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天德从山中幕后走向前台，这位领袖的信众人数就持续增加。于是，天德将这股强大的力量分成若干独立的军团，让起义军分布的范围更加广阔。起义军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退却；起义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突然有消息传开，说天德下令建造一座供奉上帝的神庙。而更可信的事实是，起义军向来是狂热的反对崇拜偶像者，并且将寺院中所有的佛像都砸成了碎片。
一些阴险狡诈、谎话连篇的官员不遗余力地诱导人们相信天德发誓与欧洲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誓将欧洲人及欧洲人开办的工厂赶出广东。但起义军并没有进攻广东，起义军在广东的出现只是为了顺应民心，并且确保在需要的时候从海路撤退。我们确信有很多传教士分布在被天德所占领的清帝国中心省份，但传教士们并未受到起义军丝毫的骚扰。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有些传播福音的牧师在为起义军出谋划策，但天德军队的行为举动时不时会表现出一些欧洲的战略战术特征。
1852年秋，起义军不断地攻城略地，使清朝皇权岌岌可危。富庶美丽的台湾岛上，民众也纷纷揭竿起义。起义军与台湾岛上从未被征服过的部落结盟，这些部落世居岛内，属于土生土长的半开化部落。和大陆一样，台湾岛上的起义军，与清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台湾起义军身着明朝服饰，并要求岛上所有居民一律如此，戴着鲜红的头巾而不是帽子。起义爆发时，被认为是清军名将之首的将领驻扎在台湾，然而，军中的士卒要么向起义军投降，要么溜之大吉。
到1852年秋天为止，起义军接连取得胜利。然而，到了1852年底，天德的军队在攻打潮州和扬州时受到挫败。几乎就在同时，起义军在海上也遭受了惨败。起义军的舰船在追踪一艘清廷水军舰船的时候，派出火船进行攻击。就在攻击过程中，风向突然变化，火船径直朝起义军冲来，天德的精锐战船就这样被大火吞噬了。
在这些接二连三的惨败之后，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他们以突袭的方式拿下湖南一座大城市，将城中所有大型建筑付之一炬，砍掉了十位官员的脑袋，让所有有钱的士绅交出赎金换取性命和房产。这种强制性的捐资为起义军聚敛了大量的钱财。有一户姓林的人家—户主是富甲一方的财主—就捐出了二十万两白银。在清帝国的十八个省份中，每个省都有一些渊源古老的家族，但祖上的荣耀已属过去。家族内的管理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家长制，三四代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服从于一个老迈家长的权威，家中成员的收入和积蓄全部放在一处，于是万贯家财就这样慢慢地积累起来了。
充满神秘色彩的天德和同样神秘的幕僚稳住了阵脚，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县建立了自己华丽的宫廷。此处与守备森严的清军城池近在咫尺。向来小心谨慎的徐广缙就在清军城池内安家。而徐广缙想得更多的不是冒险一战，而是维持现状。兴安作为起义军的据点，位置极佳。它能与海南和台湾呼应，又邻近湖南，离长江不远，水路畅通，可直达南京和清帝国的都城。
由于建立联邦帝国的思路越来越明晰，天德也会罕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同时出现的还有五六位以王相称的首领。这些王都是天德亲自在文告中宣布的，他们看起来对天德的领导权非常认可。
清代的扬州
1852年底，或1853年初，咸丰皇帝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他耗尽国库和自己的私财，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将其派往前线平定叛乱。据说双方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五天，最终以朝廷军队的完败收场。紧随胜利之后，天德和他的诸王召集会议，决定趁着有利的天时向南京进军。同时，起义军又攻陷了数座城池，扩充了大量兵力。留给那些清朝长辫子官员的只有欺上瞒下、胡编乱造了。京城的官方通报宣称起义军以突袭的方式夺取了道州。朝廷军队满腔怒火，决定孤注一掷，并发誓要重新夺回失地并将起义军全部剿灭。清廷的四万名[1]忠勇之士将城池团团围住。清廷勇士们奋勇向前突击，战事异常惨烈，朝廷虎贲斩杀了三千多名起义军，俘获一百多人，但仍无法破城而入。在这场朝廷军队的大捷之后，被困起义军吓得魂飞魄散，从此不敢爬上城墙露面。此外，我们不禁要问，朝廷虎贲们为何不爬上城墙，占领城池？但我们已无法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朝廷将士用一堵高二十英尺、坚不可摧的墙围住了整个城池，仅有一扇门可进出此墙。高墙修成之后，朝廷军队又筑起一道河坝，将河水改道，引入城内，淹死了城内所有起义军。(www.xing528.com)
咸丰皇帝又砍掉了几位在战场上失利的官员的脑袋，但这无济于事，只是因抄没其家产给国库带来一点进项，但这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很快就被挥霍干净了。
“不断地被诓骗、掠夺，这就是清朝政府的宿命。天子成了在自己的国度里被最肆无忌惮地掠夺的人；清朝皇帝的大臣在掠夺他，军队的统帅在掠夺他，封疆大吏在掠夺他；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掠夺，参与掠夺的每一个人无不以私废公，中饱私囊。”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清军
少不更事的皇帝和群臣能想到的敛财之举无非就是卖官鬻爵，同时颁布法令，规定凡被褫夺官爵之人都可缴纳赎金重获禄位，凡被流放之人也可通过缴纳罚金重返故里。法令最后一款强调概无例外：朝廷法令明确规定，任何官员，无论所犯何罪，都可以钱赎罪。与此同时，朝廷下令发行纸币，“时局维艰，皆因海岸之蛮夷”。
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道：“在这份荒唐愚蠢的公文中，英国仍被视为蛮夷。这位极端盲目的皇帝竟如此冒犯地称呼一个国家，但清朝皇帝会发现，他的政府很快就会向这个国家请求援助与保护！”这位皇帝说在六百多年以前，也就是忽必烈可汗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在使用纸币了。
1853年2月，朝廷认为到了不得不公布实情的时候了，于是发出布告宣称，起义军已呈八方蔓延之势；所有省份都是战火连绵、混乱不堪、暴乱四起、穷困交加。朝廷需要招募更多的士卒开往南京，并下令征收更大规模的赋税。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中，才会了解中国当时的军事资源是多么弱小。在上海这个向欧洲人开放的码头城市只有不到一百名的正规军，而临时兵勇也不到一百名。”而上海的居民人数达到了二十万，这还没有将住在长江上的流动人口计算在内。于是，咸丰皇帝向清帝国极边地区发出驰援中央的命令，将未完全开化的满族及蒙古族部落招入自己麾下。这些世代居住在黑龙江附近的部落似乎并没有响应咸丰皇帝的号召。这些游牧部落在朝廷没有提供军饷的情况下，是不会出兵援助的，而清朝皇帝此时既无银两，也无粮草供给他们。
起义暴乱不断蔓延的同时，海盗劫掠也呈攀升之势。这些靠海吃饭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干着自己的勾当，甚至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官军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在目睹了海盗几次公然的劫掠之后，向一位非常了解中国的英国人询问为什么政府对劫匪放任不管，并说官军的快船和几百名兵勇应该足以制止海盗的劫掠。这位英国人说道：“不，这样做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朝廷官兵和海盗之间显然有着某种默契。让朝廷出兵，百姓就会再遭受一次劫掠。”在海岸边的福建水军因没有追击海盗的船而受到斥责。而福建水军却有自己的说辞：“海上风急浪高，唯亡命海盗冒险出海。职下本应不顾个人生死，击溃盗匪于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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