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前往汝南郡吊唁袁绍母亲的人里，除了曹操，还有几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大名鼎鼎，他就是朝廷通缉的政治犯何颙。
何颙字伯求，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少年时代，他曾到洛阳太学游学，和著名党人郭泰等交往密切，在太学生中很有名（显名太学）。
史书记载，他的朋友虞伟高有父仇未报，突然得了病，将死，何颙前去探望，虞伟高流涕诉说，何颙感于义气，为他复仇。这时虞伟高已死，何颙用他仇人的头到墓前祭奠。这说明，何颙不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而是游侠一类的人物。
《史记》有游侠列传，司马迁曾满腔热情地歌颂侠士们急人危难、守信重义、最后建立功业的品质，汉初的张良无疑是这类侠士的代表。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从汉武帝起对各类游侠持抑制和打击的态度，从西汉后期到东汉以来，侠士在社会上的评价越来越差，到了《汉书》已经不说他们守信重义了，而说他们是“作威作惠”的奸雄，《汉书》以后再修官史也就不再给游侠单独列传了。
对朝廷来说，这样的人是危险分子。
何颙和党人们来往密切，党锢之祸发生后，他也受到宦官的追捕，于是改名换姓，藏于民间。他经常与一些人秘密来往，他们都很敬重何颙的豪侠和义气，何颙于是在荆州、豫州一带有了名声（所至皆亲其豪桀，有声荆豫之域）。
曹操在出道前有两个人对他很赏识，一个是曾任司空的桥玄，一个就是何颙。还有曹操日后的首席智囊荀彧，何颙见后也称奇。
可见何颙是一个在江湖中名气很大，还善于识人的人。
何颙来到汝南郡，袁绍听说后，秘密和他来往（袁绍慕之，私与往来）。
袁绍是怎么结识何颙的，不得而知。不过，著名党人领袖李膺和袁氏有姻亲关系，而何颙与李膺关系密切，这或许是二人结交的纽带。
他们在一起都商量过什么，也不得而知。
何颙身边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出身各不相同，但关系都很密切，史书称他们为“奔走之友”。
这些人里，有张邈、许攸、伍孚、吴子卿等，都不是普通人物。
张邈字孟卓，兖州刺史部东平国人，家境富裕，也是一个侠士。在洛阳一边上学，一边交结各路英豪。
许攸字子远，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人。他是何颙的老乡，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交际很广。(www.xing528.com)
伍孚又名伍琼，字德瑜，跟袁绍是同乡，都是侠士一类的人。
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党人和士人，他们应该算党人和士人的新生代，与前辈不同的是，他们对社会和汉室朝廷的看法更清醒、更深刻，因而也更绝望。
从他们以后的政治实践看，他们都有参与救世的大志，但已不把希望再寄托在天子或者现有官僚体系身上，经过连续两次的党锢事件，他们也看到了宦官们的疯狂和贪婪，血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更加理性和现实。
他们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是杀几个宦官或权臣那么简单，要干就干得彻底一点儿，改朝换代也在所不惜。
“奔走”是游侠的特征之一，只是时代不同，何颙等“奔走之友”与前代游侠的单打独斗相比，更注重互相联络。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四处“奔走”，并且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奔走”。他们之所以团结在袁绍的周围，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袁绍是可以高举的一面旗帜，不仅政治上志同道合，又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
袁绍回到洛阳后，他们的活动中心也随之到了洛阳。黄巾起义爆发时，袁绍已在洛阳，袁术在宫廷禁卫军中任职（虎贲中郎将），他们和曹操的想法不一样，袁绍在何颙等人的影响下，对建功立业没有多大兴趣，心里已经另有打算。袁术多少有点儿贪生怕死，所以没有参加到讨伐兵团。
除了几名骨干分子，“奔走之友”还秘密联系各地的豪杰志士。这样一来，无论做得多么秘密，也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一天，中常侍赵忠对下面的人说：“袁绍这小子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不出来替朝廷工作反倒养死士（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道这家伙准备做什么？”
这话传到了袁绍的叔父袁隗的耳朵里，袁隗立刻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把袁绍痛责了一番，要袁绍立刻断绝与那些江湖朋友的来往，之后应公府征辟老老实实出来做事，以绝他人的非议，不给袁家带来灾祸。
袁绍也感到树大招风，假意答应了叔父的要求。
正在这时，机会也来了，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何进征辟他到大将军府任职，担任一名处长（辟大将军何进掾）。
袁绍这回不再扭捏作态，而是痛快地去上班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