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凌烟阁功臣名单之隐秘人物

刘文静。我们在唐宣宗李忱的凌烟阁功臣名单中，见过这个名字，虽然在李世民的凌烟阁功臣名单中并没有他。此后的唐宣宗李忱能够将其请入凌烟阁，可见李唐皇室在多年之后，还记得他的开国大功。

当然，刘文静应该也是我们今天关于唐人最不熟悉的一个名字。其实，刘文静是唐朝开国功臣中功劳最大的几个人之一。这个拥有女孩子名字的大男人，有着彪悍的人生。

简单地说吧，隋末大乱，人在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在还没有下定决心造反的时候，身边就有一个人不停地在李氏父子耳边说：“造反吧，快造反吧。再不造反，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这个人，就是刘文静。这也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刘文静曾经参与“定非常之谋”，是最早参与决定造反的三个人之一。

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劝人造反都是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的。更何况，刘文静当时的身份，是大隋朝的晋阳令。他这是典型的“身在隋营心在唐”啊。

李渊正式起兵之后，为了解除李渊进军关中的后顾之忧，刘文静奉命出使突厥，肩负重要的外交使命。这一次，他不仅完成结盟突厥的任务，而且按照李渊“马多人少”的要求，借来突厥军队助阵。随后，刘文静又奉命镇守潼关，担当起牵制河东屈突通所率领的隋军的重任，并且战而胜之，活捉了这位后来在凌烟阁排名第十二的功臣。

为大唐建国立下了如此大功的刘文静，在李渊称帝之初，就被拜为纳言。此官后来也称“侍中”，是中枢三省之一门下省的长官，是货真价实的宰相之职。

当时，李渊还追论太原起义首功，弄了一个“太原元从功臣”的十七人名单。这个十七人名单既没有画像，也没有严格排名，只是简单地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等级只有“恕二死”的三人：当时尚书令、秦王李世民，尚书左仆射裴寂和纳言刘文静。

“太原元从功臣”第二等级则为“恕一死”的十四人：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吏部侍郎殷开山、鸿胪卿刘世龙、卫尉少卿刘政会、都水监赵文恪、库部郎中武士彟，骠骑将军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

由以上名单可见，当时的刘文静属于超一流的功臣。后来凌烟阁功臣排名第十五的长孙顺德、第十一的刘弘基、第十四的柴绍、第二十二的唐俭、第十三的殷开山、第二十一的刘政会，虽然名列第二等级，却难以望其项背。至于后来凌烟阁功臣排名第一的长孙无忌等人，此时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所谓“恕二死”“恕一死”，就是李渊承诺，第一等级的李世民、裴寂、刘文静等三人，第二等级包括武则天父亲武士彟在内的十四人，以后犯了死罪，可以免死两次或者一次。换句话说，相当于李渊给他们统一颁发了后世所谓的“免死金牌”，李世民、裴寂、刘文静还荣幸地得到了两块。

那么，李渊颁发的这个“免死金牌”，管用吗？我们往下看。

担任纳言之后不久，刘文静就开始倒霉了，一切都源于武德元年（618）六月那一次吊诡的浅水原之战。

这年六月，割据陇西的薛举率兵向长安进攻，李渊派李世民率领刘文静、殷开山、刘弘基等将领迎战于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东北）。结果，唐军遭到敌军的侧击，导致了一场惨败，将士败亡十之五六，后来凌烟阁功臣排名第十一的刘弘基，还被对方俘虏了。唐军败退回京时，刘文静被处以“除名”处分，免除了宰相职务。

这次浅水原之战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其实当时唐军的主帅是李世民。换句话说，第一次浅水原之战，其实就是李世民所打的一次败仗。当然，这也是见诸记载的唐朝第一名将李世民的唯一一次败仗。

史书为了保持李世民的不败纪录，采取了为尊者讳的办法，强调了一个客观原因：李世民当时病了。于是，李世民在病了无法履行职责的时候，把军中事务交给了刘文静和殷开山，并且告诫：“薛举的军队孤军深入，利在决战。所以，我军就应该立足持久，慎勿与战。等我病好了，再来打败他。”可恨的是，刘文静和殷开山，不听领导的话啊。结果，他俩冒险出兵，导致惨败。

就算是这两个不听话的部下的失败吧。但败了就是败了，无论李世民是否真病了，他当时就是货真价实的主帅。改变不了的事实是，唐朝第一名将李世民所带领的军队，在浅水原被薛举打败了。这次败仗，同时也害得刘文静受到了除名、免职的处分。

好在，李世民、刘文静不久就报了仇。当年八月，第二次浅水原之战爆发。这一次李世民吸取了上次战败的教训，没有再给敌人机会，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刘文静呢，也因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宰相是当不成了，当个户部尚书吧。从这时起，刘文静的心里，开始不平衡了。

因为恰在此时，和他同在“太原元从功臣”第一等级的裴寂，也打了一个朝野皆知的大败仗。武德二年（619），刘武周侵犯唐朝的龙兴之地太原，裴寂自请为主帅，出兵镇压。结果，一败于介休，二败于夏县，把河东根本之地几乎全部丧失，长安震动，逼得李渊几欲迁都，幸亏李世民率兵出战，才挽救了危局。

但是，犯下大罪的裴寂回到长安之后，受到的处分是，李渊首先把他严厉训斥了一通：“前拒武周，兵势足以破敌，致此丧败，不独愧于朕乎？”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寻释之，顾待弥重”，又宠幸如初了。

李渊对裴寂，怎么个“顾待弥重”呢？李渊每次离开长安“有所巡幸，必令居守”，对其信任有加。一言不合李渊就到裴寂家喝酒玩通宵，“赍珍馔、宝器就寂第，宴乐极欢，经宿而去”。朝廷要“改铸钱”，李渊体贴地怕裴寂家里钱不够花，“特赐寂令自铸造”，等于是在他家建了一个造币厂。李渊还不让裴寂退休，“要相偕老耳”，又是加官晋爵，“俄册司空”，又是提高待遇，“赐实封五百户”，还怕他家有事无人管理，特地派人到他家每天值班，“遣尚书员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www.xing528.com)

同样是第一等级的“太原元从功臣”，同样是打了败仗，刘文静只是一个小败仗，还是代李世民受过，而且后来刘文静还将功补过了，可是他的宰相职务，一免就未再复。裴寂呢，一败再败不说，还直接弄丢了大唐的龙兴之地，在局面溃烂到不可收拾的时候，自己逃回了长安，结果只是被教训两句，事后该加官加官，该晋爵晋爵，还在他家建了一个造币厂！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所以，心里不平衡的刘文静，就开始专门跟裴寂过不去，“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两人之间势同水火。甚至刘文静在家喝多了，还拔刀砍柱发誓：“必当斩裴寂耳！”说来也怪，此时的刘文静“家中妖怪数见”，其弟刘文起不知深浅，“遂召巫者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之法”。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所谓的“厌胜之法”，就是请一些神汉巫婆来施法“扎小人儿”，既无益也十分可笑；但在唐朝人看来，“厌胜之法”是有极大魔力的，是可能导致被厌胜对象无缘无故死亡的。所以，这是严厉禁止的行为。即使是出于家庭安宁在自己家中实施“厌胜之法”，如果被人告发，也是一件极为犯忌的大事。

结果，刘文静家中的这件事，就被他的一个失宠的爱妾举报了，这直接导致了刘文静被下狱审问。凑巧的是，李渊居然派刘文静的政治死敌裴寂带领萧瑀等人，去审讯他。刘文静在审讯中，如实承认了对裴寂的妒忌、不满和怨望。刘文静说：“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

至此，其实朝野上下的普遍看法是，这也就是朝中两个重臣之间的政争而已。然而，皇帝李渊亲自提升了事件的严重程度，恶化了事件的性质，“文静此言，反明白矣”。也就是说，李渊把刘文静妒忌、不满和怨望的对象，由裴寂换成了他自己和整个大唐王朝。如此一换之后，这就不再是刘文静与裴寂之间的个人恩怨了，而是刘文静不满朝廷，意图造反了。

是不是有点“莫须有”的意思？李渊这是捏造罪名，欲置刘文静于死地啊。当时的群臣，都觉得刘文静冤枉，“李纲、萧瑀皆明其非反”，李世民也出手相救，“太宗以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极佑助之”。

然而，李渊就是听信裴寂谗言，一意孤行，“遂杀文静、文起，仍籍没其家”，铸成唐朝开国以来第一大冤案。此时此刻，什么“太原元从功臣”，什么“恕二死”的“免死金牌”，都不管用了。

刘文静死后，当时的唐人和以后的学者，关于他有几点认识是高度一致的：一是他为唐朝开国立下了大功，是有资格进入凌烟阁的功臣；二是他是被冤杀的；三是他并非死于与裴寂的政争，而是死于李渊的蓄意谋杀。

那么，李渊为什么要蓄意谋杀一个于己于国立有大功的老部下呢？

因为李世民。刘文静其实是为李世民死的。换句话说，刘文静死于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皇太子之争。

李渊当上皇帝之后，谁是皇太子或谁是下一任皇帝的争斗，就开始逐步浮出水面了。虽然唐朝开国的正史被李世民手下的贞观史臣改得一塌糊涂，第一任皇太子李建成也被描绘成一个贪财好色、平庸无能的纨绔子弟形象，但还是有史料显示，真实的李建成在军国大事上的才能，并不比李世民差多少。

正因为两个儿子都极具治国之才，所以李渊本人的态度，一直很明确：无论是从立长还是立贤的角度出发，下一任皇帝都应该是李建成，而不应该是李世民。而且，裴寂和大部分的“太原元从功臣”，都是支持李建成的；只有刘文静、萧瑀、陈叔达等少数几个大臣，才是支持李世民的。

支持李世民的人当中，刘文静的影响最大。因为其才能出众，威望素著，又官居宰相，位高权重，所以成为李渊最为忌惮的人，史书称李渊对刘文静“素疏忌之”。李渊之所以如此对待刘文静，是因为他把刘文静当成了影响李建成接任皇帝、影响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和睦、影响大唐天下安定团结的最大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当然要先下手为强了。先借小故免去刘文静的宰相之职，降低他的影响力，再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他于死地，砍掉李世民争夺帝位的最有力臂膀。

都是一个山上的“狐狸”，李世民当然也不是不明白父亲李渊的这点心思。当时身处夺嫡之争弱势一方的他，只好先躲在幕后，指使李纲、萧瑀出面保刘文静，“皆明其非反”。一直等到快不行了，他才亲自出马，不仅提及刘文静当年首谋太原的大功，并且担保他不会造反。然而，李世民的出面，更加印证了李渊的判断，反而加速了刘文静的死亡。

要我说，也许就是在刘文静人头落地的那一刻，血淋淋的事实才终于让李世民下定决心，在潜心准备七年之后，杀兄，屠弟，囚父，最终把向往已久的皇位抢到手。

那么，读者诸君可能要问了：既然刘文静对李世民这么重要，那么在贞观十七年将功臣画像绘于凌烟阁的时候，李世民的皇帝都做了十七年了，冤杀刘文静的李渊也死了七八年了，李世民为什么还是没有把刘文静请入凌烟阁呢？反而要由两百年之后的子孙唐宣宗李忱来做这件事呢？

有学者说是故意疏远，也有学者说是刻薄寡恩。我倒觉得很可能是一时忘却：也许是因为李世民的皇帝当得太久了，以至忘记了那位在自己还不到二十岁时就预言他“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的铁杆粉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