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郭士立对起义军的重大影响

天德的公告和宣言虽然篇幅较短，但要比北京或其他朝廷大营发布的更加绝妙，更令人激奋，整体上胜出一筹。一方的宣言内容真挚，充满真诚；相比之下，另一方的则满是一眼便能看穿的假仁假义。

我们不免要怀疑，天德一方宣言的有些内容出自我们的传教士，或者说一些人从旁指导了宣言的写作。根据我们观察到的译文进行判断，文章有一种我们更熟悉的欧陆风格而不是东方文章的神韵。将近十五年以前，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和新加坡的绅士对我们说：“等着瞧吧，不管中国人是否反对，英美传教士都将参与到中国人的政治改革和宗教改革之中，郭士立学会、华人联合会将成为强大杠杆的支点。此时此刻，虽然郭士立博士很少被人注意，也很少被提起，但其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手捧郭士立博士的著作；我也亲耳听到男女老幼都以一种尊崇敬畏的态度提及郭士立博士的大名，仿佛这是一个充满了超自然能力的人。郭士立博士也许没有向他的门徒宣扬反叛或暴动，但不久之后就爆发了起义。我所了解的信徒对宗教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但这些信徒却有着透彻的政治解放的理念。对于这些政治理念，这些信徒在欧洲人和美国人面前从不掩饰。思想的发酵剂已经投入，不管以何种方式，有何种目的，中国现在正在酝酿一场伟大的变革。

近来又有一位广东居民向我们提供报告说，他读了郭士立学会撰写的宗教书籍的中文译本，他相信起义军实际上是宗教改革者。起初，这一表述被认为是对神灵的亵渎，但这仅仅表达的是中国人精神层面的一种关系，这种对于教义的错误理解源于中国人强烈的热情。这也使中国人违背了传教士对他们的训诫。

如果有更多的欧洲人精通中国人的语言，那就能知道中国人到底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写错一个字就可能使整篇文章词不达意。对于大多数东方民族，都有一个无法摆脱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没有清楚无误的公私文书的统一书写形式或是印刷体。根据同一渠道获悉，起义军宣称自己是一种犹太基督教，反复说教着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但起义军的戒律大部分并不源于《新约》，而是来自《旧约》。在很多情况下，起义军也采取过灭绝政策，起义军的历史中也存在着血腥的篇章。起义军行事的原则就是这样，任何不按照他们的信仰办事的人，必须要从神的地盘上除灭。除非所有人遵从起义军的教义，承认天德的至高无上，否则起义军就会最大限度地执行“无论男女老少，都不可住在这地上”的政策。毫无疑问，无论起义军的信条是什么，不管是篡改版的，还是混合版的，起义军都对它趋之若鹜。在清帝国的心脏地带有这样一群狂热分子—其中一部分人的信条就是战死沙场—而清政府已经奄奄一息，起义几乎在整个帝国已成燎原之势，清帝国即将走向灭亡。我们同意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在从广州寄出的私人信件中所说的：“最终结果有待时间决定；然而，这些半基督教起义军的上层人物虽然穷困，但他们意志坚定，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最终会战胜对手，夺取政权。无论起义军能否成功，但在这场起义的影响下，我们发现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必然会影响欧洲对华贸易的方方面面。事情不能一直就这样下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旷日持久的内战是非常可怕的。这场内战夺走了现有政府为我们提供的庇护，而另一方却无法提供相应的庇护。起义军、叛乱分子或爱国者—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像一位智者，在战斗结束之前，不会决定他们的称谓—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会成功地推翻各地的清政府组织，当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建立新的秩序和一整套的管理体系，然后是商业体系，涉及外国居民的处理原则等，一项一项地进行。我们不能指望商人对这场不同寻常的斗争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产生什么兴趣，而这场殊死之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会是影响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命运的重大问题。”

我们注意到最近有大量的书籍和信函都在以强烈的措辞传达这样一个信念：再没有任何一个曾经建立过的王朝像现在这样前途堪忧。有一封从中国寄出的私人信函中这样写道：

如果让清朝继续统治中国，中国将永远不复存在。这与土耳其曾经碰到的问题如出一辙，只是清朝政权建立的时间较晚一点。我所遇到的每个当地百姓似乎都认为清王朝已是回天乏力，它的覆灭最多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朝廷忌惮将蒙古部落引入关内，朝中大臣对于这些蒙古部落的看法莫衷一是，毕竟如果蒙古部落踏入关内，很难预测他们是敌是友。

朝廷对收复武昌束手无策。武昌物产富庶，人口达四十万，是湖北省的省城所在。起义军在1853年2月占领武昌，缴获颇丰。在此之前，英国人从未造访此地。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有位朋友，是一位勇敢的旅行家，他曾对武昌做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描述：它坐落于长江南岸，这片水域能够承载大吨位的船舶。每天都有五六千艘大大小小的船陈列于江面。单是运盐船就有上千艘之多。这里是中国产品和欧美产品的巨大仓库。

镇江，历来都是军事重镇，它的陷落让清政府痛惜无比。在一份诏书中，皇帝曾说过：“镇江，南北水路交通之咽喉，朕早已料到其必为贼匪所觊觎；并多次严令地方官员采取有效之措施加强防守。若其能听之一二，必不会有今日之局面。”前文已经提及，为了保卫镇江，清朝守备官兵对英军展开了十分顽强的抵抗，致使英国官兵伤亡惨重。镇江不仅属于战略重地，在经济及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天德来讲，它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南京。起义军在缴获大量金银、给养、武器等战利品的同时，还赢得了百姓给予的同情和支持。三合会为起义军开道，城里的政治团体名目繁多，个个都有百姓支持。这些组织的首脑经常聚在一起商讨大事。离城不远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入口，这条运河直通北京，通过它，大量的物资给养从江南富庶之地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满足皇帝的需求。如今，这一运输方式彻底地被起义军截断了。起义军以此来扼住朝廷的经济咽喉，并将他们困死于京城。清帝国事实上已经被一分为二了，处于首尾不能相顾、中央与地方联系不畅的危急状态。

紧邻镇江的周边地区植被繁茂，是代表中国文化最高水平的地区之一。这里阡陌交错，道路狭窄，使我们的部队很难携带大炮等辎重快速前行。当地有几户非常殷实的人家，其中一位曾是朝廷大员，现已退隐田园，据说其富可敌国。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宗族意识盛行，族规胜于国家律法，并延续着一种悲剧性的社会体系，使原本安宁平静的地区和村庄陷入无休止的社会动荡状态。在中国，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姓氏。由于同一姓氏的人并不都住在一起，故同一姓氏的族人相互分离、各自繁衍，但其目的都是相同的。据说，广东和福建的宗族主义感情和仇恨比清帝国其他地方强烈得多；但这可能只是因外国人听说的在这里爆发的相关事件比沿海其他省份更多。就在最近，有人上书朝廷，说在两族之间的争斗中，有十人被杀，二十人被抓，十个人被挖去双眼、割掉双耳、剁去双脚；三十匹马也被杀死在一片废墟上。居于下风的宗族被抢白银一万两；宗族祠堂被掀翻，祖宗坟墓被掘开，堤坝被毁，灌溉田地的水源也被切断。这种宗族之间的争斗时常发生，历来已久，地方政府自觉力量微弱，无法劝阻，只能任其发展。一年之内宗族之间的打斗就有一百二十起，造成房屋损坏，财产被劫，甚至人员伤亡。宗族中一些不法之徒配备有火枪，他们横行乡里，报复仇家，甚至劫掠无辜百姓。为了解除这伙不法之徒的武装，地方政府采用了令人不齿的计谋。这样一来，明显地暴露了政府的弱点，并进一步助长了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风气。[26]

这就是一个“平静祥和”的清帝国！

根据最新的情报，天德在厦门的力量得到了极大增强。由于起义军在马六甲海峡的弟兄—这些人几乎都是三合会的成员—在人力和财力上给予起义军很大的帮助，因此起义军无论在兵力还是财力上都有了质的提升。短短几周之内，根据秘密约定及他们组织的规定，就有五百多人从新加坡返回国内。经进一步证实，海盗对起义军也给予了大量的协助。同样，朝廷也在征募兵员，并向南京方向派遣了大量的船，船上载着所谓的士兵。但人们觉得，这些新兵的勇气和忠诚都不太靠得住。据可靠消息，这些新兵中有些人是天德的信徒，他们参军是为了获得通往北方的自由，他们打算瞅准时机逃跑，加入起义军。厦门的三合会近来连连获胜，欣喜不已，派出先遣部队前往金门。毫无疑问，他们定将击败金门的朝廷军队，夺取金门。

海盗人数急剧攀升，为了保护欧洲商人的贸易活动，海军上将弗利特伍德·布劳顿·雷诺兹将于1853年8月1日抵达香港，届时将出兵征讨这帮海盗。按照朝廷官员的老办法，他们会继续把失败说成是胜利，说他们在内河上、外海上、陆地上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朝廷官员们说，在镇江陷落以前，起义军被打得丢盔弃甲，丢下十几艘战船和大量士兵落荒而逃。朝廷官员们将丢城失地归咎于两名指挥官，此二人双双遭贬。其中一人，名叫万亭，申辩道他出城迎敌时不慎跌落马下，摔断了腿，故不得已退回当涂，不料当涂已被起义军所占。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断腿之事纯属虚构。万亭已被交付刑部定罪，毫无疑问，不久之前他已经人头落地了。然而，好多虚报战功的官员已经窃取了奖赏与荣誉，其中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就是赏赐黄马褂。还有一位官员，据说他神勇盖世，在一次战斗中被起义军砍去了左手中指。咸丰皇帝对他格外重视，并询问他的伤势，关怀备至。还有人提到一位朝廷虎贲，在战斗中，胸口被长矛刺伤。咸丰皇帝便赐他花翎顶戴、金银珠宝、御用鼻烟壶，奖赏他手下士兵荷包、袖刀等物件。

《北京公报》确认，有一支朝廷军队包围了南京的起义军，并且朝廷将驰援这支部队。但事实似乎是，既没有围攻，更没有援军；只有一支被打散的残余部队在南京附近游荡，只要起义军对他们发动攻击，他们就会落荒而逃。还有其他一些基督教教徒也拜访了天德和五王的中军大帐，这些基督教教徒都积极评价起义军严明的军纪、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以及对革命团体的安排处置。这些基督教教徒还证实了关于存在某种半基督教的报道，并认为这可能会在各个方面转化为巨大的优势。[27]基督教传教士们前往中国，并定居于此。如果从头算起，在中国，这些传教士已致力于发展信徒活动半个世纪之久。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有如此众多的传教士致力于此，难道不该有大量中国人对宗教改革的教义有所了解吗？这些传教士发现起义军有很大的意愿与欧美进行贸易，并鼓励发展商业，但同时起义军一再强调关于鸦片的禁令。传教士随处可见这些秘密团体之间的完美配合，以及由此显示出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完美配合和由此显示出的强大力量又深刻地影响着这场革命。一大群朝廷的逃兵走进南京的一扇城门，做出一些奇怪的、让他们看不懂的手势。天德的士兵也做出同样的手势，然后走出城门去迎接这些兄弟。他们热情拥抱，手拉着手一起走进城。据报道，朝廷军队正在忍饥挨饿，但南京城内粮草充足。我们虽没有得到什么积极的消息，但起义军似乎只是摧毁了精美绝伦的大报恩寺琉璃塔里相貌凶恶的佛像，却安然无恙地保留了大报恩寺琉璃塔。在镇上的其他地方，所有的佛像都被圣像崇拜者清除了。我们本来希望对这些人的崇拜形式做一番了解，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个起义军士兵都没有见到。由新教传教士所撰写和出版的中文教义倒是随处可见。

这些传教士刚刚出版了另一份刊物，并将按月出版。它似乎介于报纸和廉价杂志之间，面向中国的中产阶级发行。首发号主要是对当前战争主要事件的总结，以及其他各种文章，向读者传达欧洲的科学知识和实际有用的东西。这份刊物取名《远近见闻》，封面上印有一处说明：刊物由伦敦传教会印刷，每期价格为五分之三便士，刊物文章的作者均来自莫里森教育协会。当地有很多的代理商和小商贩都在出售此刊物，因此销售量还是很可观的。

似乎在同一时间，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向北，直逼京城，另一路向南，进逼广东。起义军通过秘密组织临时组建起军队，南下的军队似乎并不是从北上军队中脱离出来的，而是一支在南方各省集结起来的新军队，由拥有一定自主权的统帅指挥，而这位统帅则完全服从于至高无上的天德。

人们无法相信广东能够长期有效地抵抗这股强劲的力量，因为这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就像雪球滚过厚厚的雪地一样，越滚越大。虽然南方起义军的旗帜和徽章似乎不同于北方军队，但它的首领们却提出了与北方完全相同的宣言和主张，并且也频繁地提及上帝的存在。我们确信，在他们的总部有几位非常活跃且精力充沛的新教传教士，一些是英国人，还有一些是美国人。

至于清王朝，事实证明它已不可救药。我们在此重申，我们认为它的覆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两个东方帝国—中国和土耳其，目前都正处于解体状态。这两个帝国都对基督教元素充满了好奇。对政府不满的土耳其人组成了一个名为“拜克塔什”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仇恨所有穆斯林教士和法官；他们的成员除了每年参加一次古班·拜兰[28]的宴会外，从来不去清真寺，就这一次，这些成员还必须征得组织负责人的同意。这个组织认为我们的救世主比穆罕默德更伟大。他们鄙视世袭哈里发[29]的理念，以及埃米尔或绿头人[30]声称有资格作为先知的后代而受到尊敬的说法；他们鄙视割礼和任何形式的仪式。他们把慈善、仁爱、宁静和逆来顺受都看作是最基本的美德。他们信仰世上唯一的真神，相信灵魂的不死。他们彼此必须永远友好善待，在危难时相互扶持。“拜克塔什”的成员接纳基督教教徒和犹太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有自己的标记、行为习惯，还使用秘密社团的暗语，通过这些暗语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在土耳其的所有阶层中，古老的宗教正在消亡，为另一种信仰或与其背道而驰的宗教留下了发展的空间。这个宗教派别遍布整个土耳其，并以极快的速度蔓延扩展。这里又是一处革命的试验场。它的成员相信一个奇异的千禧年即将到来，紧随其后的便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彻底覆灭，以及穆斯林的纷纷散去。有众多信徒膜拜的基督耶稣将重返大地，把散落的众人重新聚集，让百姓重获信仰，把百姓重新凝聚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赋予这个组织统治世界的力量。到那时，世界上只有一个信仰，一个法律体系，一个伟大的、圣洁的、团结的民族。许多不属于“拜克塔什”的土耳其人对救世主归来的说法也深信不疑，事实上，这种说法似乎在土耳其的亚洲省份普遍盛行。虽然“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还未拿起武器进行革命，但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反抗的准备。在否认世袭哈里发的同时，“拜克塔什”还否认苏丹的合法性，以及苏丹所有主张的声明。“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乐见奥斯曼王朝的覆灭，并且一定会在时机成熟时密谋策划推翻这一王朝。“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蔑视已有的民族信仰及其教职人员。他们在秘密集会和组织中煽动不满情绪；这些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中国三合会的成员一样，可以迅速地与全国各地兄弟们，不受地域限制地进行交流。从托罗斯山到幼发拉底河，形成了一条政治组织带，各种政治思潮在其间穿梭碰撞，如同电流徜徉于电线。“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对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予以消极的抵抗。他们为世人所知，令人畏惧。[31]

在清王朝和奥斯曼王朝被推翻的时候，基督教教徒和乐善好施之人都没有什么好忧伤的，因为两者都是我们的信仰和文明的死敌，都是他们所统治的人民的灾难和祸根。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两个专制政权最终瓦解的迹象竟然在日期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满族权贵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任何了解土耳其现状的人都不会相信，仅靠英法等一两个欧洲强国的支持，就能让奥斯曼帝国永不衰落。因为在欧洲，或是在土耳其的任何一个省份，现实情况是，受压迫的基督教教徒至少是伊斯兰教当权者的四倍。

[1]清廷谎称是四万名。

[2]锡巴里斯为古希腊城邦，非常繁华，后因战争被毁。锡巴里斯人惨遭屠杀，境遇悲凉。此处指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屈辱的生命。

[3]犹大，耶稣的门徒之一。耶稣因其出卖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4]阿瑟·库宁海姆：《一位营地副官在中国服役的回忆录》。—原注

[5]其汉名为“合信”。

[6]福音外传学会，属英国教会组织，18世纪到19世纪活跃于英属大西洋国家。

[7]《十诫评注》，太平天国内部刊行的读物，用来阐释《十诫》。(www.xing528.com)

[8]《创世记》，即《圣经旧约》第一章，主要介绍世界及世间万物的起源。

[9]赎罪祭，古代犹太教向上帝献上祭品、自我救赎的祭祀活动。

[10]摩门教，早期教名虽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但不属基督教任何一派。

[11]清教徒，要求清除英国新教中天主教残余的改革派，奉《圣经》为唯一经典。

[12]三位，即圣父、圣子、圣灵。

[13]安息日，犹太教每周一天的休息日。

[14]《华北先驱周报》，英国拍卖商奚安门于1850年8月3日在英租界创办的上海最早的英文周报，也叫《北华捷报》或《先锋报》，每逢周六出版。

[15]彼列，犹太教中的地狱之王。

[16]随着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与占上风一方的深入交往，这些英国人和美国人将逐步向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

[17]道台，清代官职名，官阶介于巡抚与知府之间。

[18]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交战时期以及媾和以来的中国》，伦敦，1852年。值得记住的是，约瑟夫·加贝和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在中原和关东旅行已达十年之久；但我们有证据表明，早在他们之前，众多秘密组织就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百姓普遍相信正统的明代后裔一直存在。—原注

[19]此处居民包括近十万名满族驻防部队和他们的家人。

[20]这里的岛指与城相对的岛屿，距城大约十英里。

[21]美国第七日浸信会，新教主要宗派之一，17世纪初产生于英国。反对给婴儿施行洗礼，主张受洗者必须全身浸入水中，以象征受死埋葬而重生；强调各教堂独立自主，不受政府或其他教会干预。

[22]又译“伟烈亚力”。

[23]指1853年4月27日。

[24]指1853年4月28日。

[25]指《南京条约》。

[26]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27]第一位前往中国传教的新教徒是罗伯特·莫里森牧师，他受伦敦传教会的指派，于1807年首先抵达广东。1814年，他翻译完成中文版《新约》全书。同年，他散发一万七千份《新约》印稿和传单。其后，W.米恩牧师协助他翻译了《旧约》全书。该书于1818年10月印刷出版。从那时起，有超过一百名新教传教士定居在了中国。这些新教传教士几乎全部来自英国和美国。—原注

[28]古班·拜兰，土耳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29]哈里发，穆罕默德的继任者，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宗教领袖。

[30]埃米尔或绿头人，源于阿拉伯语，伊斯兰国家对上层贵族及统治者的称谓。

[31]查理斯·麦克法兰：《天命土耳其的劫数》，伦敦，1853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