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风暴把汉灵帝吓得够呛，不过随着风暴的迅速平息，汉灵帝渐渐把那些噩梦般的日子忘了。
党人们希望汉灵帝能借此事件进行一番反省，远离宦官，革新政治，重振汉室，但党人们失望了，汉灵帝又恢复到过去那个汉灵帝。黄巾起事的这一年间，他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拨出巨款充作军费，这让他心疼不已，总想找机会把损失补回来。偏偏这时，又遇上了一件烧钱的事。
黄巾民变平息的第二年，即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二月里的一天，南宫的云台突然发生了火灾，这场火很大，当场根本无法扑灭，只能任由它烧，以至于竟然烧了半个月（南宫大灾，火半月乃灭）。
火由云台而起，又蔓延到灵台殿、乐成殿，烧毁了北阙度道和嘉德殿、和
殿，南宫的中门乐成门也被烧毁。
别的地方发生火灾可以视而不见，可皇宫是汉灵帝居住、办公的地方，看着皇宫被烧得面目全非，很多地方还在不停地冒着黑烟，汉灵帝烦透了。
有关部门把重修宫殿的预算报上来，汉灵帝一看更烦心。
这又是一笔巨款，国家财政几近崩溃，公卿百官的薪俸都成问题了，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如果要修，还得从自己的小金库里出。
宦官张让、赵忠很理解汉灵帝的心思，他们趁机建议把全国的田赋每亩增加10钱（税天下田，亩十钱），用来重修宫室。
东汉时1钱可以买1斤多米，10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元左右，似乎也不太多，但那时农业技术很落后，亩产很低，大约只有3石，合现在的180斤，除去种子，实收没有多少，不足现在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所以，那时种田主要以量取胜，一家一户种上百亩甚至几百亩都是常事，每亩加收10钱，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诏令下达，招来一片反对。
不少地方官员愤而上疏，竭力陈述不能用这种办法盘剥百姓。
在这些上疏中，乐安郡太守陆康的言辞最激烈：“过去鲁宣公向农民征收田赋，因为发生蝗灾就停了，鲁哀公打算增加田税，孔子认为是一种过失，怎么能剥夺人民的财产而去铸造那些毫无用处的铜像？又怎能抛弃圣人的经典，而效法亡国的措施？”
乐安郡属青州刺史部，今山东省淄博、东营一带。陆康的祖籍是扬州刺史部吴郡，和孙坚是老乡。陆康有个哥哥叫陆纡，陆纡有个孙子叫陆逊。
陆逊，就是后来江东的那个牛人。
宦官们看到有人公然挑战自己，恼怒异常，就选陆康作为靶子，来个杀一儆百。宦官们说陆康上疏里援引了亡国之语做例证来影射当今圣主，心怀险恶，犯了大不敬罪，派槛车前往乐安郡，把陆康押来交付廷尉审讯。
陆康眼看凶多吉少，幸亏朝中有人竭力相救，在汉灵帝面前替陆康百般解释，陆康才保住一命，被解职回家。
陆康上疏中说的铜像，是汉灵帝下诏铸造的佛像。
一向新潮的汉灵帝本来是道家的忠实粉丝，对老子深怀敬意，如今又突然对佛教产生了强烈兴趣。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一般认为首次传入是在汉明帝时，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就诞生于这个时期。不过，由于儒学的长期根植，到汉末时佛教还属于相对新鲜的事物，像笮融那样的忠实信徒还比较少。
“十常侍”之一的毕岚，本身也算是个发明家，他发明了历史上第一部洒水车（翻车渴乌），用来在洛阳南郊到北郊之间的道路上洒水；还发明了人工喷泉（天禄虾蟆），立于平门外桥以东。
这些东西过于超前，只能算汉灵帝的玩具，没什么实用价值。
汉灵帝命毕岚铸造4座铜佛像，竖立在仓龙门、玄武门外，又铸造4口大钟，每口重达2000斛，悬挂在南宫里的云台和玉殿堂前。
汉灵帝搞这些玩意，除了兴趣爱好外还有炫富的意思，因为铜不是普通物资，把它化成铜水，浇在另外的模具上它就变成了钱，巨量的铜意味着一笔笔巨款，汉灵帝通过增加赋税的手段把它们从百姓的手里收上来，又通过铸造铜像、铜钟加以储存，比放在他的西园小金库里还保险。(www.xing528.com)
不过，这些都给别人办了好事，仅仅几年后，这些东西都不在了。
为了重修南宫，汉灵帝下诏征调各州郡的木材、石料，不管路途远近，都让他们运到洛阳。
钱虽然由朝廷出，但负责验收的是宦官，宦官拥有了这份权力，开始借机敛财。
各州郡辛辛苦苦送来的东西，宦官一句不合格，你就算白送了。用这种手段逼着州郡以打折价与宦官结算，有的居然打到了一折（因强折贱买，仅得本贾十分之一）。
摊派给各州郡的任务仍然不少，时间来不及，东西不能按数目送上来，宦官们就又多了笔生意，把之前廉价收购来的东西再以原价卖给各州郡（因复货之）。
各州郡花了高价买回自己送来的东西，再呈送，宦官仍然刁难，一遍遍重演（宦官复不为即受）。
历史上在官场中有黑的、有贪的、有无耻的，但如此公然、如此高调，恐怕只有汉末才有。
大批上等木材就在这一来一回、一回一来中被积压、腐烂，结果也延误了工期，宫室一连几年都没修完。
宦官们当然不希望修完，那样他们就少了条发财的路子。
各州刺史、郡太守大多数也不是什么好鸟，在上面亏了就得到下面补回来，而且还要加倍，百姓简直没有活路了（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汉灵帝下诏，派西园卫士分赴各地，负责督办采购事项。这些人到了下面，受贿索贿，吃、拿、卡、要不算，还动不动威胁要抓人，给州郡造成了恐怖（恐动州郡）。
当时边章、韩遂之乱还没有退去，关中地区正受到严重威胁，帝国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汉灵帝还有心思为自己的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有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愤而上疏，言辞恳切。
这个人是时任谏议大夫刘陶，他在上疏中写道：
“天下前有张角之乱，后有边章之乱，现在西羌叛军已攻到河东，如果不能遏止，随时会进犯京师。百姓都想着撤退逃亡，缺少拼死相斗的决心。敌兵逼近，张温的大军孤悬（西寇浸前，车骑孤危），如果失利，大局就无法收拾了。
“臣深感谏言次数很多了，已经令陛下厌烦，但我还是想不顾自己的得失进言，这是因为国家平安，臣下才能得到好处，国家败亡，臣下自会先行毁灭。”
在这份上疏中刘陶紧急呈请八件要事，具体内容不详，大概意思估计是说天下大乱都是由宦官所引起，所以必须立即诛杀宦官吧。
宦官们立即展开反击，他们说：“张角事发，陛下恩威并施，叛乱分子都已改过自新，现在四方安定，但刘陶却看不到圣政，专门揭发阴暗面（疾害圣政，专言妖孽）。刘陶说的这些事，州郡都没有报上来，刘陶是怎么知道的？由此可以断定，刘陶跟那些贼寇相私通！”
刘陶因此被下黄门北寺狱，宦官们对他日夜拷打，加强审讯（掠按日急），刘陶彻底心灰意冷了。
刘陶在狱中绝食而死，临终前说：“我最恨的是不能和伊尹、姜尚为同僚，而与微子、箕子、比干一样落得忠臣被冤杀的命运，现在上杀忠臣，下有憔悴之民，看来这个朝代也无法长久了，到时候后悔莫及！”
前任司徒陈耽为人忠正，宦官们早已忌恨，受刘陶案的牵连，陈耽也被下狱而死。
从杨赐到刘陶、陈耽，朝廷里硕果仅存的几位忠良之士纷纷离去，汉灵帝现在很少再能听到逆耳的忠言了，宦官们一切都围着他转，让他很开心。
一场黄巾风暴，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可就是没有改变汉灵帝的任性。他，更加任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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