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春图》在隋唐两代的流传，已不可考。但进入北宋以后，它曾在宋徽宗赵佶的眼前展开，并经他鉴定为“展子虔游春图”，然后这位艺术天子用他那独特的瘦金字体，在画上写下了自己的结论。
北宋灭亡后，《游春图》又被带入南宋皇宫内府收藏，后不知何故流入南宋著名权相贾似道之手，被他钤上了“悦生”葫芦印。
元朝时，《游春图》一度归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所有。明朝时，《游春图》走了霉运，落入著名奸相严嵩、严世蕃父子之手。严府被查抄后，此画被带入明朝皇宫内府收藏。
《游春图》也是清宫藏品之一。最爱在名画名帖上留下痕迹的乾隆帝，曾两次在《游春图》上题款。从乾隆帝直到清末宣统帝溥仪，《游春图》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清宫之中。宣统帝退位后，根据“中华民国”《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宫中所有珍贵文物，包括《游春图》在内，仍然归爱新觉罗·溥仪所有。
但是当时的溥仪，不甘心留在北平紫禁城中享受“优待”，他还有“出国留学”“复辟帝制”这两项更为远大的追求。这两项，可都是很花钱的大事。而且需要的金钱额度很大，绝不是《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中那区区四百万两白银可以满足的。
为了筹措经费，溥仪想到了宫中的字画。于是溥仪多次以赏赐为名，将包括《游春图》在内的大量珍贵字画交给弟弟溥杰、溥佳，让他们盗运出宫，暂时转移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从此，《游春图》又开始了一次全新的历险。
在这次历险中，《游春图》差一点被卖到国外，像我们在英、美、日等国博物馆所看到的其他中国文物一样。我们今天还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这幅国宝级的名画，一定要感谢一个人——张伯驹。
他是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中华民国首任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嗣子，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民国四公子”，著名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
正是他，在《游春图》即将流出国外的关键时刻，以一己之力筹集巨款，成功阻止了国宝外流。
《游春图》从北平到了天津之后，又随着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去了长春。然而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伪满洲国随之灭亡，溥仪为了维持生计，开始大量出售收藏字画。
1946年初，这些故宫流出的字画开始在东北市场出现，被收藏界称为“东北货”。这批“东北货”中，就包括《游春图》，还包括唐朝陈闳的《八公图》和元朝钱选的《杨贵妃上马图》。从《八公图》和《杨贵妃上马图》现均收藏在美国的结果来看，如果不是张伯驹，不难想见《游春图》的命运。(www.xing528.com)
张伯驹，成了《游春图》最美丽的意外。
当时，张伯驹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他找到正待价而沽的北平琉璃厂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一方面要求不能将《游春图》卖到国外，声明“此卷有关历史，不能出境，以致流出国外”；另一方面则是询价。
马霁川开价八百两黄金，几经讨价还价，才最终降为二百二十两黄金。张伯驹为了凑足这笔钱，只好卖掉了自己喜爱的“丛碧山房”，这是一处原购于李莲英的位于弓弦胡同的旧宅。
传说张伯驹在卖房之后，还差二十两黄金。没办法，他只好去找夫人潘素，打算求她变卖首饰，凑足画款。正当潘素犹豫之时，张伯驹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他竟然躺到地上打起滚来，无论潘素怎么哄怎么拉，也不起来。哭笑不得的潘素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张伯驹这才从地上爬起来，开心了。
无论以上这一幕是真是假，都可以看出，张伯驹为了《游春图》，已经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
大费周章方才买到《游春图》的张伯驹，后来自号“游春主人”，并将所居园命名为“展春园”，足见他对《游春图》的钟爱程度，也足见《游春图》在其藏品中的独特地位。
就这样，通过《游春图》，跨越千年的展子虔与张伯驹，一位赳赳武夫出身的绝世画家与一位赳赳武夫家庭的风流公子，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交流、心灵上的对话。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又一次显示了她的神奇力量。
当然，展子虔应该感谢张伯驹。不仅因为张伯驹深谙《游春图》的巨大价值，倾家荡产也要把它留在国内，还因为张伯驹并没有将《游春图》视为私物，据为己有。他曾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才舍得将其所藏文物，捐献出来，《游春图》也因此而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大哉，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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