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南京

在另一份文告中，天德被说成是万能上帝的使者，肩负着推翻清王朝的使命。这份文告对每一位能斩获清朝官员首级的士兵都做出了奖赏的承诺。赏金并不高，大约是武将三百六十两白银，文官一百八十两白银。正如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所言，在阿尔卑斯山脉或阿登森林捕狼都要比在中国战场斩杀官员获利更多。

为了确保后方大城市的安全，起义军顺长江而下，接连占领九江、安庆、芜湖。得知这一消息，江苏巡抚集中他所能调动的所有军队开赴南京前线。清军沉浸在不安与惶恐之中，乱作一团。起义军毫不费力地变成了长江上所有商船的主人。甚至在东西南北四王出现在南京时，已经拥有了一艘令人望而生畏的战舰及五万名兵勇。

即使在目前江河日下的状态下，据说南京仍有五十多万名居民。南京是明朝的都城，而天德此时就代表着明王朝。如果他能最终取得成功，南京将再次成为中国的都城。南京城的周长相当于巴黎的三倍；大量的空地变成了花园和稻田，它们都掩映在破败的街道之间。整座城市位于辽阔的大平原上，被纵横的河道分成大小不同的小块。这些河道有的用来航运，有的则用来灌溉。南京是整个帝国土地最肥沃、经济最富庶的地区。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都表示，在全欧洲也找不出如此富饶的地方。博斯平原、伦巴第平原，甚至是佛兰德斯平原都无法与之比拟。一年中有两个季节，整个大地会被成熟的庄稼盖得严严实实。人们不辞劳苦地在田间劳作，生产出谷米菜蔬。这里还生长着淡黄色的棉花，用这种棉花可以生产出一些很有名气的商品，因为出自南京，我们管这些商品叫南京货。这里出产的稻米品质最上乘，并且产量可观。

对一个中国人来讲，只有出自南京或苏州的东西才能称得上秀美、精巧、雅致、考究。我们有些墨守成规，称得上潮流的城市仅有一个，而中国有两个。中国的时尚潮流分成两派，一派以南京为代表，另一派则以苏州为代表。两者中哪一派能稍胜一筹仍未可知。至于北京，政治中心所在，在消遣和品位方面没有任何建树，有的只是无聊倦怠。南京城里到处可见文人学士、歌舞伶人、画家墨客、博古学者、杂耍艺人、名医大家、骚客诗人、青楼名妓，不胜枚举。在这座魅力无限的城市中，有各种学问、艺术和消遣的流派。因为在中国，消遣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4]

南京的城墙围成了一个巨大的环形，没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是很难攻破的。有多处城墙和碉堡都已坍塌毁坏。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告诉我们，他们在此地附近扎营的时候，竟然没有在城墙内发现大量马匹。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因为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知道我们此刻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我们当时还不了解这块封闭的空地有多么巨大，对它的范围大小还没有概念。这些城墙似乎是最高大、最坚不可摧的，相比它巨大的体量，它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如何攻克这一工事，而这也是我们的将军所确定的主要目标。我们以为城墙后面便是整个城市，而实际上是一座座小山，山上有的地方长着葱绿的树木。正是这些小山的存在，使这个地方有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同时也使我们摆脱了一望无垠的水田所带来的单调乏味。

从长江引出的一渠水形成了一条护城河，将整座城的六分之五围了起来。我们的军队抵达城下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在修缮城墙。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各处城墙的高度不尽相同，相差很大，几乎不可能确切地描绘它，但似乎东南角是整个城墙的制高点，我觉得那里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四十英尺。起义军始终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想法，即由于我们是强大的海洋国家，我们理所当然地就会用水来攻击他们的堡垒。起义军就把有运河、沟渠或河流的地方的表面加固起来，而完全忽视了其余的地方。尽管我们在没有沟渠的城东面摆开杀气腾腾的阵势，那里的城墙状况也最差，比起其他地方，修缮得也不够坚固。然而，除了将城门紧闭，在太平门前堆起砂石进行阻挡之外，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抵御我们的进攻。在西面—顺着这一面，有流动的水渠—我们观察到有很多城门，其中一些刚刚开始修建不久。剩下的城门则紧紧关闭，欲将我们拒之门外。”

我们用几发加农炮就轰开了大多数的城门。居住在江南地区的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对我们的军队未做任何抵抗，对天德的军队更是表现得友好亲善，但对清王朝却没有任何的热情与好感。

令南京骄傲的便是驰名中外的瓷塔，即大报恩寺琉璃塔。至于塔体的雕刻工艺与图画描绘更是闻名遐迩。

塔身高达二百六十一英尺，直径约五十六英尺。塔身里外均覆有瓷釉，光彩夺目；所有这些瓷片以一种整齐、精准的排布结合而形成整体，即便近距离观察，仍然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总之，这座世界上最奇特宏伟的建筑带给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强烈的冲击，这与他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看到的建筑是如此不同。置身塔顶，俯瞰到的城中美景让他和他的同僚赞叹不已。整个南京城就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这是一个宏大的城市。南京城的西南部，人口稠密。阿瑟·库宁海姆上校愿意相信神父所说的这座城市中居住着一百万个生灵。整个城墙的长度，如果将满人修建的风格迥异的一部分计算在内，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猜测有二十一英里长。这是一条很长的防御线，如果利用恰当的话，可以抵御一小部分兵力的攻击。

尽管咸丰皇帝早就料想到起义军对南京的进攻，但起义军占领这座城市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还是让咸丰皇帝深感悲痛和惊愕。在这之前很久，咸丰皇帝就曾公开表示，国家的困境让他日不能安，夜不能寐。咸丰皇帝只能再次请求英美等国利用他们的坚船利炮给予援助，同时发出没有任何效力的诏告—任何人俘获起义军的战船及其他，除了武器，都可据为己有；任何人向起义军战船开火，事后都可获得补偿；任何人杀死起义军首领，都可领受嘉奖。在诏告的最后有一段公文，其中咸丰皇帝建议他的臣民向观音菩萨献祭，以保佑南方各省每年进贡粮米的船可以顺风顺水。

各级官员继续他们编造捷报的老把戏。在官员们向朝廷的奏报中，被斩杀的起义军数量远远超过了包围南京时出现的人数。为了夺回失陷的城池，朝廷军队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起初朝廷军队一败涂地，但一位德高望重的满人将军亲率四千名新兵，跟起义军战斗了整整一天一夜。在此期间，“皇帝英明神武”，士兵奋死杀敌，水米未进；当然，最终胜利站在了他们一边。有一位朝廷大员发出告示，承诺在某日某时取得一场大胜，他甚至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写好了捷报，就好像仗已经打过了一样。围城的起义军似乎在南京城内到处都有朋友和坚定的拥护者。为了推波助澜，这些拥护者经常到处放火。人们认为南京城里的这些拥护者都是三合会的成员。

在这关键时刻，《北京公报》宣称，起义军五王中的一位被大炮炸死了。咸丰皇帝下令将其尸首剁为肉酱；这位大王的五位随从也同时被俘，最后被挖心而死。清军将还在怦怦跳动的心脏献祭给了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忠勇将士。又有一份通告声称，另一位王也下落不明，任何人都不知其去向；起义军只剩一小撮流寇，很快便会被斩杀殆尽。“他们已是人神共愤，无法逃脱应受的惩罚。”然而，几乎就在同时，咸丰皇帝又发出一份诏告，表示他内心充满忧虑，时常向上天祷告，祈求上天宽恕自己的过失，庇佑他的子民。咸丰皇帝向上苍祈祷的同时又继续向外国求援。咸丰皇帝向能够杀死起义军首领的士兵许以重赏。与此同时，又有更多不幸官员的脑袋被砍，家产被充公。

与之相对，五位王也没有放弃对外发声。其中，有一份文告说道：“我们诚邀每位有识之士迅速行动起来，驱除所有地方之满人，翘首以待我们在南京全新之政权，届时将论功行赏。外族蛮夷须臣服于我，方可往来，并签订贸易声明。至于冥顽不灵之僧人、道士，应全部予以消灭，所有佛寺道观全部予以拆除，其余教派应一理待之。”

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无法理解其中的玄机，也无法对起义军信奉基督教做出判断评价。他说：“最后这份简要的声明究竟出自谁手？他是孔子的信徒，还是郭士立联合会的成员？尚无法给予定论。”(www.xing528.com)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可以想象，如今五王围困南京城和当年特洛伊城被围困同样精彩有趣。可惜，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它的记录。但可以肯定，有一些关于它的记述早就传到英国了。我们所记录的不过就是1853年4月底起义军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南京城，并威胁要拆除作为佛教徒膜拜圣地的大报恩寺琉璃塔。

起义军占领南京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城中各处张贴布告。布告没有以古文形式书写，而是写成了古体诗的样式。布告宣称：“起义军的宏愿是让百姓安居乐业。满人长期以来窃居帝位，如今汉人要重夺皇权。贪官污吏将受到严惩。顺从天意已成天下大势，随着大军荡涤全国，良善之辈再也不会受到伤害与压迫。凡负隅顽抗者必将陷入绝望，因为有我百万忠诚敢死之士，一切抵抗必定灰飞烟灭。”

天德似乎确实为起义军制定了严明的军纪。起义军所到之处，从未遇到百姓的反对抵抗。百姓的私人财产受到尊重与保护。起义军首领十分关注老弱之人，以及那些无力自保之人的安危。据说，只要起义军攻占了某地，都会在第一时间建立妇孺避难所。甚至在有些避难所门前立一块字牌，上面写道：“此处已用于庇护年轻女子，擅入者立斩。”

朝廷官员编造了大量恐怖故事。据这些官员所说，起义军严刑拷打、肆意摧残所有在南京被抓获的满族官员；假借给四百多名满族妇女婚配汉人之名，将这些妇女关押在一座塔下，最终将她们活活烧死。朝廷官员编造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用意显而易见。他们想要通过这些故事来刺激欧洲人及其他外国人，让外国人对节节胜利的起义军产生憎恶与仇恨。这些官员也十分清楚，如果这些外国基督教教徒再持作壁上观的态度，那么清王朝的末日就为时不远了。

清廷再次向英美两国发出援助请求。但其请求并没有受到两国全权大使的关注。然而，一些商船的主人对英美两国政府的建议充耳不闻。一艘隶属于美国商号的破旧鸦片运输船，以每月五千美元的价格受雇于清政府。当这艘破木船在长江上扬起风帆，顺流而下朝南京驶去的时候，一些清朝官员含沙射影地向起义军表示，这是外国居民自愿向朝廷提供的部分援助。这一狡猾的伎俩让起义军的营地陷入一片骚动，对抗外国人的呼声日益高涨。起义军起誓要向背弃中立的外国人复仇。中立显然是外国人在中国唯一的正确决策。不幸的是，一个致命的巧合增加了起义军的恐惧，并让起义军的盛怒有了充足的理由。美国的驻华公使汉弗莱·马沙利，出于一种不合时宜的好奇心，特别想登上蒸汽轮船“色士奎哈拿”号。当这艘巨轮靠近起义军大营的时候，发出了恐怖的怒吼。由于起义军营地的大部分士兵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蒸汽轮船，因此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浓烟从烟囱里冒出。据说起义军原本放过了这位南京前知府，但又将其囚禁。如今他们就将这位南京前知府斩首，并将其头颅绑在一根长杆上，立于城墙之上，以示对外国势力的血腥反抗。汉弗莱·马沙利公使回到岸上，报告说“色士奎哈拿”号涌进了大量河水以致无法抵达南京。后来很快查明“色士奎哈拿”号是由于在靖江附近撞到岩石而搁浅，船员最终只得弃船。

汉弗莱·马沙利

英美两国如今最担心自己离南京最近的港口—上海的工厂遭到起义军的攻击。“但这些工业界的英雄非但没有灰心丧气，反倒为了共同的安全团结在一起，采取一致的措施；并且这些工业界的精英以特有的敏捷，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为自己的工厂将来的安全做好准备。为达此目的，他们将工厂用牢固结实的高墙围住，墙外又挖出深沟；总之，这些精英将自己的工厂置于基督的庇护之下，以防御所有袭击。毫无疑问，这是由一群商人展现给世界的壮丽的奇迹，他们陷于众敌之中，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来保全自己。”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道。

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是位于上海的英国领事馆的传教士兼翻译，志愿前往南京，查探起义军对基督教国家的看法，摸清基督教对天德总部的影响程度。托马斯·泰勒·密迪乐独自动身。他能言善辩、思维敏捷，定不虚此行。众王向他保证，如果外国人能够严格保持中立，不向清廷提供任何援助，起义军将不再对外国人有丝毫搅扰。

在这个版图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人口与法国相当的大省，到处可见人们挥舞着剪刀，剪除发辫。由于朝廷不敢再说什么，于是几乎所有民众都将发辫剪掉。有些人甚至就在官员的眼皮底下欣喜若狂地将自己的发辫剪去，还强制剪去那些出于恐惧而希望保留发辫的人的辫子。难道诸王和天德会被清廷打败吗？如前所述，剃发蓄辫曾是满人以武力强加给汉人的；起初它是汉人臣服于满人的一种象征，但汉人却逐渐喜欢上了这根粗长的发辫，并以此为傲。在满人刚刚征服汉人的时候，有些人宁死也不愿剃发蓄辫，有很多人因此而最终殉道。但如今我们的士兵在和他们的战斗中发现，他们会把辫子作为最重要的东西小心翼翼地保护，最让他们感到恼怒的便是别人随意拨弄他们的发辫了。一个隶属于“十八团”或“皇家爱尔兰”军团的士兵因对发辫的热衷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抓获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人试图灌醉并挟持我方的人。为了惩罚这个人，他剪掉了这个人的辫子，据为己有。不久之后，他在乡下被一群中国人拦住，其中就有那个被他剪去辫子的人。作为报复，他被割掉了两只耳朵。

眼下，辫子成了一种政治象征。只要是有辫子的都被认为是满人，或是满人卑鄙的奴才。要表明自己是爱国者，只能将原来的发辫换成一头浓密的短发。百姓纷纷穿戴上了前明的服饰。

这些情况不只出现在清帝国的某一个地方。在遥远的广东甚至出现了一场因辫子而爆发的战争，而百姓也极力表示对天德、五王及民族事业的支持。这种情绪在广东极其盛行。将领因为阻止为天德运送武器的车队离开，地方官和朝廷军队都被百姓杀害了。

清廷通过发布文告和宣言继续着这场战争，然而，这些东西除了蒙骗边远地区的百姓，再没有任何效力了。当天德的标语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南京城城墙上的时候，《北京公报》以其一贯的华丽风格向全世界保证，清帝国的军队又取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将起义军驱逐出了南京城，并几乎将其斩杀殆尽。清廷的这些说辞只会被天德手下的将士们当作笑谈。朝廷官员先前已经将所谓的“天德”正法，并发布了“天德”的遗言和认罪书。然而，朝廷官员还是下决心再将“天德”“处决”一次，因此，清政府又编写并刊印了一份文告，宣称起义军首领落入朝廷之手，在受尽严刑拷打之后被执剜心之刑处死。朝廷官员诸如此类的做法反反复复，却并不能为其免灾或保其性命。几乎所有执掌过兵权、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朝廷大员，都身陷囹圄被押解回北京，被判以流放或斩首之刑，并抄没其全部家产。这些官员的家人，如前所述，也多受累及，甚至被施以极刑。北京的气氛显得十分阴森忧郁。频繁的杀人令满人都开始厌恶自己，咸丰皇帝许多坚定的追随者纷纷弃他而去。货币和生活必需品也出现了严重短缺，由于货币越来越稀缺，商品价格不断攀升。许多满人家庭，不管是被流放还是没被流放，都离开京城，去往关外寻求暂时的容身避难之所。还有一些人，闭门不出以躲避朝廷眼线的监视，也为了逃脱名目繁多的各种徭役。据说有一次，咸丰皇帝只身一人在宫中待了好几天，身边只有几名太监、嫔妃和侍卫。

对于自从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作品出版以来发生的事件，我们至今仍只有一些不完备的记录。然而，这些集中起来的记录已经足够表明，或者证明天德和他的五王所进行的事业接连取的胜利。起义的进展，更确切地说是对和欧洲开展贸易的港口的攻占进度，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这场运动的兴趣。它让许多欧洲人与这些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开始直接联系。以前只能在暗地里，或者偷偷摸摸交易的商品，现在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交易了。双方之间的亲密交往总体上产生了积极效果—起义军对于信仰基督教的外国人的看法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记录都支持这一表述：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东方军队；还有就是在天德的政治纲领之中蕴含着大量基督教的拯救元素。一些人认为这一元素是最具主导性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不然，但所有人都认为基督教的拯救元素是的确存在于起义军的政治纲领当中的。有些人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即起义军首领只是从传教士那里随手捡来几个模糊的基督教概念而已。在与起义军短暂的交往之后，这一想法被证明是彻底错误的。一位中国医生告诉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朋友，正是基督教的精神，才会最终推翻清王朝。几名与天德的大臣交往甚密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听到过同样的观点。这些人似乎相当确信起义军在斗争中受到了上帝的指引，在战斗中受到了上帝的帮助；起义军一直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每逢起义军有重大的行动，都会出现来自上帝的指示。这些观点对这帮迅速集结在一起的人来讲非常正常，因为起义军来自全国各地，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包括劫匪和海盗。对起义军的这些观点，我们是绝不会予以认可的。相反，我们更愿意相信信奉和半信奉—因为任何地方的信奉情况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基督教的人数量并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