,在扬州举兵反武则天。有谋士建议徐敬业以匡复唐朝为名,率兵北上,直取东都洛阳。但是,另有谋臣提出,金陵有王气,且有长江可作天然防线,故不如占领金陵,这样进可以取中原,退亦可保江南。这后一种建议对徐敬业更有吸引力。他举兵南渡,先遣三百人占领石头城。但是,唐朝军队紧追至江北,徐敬业回师作战,不敌唐军,反被其手下所杀。唐朝的徐敬业之乱告平。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统治日益脆弱。这给予了东南节镇更多觊觎金陵的机会。在中原陷入安史之乱时,南方发生了永王李璘之乱及刘展之乱。

至德元年(756年),安禄山攻入长安,唐玄宗入蜀避难,其子永王李璘正领东南四道节度使。在永王璘看来,这正是乘天下大乱之际,割据一方的好时机。于是率水军沿长江东下,欲占据金陵,独占江南。然而,其计划暴露,次年,李璘兵败身死。

上元元年(760年),唐淮西节度使刘展举兵南攻,占领扬、润二州,昇州刺史姜昌群投降刘展。刘展虽控制了金陵,但是受到很快集结起来的唐军的围攻。刘展之乱于次年被平息。

唐德宗后期,李锜任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在任之初,他频繁以江南财富取悦朝廷。事实上,李锜掌握一方军政,又拥有丰厚财利,时刻准备伺机自立,终于在元和二年(807年)谋乱。他“室五剑,授管内镇将,令杀五州刺史。属别将庾伯良领兵三千筑石头城,谋据江左”(36) 。李锜之乱也和徐敬业等叛乱一样,旋起旋灭。

唐朝廷在对金陵的政策上,一方面在行政建制上刻意贬低金陵,同时又对金陵动向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东南节镇占据金陵,进而割据江南。

唐朝是金陵历史上建置变化最为频繁的时代,这些复杂的变化正体现着这种政策。唐代金陵建制变化集中于三个时期,即唐初、安史之乱时期及唐末。唐初,金陵由州降为县;安史之乱爆发后,永王璘谋乱江东,至德二年(757年),唐于江宁县置江宁郡,胁制永王璘。次年,改江宁郡为昇州。宝应元年(762年),刘展之乱已平息,唐朝廷即刻降昇州为上元县。由此可见,一旦全国局势出现动荡,唐朝即提高金陵行政设置,并设以重兵防守。

唐朝在东南地区设节镇较晚,中唐以后才分别在扬州和润州设淮南节度使以及浙西节度使。唐朝廷把当地藩帅的任命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频繁更换主帅,据统计“其平均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年”(37) 。这样的严密防范,有效地防止了藩帅于所辖地区培植势力,避免中原割据局势在南方的再现。

唐德宗时,朱泚起兵为乱,关中再次陷入战火。浙西节度使的韩滉闻讯,立即于金陵修军事工事,“闭关梁,禁牛马出境,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至土山。毁上元道、佛祠四十区,修坞壁,起建业、抵京岘,楼雉相望”(38) 。韩滉握有重兵,却迟迟不赴中原之难,立足于自守,持观望态度。其后,德宗逃出长安,韩滉立即请求德宗赴东南避难,并为此作准备,“以为朝廷有南走事,置馆第数十于石头城,穿井皆百尺”(39) 。然而,韩滉在石头城大修军事工程,立即引起唐德宗疑心,“韩滉以缮治石头城,人颇言有窥望意。虽帝亦惑之”(40) 。朱泚之乱平息后,德宗回到长安,韩滉南迁之请遂罢。而此时的长安经历战火之余,物资严重匮乏,韩滉自江南源源运去粮食,帮助朝廷解决危及,方打消朝廷对他的顾虑,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由于唐政府的严密防范,直到唐代后期,东南地区与中原相较,基本上维持了较为安定的局面。当地节镇与朝廷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以东南财赋博取朝廷欢心,换得更多利权。但是,唐朝对东南地区严密控制的前提是中央政权尚有能力顾及江南,并可以在名义上维持对全国的统治,一旦这个前提丧失,东南局势也会如中原一样立即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