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咸丰皇帝自1852年3月底颁布的诏令中搜集了几个事件。
在得知南京沦陷之前，咸丰皇帝就下诏革去陆建瀛的两江总督职务，并将他作为钦差大臣的印章转交给南京满人将军祥厚，由祥厚奉命将其押送到京城接受惩处。两江总督陆建瀛与江西巡抚杨文定向来不和，当南京危急之时，他们不仅不采取统一行动，也不配合祥厚采取有效防御。陆建瀛严令杨文定守城不出，但杨文定还是以保护苏州为借口，将大营迁至地理位置更重要的镇江。而此时，陆建瀛已经抵达南京城内。由于杨文定不服调遣，从而为起义军夺取靖江和安庆提供了便利，而这两个地方是杨文定特别奉命保卫的。祥厚会同其他同僚向朝廷寄出一份奏折，痛斥陆建瀛与杨文定误国误民的不当之举。随后，二人都被剥夺官衔和公职，杨文定仍被留用。此时，朝廷命令杨文定驻守镇江，绝不能再退守苏州。但在杨文定还没有接到这一军令的时候，南京已经失陷。有消息说，陆建瀛已自尽身亡。
在被起义军攻陷的安庆（安徽省省城）、武昌（湖北省省城）及汉阳，各级官员无一例外，要么死于和起义军的战斗，要么自杀成仁，并且全家老幼，主仆、亲眷共同赴死的情况屡见不鲜。咸丰皇帝下令建立庙宇来纪念慷慨就义的官员，并为这些官员的追随者修建附属的神龛。在殉难的省级大员中就有湖北巡抚常大淳、安徽巡抚蒋文庆。九江的伤亡情况还未统计完毕，但江西巡抚言辞激烈地谴责一些官员在被俘时的行为有失身份。在安庆，起义军除了在仓库中发现大量粮米，还在藩库中发现三十万两白银。
湖广总督程矞采被降级留用。起义军攻陷武昌时，程矞采恰巧不在城内，躲过一劫，没有落得像陆建瀛、徐广缙等那样的下场。然而，程矞采的家眷还在武昌城内，他们有可能会命丧黄泉，有可能自此跟程矞采天各一方。程矞采无法得知家眷的任何音讯。
由于程矞采极度悲痛，又无心公事，且在目前状态下对时局毫无作用，尽管有人指责程矞采在国家存亡危难之际私念过重，但新上任的湖北巡抚还是叩请咸丰皇帝准许这位老者告假，希望他能找到家人的踪迹。
清代的安庆
自清朝立国以来的历次动乱中，还没有一个整座城市，更不用说一个省的省城落入起义军之手。因此，1853年2月26日，起义军攻占湖北省省城武昌，使这场运动有了新的特点，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在随后的快速推进中，起义军占领了其他两座省城安庆和南京，这似乎为他们最终的成功提供了一个相当肯定的先兆。
咸丰皇帝穷尽各种办法连一个兵勇都招募不到了，而天德和他的五位王像变戏法似的就能快速地组建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虽然各路起义军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行动，但起义军就像是由南京的一位主帅号令指挥似的，行动非常统一。作为五个开放港口城市之一的厦门，受到攻击并最终陷落。
1853年5月14日，清廷通知英国领事，说大约有三千五百名叛乱分子正在朝我们逼近，并向漳州河上游十二英里外的澄海发起攻击，最终将当地的主要官员斩首。关于起义军下一步的攻击目标，顿时各种谣言四起，但最有可能成为他们下一步进攻目标的是漳州，而不是我们这里，因为他们还是害怕遭到外国舰船的反击。1853年5月15日，在英国领事的要求下，几艘鸦片运输船驶进了港口。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居民，其中一些人把贵重物品送到船上；然而许多人不愿相信起义军会来，甚至有些人怀疑这一地区是否存在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力量，设想着这伙人像他们所说的只是一群毛贼，一伙常年游荡在水上的毛贼而已。1853年5月17日夜，突然有报告说，两千到三千名起义军可能将于深夜抵达。因此，所有店铺都早于平时关张歇业。后来得知，“海丰”号和“海光”号两家商号的主人携家带口，全部离店而逃。
这样一支部队能如此迅速地顺水路而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几乎没有人相信起义军会登陆。同时，据说道台[17]在钦州待了几个星期，他将于夜间亲率一千名兵勇驰援，如果他先到达的话，可能会阻滞起义军进入这座城市。由于这位道台在当地居民中间享有很高声望，所以双方极有可能会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当天晚上，整个城市弥漫着不安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无法入眠。直到1853年5月18日4时30分，一切都静悄悄的，但大约就在那个时候，随处可见大批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挂着红旗的船，船上满是人。这些船从四面八方向城市靠近。水军将领在船上装配了很多重物，还配备了杀伤力极低的火炮，但不知是因为风力的关系还是船身倾斜，这些木帆船之间相距很远，因此对起义军的登陆行动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很明显，码头上几乎所有的苦力、船夫、差役和厦门的劳工都归属了起义军，这些人似乎是在迎接首领的到来。起义军的第一批战船很快就占领了海岸。城外的衙门很快就被攻破并遭洗劫，其中还有一两座被放火烧毁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危险的暴力手段只在郊区出现，并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离外国人住所很近的海关衙门遭到破坏，这是外国居民非常关切的。在没有对任何邻近房屋造成丝毫伤害的情况下，海关收款处被洗劫的一系列方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洗劫行为显然是由层级最低的兵勇进行的，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和火绳枪，让人一看外表就确定他们是一伙刚被释放的愤怒的暴徒，目的就是要摧毁整个城镇；但这伙兵勇小心谨慎，并没有对私人住宅造成任何破坏，这表明起义军的组织有着最有效的管控体系。
道台并没有如期而至，尽管城里还在坚持抵抗，但当地人似乎清楚他们迟早会臣服于起义军；而且好像在此之前就有许多人自发地迁入这个城镇。城防部队几乎都加入了起义军，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打开大门，迎接起义军。慢条斯理、稀稀拉拉的交火一直持续到中午，突然安静了下来。疲劳和饥饿给了战斗双方短暂休息的正当理由。一两个小时以后，城防部队向起义军敞开了城门，未做抵抗地放起义军入城，并加入起义军的队伍当中。这时，城中的官员陷入了彻底的无助，但似乎没有人想抓住这些官员。四面城门失守，但起义军只从三面城门进入，第四面城门被故意留下，以方便任何人逃跑—这是所有人都享有的特权。就在此时，那位水军将领，带着大多数的帆船撤退到了附近的海岛上，再没露面。几艘落在后面的帆船被起义军烧成了灰烬。起义军从陆地上蜂拥而至，同时又有大量的当地百姓不断加入。所有的人都被武装了起来，每一队人马都挥舞着旗帜。在得知起义军占领了要塞后不久，一伙外国人前往那里，看看事情将如何进展。准许进城后，这些外国人又被允许随意参观不同的公共建筑。起义军进城以后，他们的首领答应派一个卫兵去保护外国人住所免遭劫掠，因为起义军首领担心外国人晚上会不安全。城墙内外的所有街道上都是起义军士兵，但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受到威胁的迹象。
地方政府被从这个地方驱逐出去，而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我们估计死亡人数还不到十人，少数受伤的人似乎也只是遭受了意外的火药爆炸伤害。
下面是一份由起义军首领洪秀全在攻陷这座城池之前签发的针对商贾的布告。
中华大明王朝洪大元帅特此布告，现整肃军纪是为确保商业之繁荣昌盛，百姓之安居乐业。
宇宙天地之运行皆从于自然之道，清廷倦怠之态久矣，已至其极，祸凶不断，唯拨乱反正，方可重获安定。
天地之理如此，治国之道亦如此。清朝立国至今，凡二百余载，贪官污吏横行当道，百姓倍受残酷压迫，现其气数已尽，唯苟延残喘于天地。
今本元帅，承天命，领义军，救万民于水火，解生灵于倒悬。
凡我士卒，虽攻城略地，皆不可占商贾百姓之财，皆不可轻薄妇女之色；所经之地，必秋毫无犯。凡有违此令者，必受军法严惩，立斩不赦。(www.xing528.com)
尔等商民，皆应安稳操业度日，无须惊慌。
布告全文如此，本帅决心强力推行，望尔等恭谨顺服，不可滋事。
癸丑年四月初十日
后来，我们得知有几个暴民在进行抢劫时被当场抓获，即被斩首。
所有这些绝不是“保守者”对天德军队的认可。这些叙述是由一位目击者写的，并首次发表在一篇英汉报纸上。我们看到了一些私人信函，这些信函证明了那些叙述的真实性。在信中，他们宣称，在类似的情况下，任何军队都不会像起义军在占领厦门时那样，对外国人表现出如此的尊敬与善意。起义军的好奇心使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英国传教士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一位起义军头目拦住他的士兵，让士兵放下火绳枪，然后亲自把这两个传教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位从事传教工作的英国女士—她的任务是让儿童和年轻的中国妇女信奉基督教并接受教育—也得到了保护。起义军在她的住所周围派了一名警卫，确保这位英国女传教士不受任何伤害或干扰。起义军绝不允许对住在厦门的外国基督教居民造成任何伤害，也绝不允许对外国人的财产有任何破坏。
我们还有更多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对满人，起义军或者叫爱国者在针对朝廷军队的战斗节节胜利的时刻仍能保持清醒而不偏激，在其他战斗中同样能保持不可阻挡的势头。
约瑟夫·加贝和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两位传教士目睹了鸦片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从那时起，他们确信清帝国很快将分崩离析。清政府在与我们斗争中的一次次失败，彻底摧毁了清政府所有的尊严。在这两位传教士看来，卖官鬻爵，财政收入不足，官吏们普遍吸食他们奉命禁止和销毁的鸦片，到处充斥着极端的腐败和彻底的混乱，这一切似乎都与稳定有效的政府格格不入。除此之外，两位传教士在每个地区都看到了骚动和叛乱，甚至在蒙古部落之间也出现了争斗。传教士们所到之处，都有秘密组织在活动。两位传教士经常听到人们谈论明朝皇室的后裔，说他们仍然存在，而且一定会重新现身并重夺帝位。“在皇权中断了两百年之后，其正统性的影响还是如此强大。”[18]
清廷军队在欧洲人舰船的协助下，向兵家必争的靖江发起了攻击，但未能成功占领。清廷向外国购进三艘战船：“阿格尼斯”号、“羚羊”号和“德万”号。很明显，英国人和美国人违反了他们与起义军的协定，违背了英美两国应尽的中立义务。英美士兵登上舰船，向天德的军队开火，但他们最终还是灰头土脸地失败了，并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这是英美两国应得的下场。英美两国的幸存者终于顺服本国与起义军之间的协定了。这些人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肮脏利益参与作战，这破坏了两国之前严守中立的协定。起义军重创了他们的舰船，迫使他们退出战斗。在整个战斗中，朝廷的六千多名士兵只是在一旁观望，而没有对岸上的要塞发起攻击。
查尔斯·泰勒博士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在战斗结束后探访了起义军的大营，他发现起义军并没有受到敌方炮火的破坏。有人认为这次无功而返的进攻预兆了清帝国覆灭的命运，因为清军已彻底灰心丧气，再也无法面对自己的敌人了。不幸的咸丰皇帝已经沦落到必须向各省发出求援信的地步了，咸丰皇帝公开声明，社稷已到了存亡之秋，自己已回天乏术。此时，台湾岛也爆发了起义，清帝国基本上处于难以恢复的无政府状态。人们普遍认为，朝廷会尽其所能与起义军达成最佳协议，并且皇帝会很快退位。然而，能否达成这一协议仍充满变数，因为起义军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消灭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满人；起义军会将这一残酷的政策贯彻到底—毫不留情。
起义军对外国人表现出了极其友好的态度，允许外国人自由行动。各国驻华领事和清政府通常试图阻止欧洲人前往起义军营地，但收效甚微。还有一些个别现象，即有些游历者受到了不法之徒的粗暴对待，却得到了起义军的及时救助，并得到了起义军的悉心照料和应有的尊重。有不少传教士都拜访了起义军大营，并目睹了起义军半犹太、半基督的宗教仪式。比起《新约》，起义军更信奉《旧约》，并把安息日定在星期六。
起义军的总部设在南京靖江，位于长江北岸。起义军攻占了位于南京以西的太平。而另一座城池延平也已落入起义军之手。此外，各种迹象表明福州有破城之虞，但清军守城将士表示誓与起义军拼死一战，直至起义军出现在他们面前，将所俘清军将士斩杀之时，清朝官兵才明白没有谨慎的勇敢只能叫匹夫之勇。清军仍然固守着漳州，但起义军一路未遇抵抗直取厦门。广东此时仍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最近有情报显示，起义军一部正在向广东进发。据推测，这次军事行动将中断这一地区的茶叶贸易。然而，我们却不受这次军事行动的影响，因为起义军首领表示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自由贸易。起义军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将茶叶换成银两。清帝国的茶农主要是汉人而非满人。我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长时间的中断。就在我们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十有八九，天德和他的诸王已经抵达北京。满人一旦失去都城，将在关内无立足之地。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罗伯特·福琼先生、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以及所有在中国游历并撰写文章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即清王朝一旦失去北京，将彻底覆灭。满人和土耳其人很相似，有预言暗示他们只会在有限的时间内统治被他们所征服的对象。而此刻，他们的统治大限已经来临。刊登在《北京公报》上的敕令和追悼文章充分证实了清王朝的衰败之态，而这一点也得到了来自北京的私人信函的印证。一位内阁大臣在奏章中提到，在先前这些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超过两千万两白银；而我们清楚，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清朝国库还没有从给英国的赔偿所造成的资金流失中恢复元气。
清政府被迫使用在市面上一文不值的纸币支付这一开销，这些纸币充分表明了国库的极度空虚。由于纸币的发行，大约一百家私人票号在一天之内关张，这些票号的银票成了市面上的流通货币。这使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陷入了不安与痛苦。由于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底层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北京的居民[19]的粮食供给主要依靠长江流域和北方黄河流域的富庶之地，以及南方的杭州湾等地。每年三月、四月、五月，这些地方就将上年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送至京城。近两三年，部分粮食通过海上进行运送；仅1852年，就有一千多艘船从上海港出海发往京城。
1853年，南方各省再没有通过运河向北方运送过一粒粮食。就在一个月以前，两百多艘船载着从上述地区征来的粮食从上海港向北出发。这些粮食还不到北京居民整个需求量的十五分之一。北京的粮价已攀升至上月的三倍，一位高官在奏章中向朝廷建议由当地政府在台湾岛内购买粮食。台湾岛几乎是粮食的最后也是唯一来源。对此，他认为，随着南方季风的到来，粮食可能会及时运达，以免除人们所担心的灾难。然而，人们极其怀疑福建、台湾是否有财力、能力及意愿来执行这样的事务。我们之前已经注意到了清朝国库处于严重亏空的状态。从朝廷诏书上看，这似乎正在迫使清政府采取完全自杀式的措施来挽回局面。前军机大臣赛上阿、钦差大臣徐广缙的所有家产一律被充公，他们在京城的子嗣、门生故吏，之前就已被贬官并收监，以防他们从中扣留部分财产—由于这两位官员已成阶下囚并被押解回京，赛上阿已经被审讯定罪，因办事不力而被判处极刑，所有这些诉讼程序并无异常。而战死南京的陆建瀛的财产及家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一个军官战死沙场，一直被认为是可以消除他的一切过失的。按照惯例，应给予死者褒奖，并抚恤他的家人。而现在，身死而未能得胜也会受到惩罚，并且与以前玩忽职守的官员是同样的下场。除上述官员财产的处理情况外，朝廷还强行向一些资财丰盛的家族借贷，这就相当于部分没收了这些家族的财产。这一举措引发了有影响力的阶层的极度不满，同时也将私人手中的铜币驱逐出了财富的行列。以上详尽的证据表明，清政府国库已到了极度空虚的境地。我们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表明：第一，南京、扬州和镇江附近的清军必须依靠藩库来维持生计，而这些藩库现今也几近枯竭；第二，清政府根本没有从长城以外派遣满人增援军队的手段，故面对清军，可能不得不孤军奋战。正如我们在某些地方看到的，蒙古部落的一些首领曾提出要自行筹措钱粮进入关内增援，也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咸丰皇帝为什么拒绝了这个提议。这种想法只可能来自一些世袭的蒙古王公。这一点没有人比清廷更清楚。清朝从未忘记这些蒙古王公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在此之前蒙古王公也是统治者，他们不仅仅统治着中国，而且统治着整个亚洲和欧洲东部。他们一直是清王朝忧心忡忡的防范对象。这些蒙古王公和他们的追随者在马鞍上长大，习惯了贫瘠地区游牧的艰苦生活。如果现在把蒙古王公引进中原，他们可能在黄河以北的这一地区，替清王朝对抗在南方所建立的王朝，但这些蒙古王公同样有可能把黄河以北的这一地区为他们自己保留下来，而绝不是为了清王朝。至于黄河以南低洼的运河横贯的地区，对这些骑兵来说，坐船一定是件新奇的事情。蒙古骑兵可能很难应对起义军，因为起义军士兵从小就在内河来往穿行，并且现在对战争的艰险也已十分适应。
在厦门陷落以后，发生了一些零星的战斗，并有传言称将有朝廷主力军队要杀回来。还有一些人经常自信满满地指出朝廷军队回来的具体时日，但几个月过去了，也没见到朝廷军队露面。众所周知，道台所召集的部队，在他率领去往厦门的时候，遭到了起义军的突然袭击，已经撤退到戒备森严的钦州，等待有利的行动时机。另外，得到福州动乱的消息后，道台就派来了军队，并由一位高级官员指挥。1853年6月18日，城里有谣言称一万多名朝廷勇士已经登岛[20]。于是起义军加强了他们的前哨，开始提高警惕。然而，就在那时，已查明只有道台率领着三千人从大陆抵达登岸地点；大约有同样数目的人，在按察使或盐运使的指挥下，正从漳州一路南下，意图重重包围起义军占领的厦门。此外，当所有人都准备好同时对厦门采取行动时，水军将领和金门守将调来一支舰队，准备与陆地上的军队协同作战。此时，双方力量旗鼓相当，但人们认为，决定行动成败的不是交战，而应该在起义军的哨所周围划一道防线，以此设法拦截他们的补给，使他们屈服。直至一切安排就绪，道台便在刘武汀安营扎寨了。
此外，有消息在当地人之间广泛流传，说“博格”号的将领派出了十八或二十艘船赶往此处。另外，起义军也向台湾海峡的中国人发出了援助请求。虽然前一份报告看来可信度不高，但最近有人看到一队广州政府的船。其中，许多是大型船，停泊在南澳，人们认为它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或者至少其中一些船的目的地是一致的。据了解，这些船中的一部分是开往福州或上海的。在汕头观察到六艘装备精良的起义军船，据说是要去攻击潮州府的，但它们属于哪一支起义军就不得而知了。
有谣言说，离福州不远的茶区眼下会发生更严重的骚乱。台湾岛仍然处于动乱状态，据说，岛内的土著百姓在不遗余力、大张旗鼓地驱逐汉人，台湾将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起义军显然有能力把咸丰皇帝和他的八旗子民困死、饿死在北京。在这座人口众多的京城中，据说仅八旗兵勇就有十万之众。所有的有钱人都在忙着藏匿自己的金银珠宝，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希望天德能来改变目前这种恐怖的局面。两个月以来，整个京城似乎陷入了一片哀悼之中，外面街道上所有的人都身穿白袍。人们试图在宫墙外组织一场规模宏大的集会，而这场集会似乎被一场血腥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所镇压了。男女老幼、忙碌的参与者、安静的旁观者一律被八旗兵勇屠杀。宫门附近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标语，内容简单明了：“这是最后一蹦跶，下个月让你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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