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栩刚死，宫廷禁卫官（郎中）张钧又上书，直言“十常侍”之祸：“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之所以乐于归附他们，所有的根源都来自‘十常侍’。他们把自己的父兄、子弟、亲家、宾客都派到州郡当官，搜刮民间财富，欺压百姓，百姓有冤没处诉说，所以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张钧提出建议：“应斩杀‘十常侍’，把他们的脑袋挂在洛阳南郊，向百姓谢罪，同时派人布告天下，我敢保证，不用大动兵戈贼寇自然就会消灭！”
汉灵帝看到了张钧的上书，把张让等宦官头目叫了过来。他把张钧的上书拿出来，让张让、赵忠等人传阅，张让、赵忠等人看罢汗流浃背。张钧说的话并不让他们意外，意外的是汉灵帝要拿给他们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张让、赵忠等人都脱下官帽，赤起双脚，叩头不止（皆免冠徒跣顿首），哀求汉灵帝不要治他们的罪。他们表示，愿意把财产都贡献出来作为军费。
这是宦官们常用的一招——装可怜。大家都是自己人，玩得也开心，突然间闹得很生分。像张让这样的，身为奴才，忠心耿耿，一大把年纪，胡子都白了，一把鼻涕一把泪，汉灵帝即使再有火，也发不起来了。
汉灵帝很吃这一套，让他们穿好衣服穿上鞋，该干吗干吗（皆冠履视事如故），之后反而迁怒于张钧：“这个人真是狂人！‘十常侍’里难道没有一个是好人吗（十常侍固常有一人善者不）？”
用一个词来形容汉灵帝这样的昏君，那就是“反复无常”。面对严肃的政治问题和国家大事，一点儿定数都没有，被人一说就来个180度大转弯，在这样的昏君手下称臣，够倒霉的。
朝中那些宦官的爪牙趁机陷害张钧，说他平时在家偷学太平道，把他抓起来。张钧死于狱中。
在这轮斗争中，宦官们尽管处于不利地位，却仍然化解了危机。
不过宦官们的心里并不踏实，因为向栩、张钧毕竟是小角色，如果再有重量级的选手上场，他们是否还能顺利过关，就不好说了。
宦官们最忌惮的人莫不过太尉杨赐，黄巾起事后，杨赐作为汉灵帝的老师，多次向汉灵帝建议革新政治，说得很中肯也很直接，让汉灵帝觉得不高兴（赐所对切直，帝不悦）。
汉灵帝找了个借口把杨赐的太尉一职免了，擢升交通部部长（太仆）邓盛为太尉，且没有任命杨赐新的职务。
一天，汉灵帝到朝廷档案馆（兰台）查阅档案，在那里发现了杨赐以及刘陶关于张角的一些奏章，这些奏章大部分汉灵帝并没有看到过，被宦官们压下来了。
杨赐担任司徒期间，在刘陶等人的协助下对太平道曾展开过调查，如果那时对杨赐的建议给予重视，黄巾军也不会闹得这么大。(www.xing528.com)
看着奏章，汉灵帝明白了老师的忠心，对于一时生气免除老师的职务有些后悔，当即下诏封老师为临晋侯，这是一个县侯，同时封刘陶为中陵乡侯。
接到诏书，杨赐感到不安，他认为当年自己和刘宽、张济一块儿担任汉灵帝的侍讲，他们二人还没有封侯，于是上书，请求将封给自己的食邑分一部分给二人。汉灵帝同意了。
汉灵帝觉得还需要杨老师，于是任命他为朝廷秘书局局长（尚书令），几天后又改任九卿之一的司法部部长（廷尉）。
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司空张温另有任用，杨赐接替张温任司空。
这一年十月，杨赐去世。
汉灵帝以弟子的身份穿丧服为老师致哀，三天不上朝，赠东园棺椁、衣物，赐300万钱、500匹布，赐谥号文烈，赠骠骑将军、司空印绶下葬，命公卿以下全部参加葬礼。
杨赐是汉末清流士人的代表，是两次党锢之祸中没有被打倒的少数党人之一，他多次荣登三公之位，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坚持着党人的信仰，是那个特殊时期敢于和宦官进行斗争的少数朝臣之一。
杨赐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保护了一批像刘陶那样年轻有为的人才，孔子的第20世孙孔融曾受杨赐征召在司徒府做事，杨赐命他暗访百官中的贪污之人，准备予以贬谪、罢免，孔融在杨赐支持下检举了大量贪官，他们多为宦官的亲族。
经过两次党锢之祸，大多数党人对汉灵帝其实已不信任，杨赐成为汉灵帝与党人沟通的主要桥梁，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黄巾民变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汉灵帝也感受到了党人们尽忠为国的情怀，所以尽管杨赐让他不高兴，但他还是给了杨赐给予很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尊重。
杨赐之死也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宦官来说，因黄巾军起义带来的一场风暴暂时平息了，政局重新回到了之前他们专权独大的局面。不同的是，没有杨赐这样的人和宦官做斗争，党人们和一些有识之士对时局的不满和愤懑再也无处发泄。
忍耐，有时意味着一种更大的危险和一场更猛烈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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