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士兵
清兵就像戏剧舞台上的兵士一样，穿着红白相间的衣服，前胸后背各有一块椭圆的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大字，表明他所属的营号。清兵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的帽子，上面装饰着颜色鲜艳的条带，手拿落后的火绳枪。那些有钱的士兵都会给自己配备一把又大又重的长剑。如果可以找到更多的长剑，他们都会将其带上战场。骑兵的战斗力极弱。骑兵们骑的都是劣马，套着简陋的马具，他们的身体被遮在蓝色的长棉袍下，看上去就像赶路的穆苏南[10]妇女，根本不像我们的父辈在歌剧《罗多伊斯卡》中看到的满族英雄。这些没有战斗意识的骑兵手里的武器只有弓箭，就像围攻特洛伊城的远古战士。装扮怪异的士兵中间是旗手，每人手执一面旗帜，旗上绘有龙或传说中的其他形象。队伍的最前面是战鼓手和敲锣手，他们用锣鼓发出令人恐怖的声响。
士兵通常被称为朝廷虎贲或天朝虎贲。他们的盔甲上、帽子上或衣服上都有各种猛兽的图案，但老虎图案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种，因此得名虎贲。这一切都显得可笑之极。然而，同样荒谬的事情也出现在我们的队伍之中。我们军队的服装有的看起来像老虎、狮子及其他动物；那些穿戴充满女性色彩的皮毛、男用女士帽的行为丑化了我们的掷弹兵和骠骑兵的形象。这一切似乎要剥夺我们嘲笑天朝虎贲的权利。一些欧洲国家的军队甚至也借鉴了清朝军队的做法。（至少西班牙人伪称以前是葡萄牙人在他们的整体军令中加入了这一可笑的命令—“对敌人要摆出一副凶恶的表情！”）并说葡萄牙士兵在上战场时都露出残暴的面容，做出好战的手势，咬牙切齿。如今，这些可怜的、顺从的、没有灵魂的天朝虎贲，因被逼迫而上战场的时候，也只能露出一副凶恶的表情，张牙舞爪，装腔作势，大吼大叫，装成森林中的猛兽一般。在这场内战中，斗争双方都是中国人，他们在开战之前先要相互进行言语攻击、辱骂对方，给对方冠以最粗俗无礼的名号，互相威胁要置对方于死地，甚至要让对方生不如死。事实上，他们可以引用西方国家的经典先例。直至今天，希腊人依然在追赶这种潮流。但荷马时代的英雄们更多地是在战斗，现代希腊人也会去勇敢地战斗；而当时的汉人似乎从不奋勇一战。满人，尤其是从祖居地移民而来的，而不是在中原地区出生或成长起来的满人，往往比汉人更加善战，装备也精良得多。但就军事素质而言，即便是最勇猛的满人部队，也谈不上很有战斗力。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写的一部有趣的书中，有这样一篇摘录，给我们传达了一个关于清帝国战斗力的清晰印象。该书的作者和萨尔托恩将军一起驻扎在风起云涌的镇江。萨尔托恩旅的部分任务是捣毁清军的一个营地。这个营地建在离河岸大约五英里远的高地上，似乎是为了方便俯瞰整个城市，但清朝军队好像是故意要让斯库德将军和巴特利将军率领的部队观察他们的营地。
1842年7月21日，星期四，必将成为我永远铭记的日子，因为那天我第一次在战场上遇到了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自然就有点莫名的激动。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了，找到了我们要靠岸的那艘汽船。我们和船上的另外一个团一起迅速而队列整齐地下船登岸。但由于信号或命令的关系，我们旅只有一部分人抵达了指定地点，随后我们因等其他人而在那里耽搁了两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温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要不是这个纰漏，我们这天的任务原本可以比现在更早地结束。中将从邻近的高地察看了敌人的营地，但从所选观察点来看，根本不可能确定敌人的数量。然后指挥官们下令让已经到位的将士对敌营展开攻击。我们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还有三门野炮，装在独轮手推车上，以便在狭窄的稻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上进行运送。这种田间小道给我们在耕种区运送兵力造成了重重困难。
我们尽量走在一片开阔的田野上。这片田野似乎是这个人口稠密的小镇上的居民用作坟地的地方。我们穿过许多封闭的道路，在至少距敌营一千码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在那里都能看到敌方士兵被从营房里赶出来迎战。敌人把一部分兵力布置在高高的山顶，然后又迅速调到我们的右翼。这让我们很难准确地计算敌人的兵力，但我们一致认为敌方兵力不超过两千人。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有趣的时刻，因为我的专长第一次有了用武之地。通过他们的穿着，我们判定他们是满营士兵，而不是汉营士兵，因为他们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旗帜，还有穿着奇装异服的长矛兵和弓箭手。我得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的外表有些古怪，却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我们在筋疲力尽之前迅速地组成进攻队形。同时，敌人并没有逞口舌之能，而是非常巧妙地直接向我们开火。在我们还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回击之时，他们又发出刺耳的吼叫。这是我们早就料到的，毫无疑问，这种吼叫在他们以前的一些战斗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这次，恐怕不会如他们所愿了。说来奇怪，尽管炮弹不断地在我们周围飕飕作响，但炮弹的精准性好像并没有提高。在宁波被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斯特鲁瑟少校最后终于抬起了他的野战炮，朝他们开了几炮。在此期间，我们向敌人发起了进攻，但我们还没来得及靠近他们，敌人转身就逃。这与他们先前坚定的表情反差太大，让我们许多人惊讶不已。敌人败逃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没有发现敌人的丝毫踪迹。我们的一个连在进攻的时候，发现几个士兵藏在灌木丛中。我们发现好多顶因慌忙逃命而被主人和轿夫丢弃的轿子。还有一些矮马四处乱跑，它们都曾是官员们的财产。在逃命的时候，比起这些飞奔的骏马，这些官员更相信自己的双腿[11]。现在我们可以随意查看敌人曾经占领的这片地盘了，再去追击敌人就像去追击影子一样，因为敌人的武器和军服就被丢弃在一旁，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哪个是兵、哪个是民。我们发现敌人选择了最关键的位置作紧急之用，可战可逃，这非常适合他们。
在敌人营地的后方，有一条平坦、宽阔的大路，从镇江直通南京，敌兵就是从这条路逃走的。突然，我们的营寨中传来失火的喊叫声，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撤到安全的距离，以防弹药失火。接着，我们停下来稍作休息，手中拿着一些诸如战旗、弓箭之类的战利品。我们草草地检查了他们的营地。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些手写的不起眼的文书，后来我才确定这是官兵花名册。清军在这方面已经达到如此正规的程度。事实上，在两个世纪以前，清廷已经能够公布所有高级军官的名单。这比我们想到要造自己的军官花名册或者类似的东西早很多。
副将总是随身带着令箭，以便主将命他发号施令。从发布命令的那一刻开始，副将便在令箭上做记号。而如今令箭也落入了我的手中。大家的兴奋劲似乎有些消退，我们的将士有点难以忍受酷热的天气，尤其是那些数月以来未经操练的士兵，其中有一部分掉了队，毫不夸张地说，有十几个士兵当场晕死了过去。因此，我们最关心的便是尽可能快地让士兵开进周边的村庄，占领一些寺庙或者其他建筑物，好让士兵们有个遮蔽，来躲开这令人无法忍受的酷热。我们有五位士兵在与敌人交火时丧命，天黑以前，大约有二十名士兵死于酷热及暴晒。这的确令人感到悲伤，但我们对这些情况不得不表现得冷酷无情，因为在这周结束之前，仅第九十八团，就有四十多人死于霍乱。这种烈疾是受寒、缺乏休息、过多食用未熟果蔬等因素引起的。我忍不住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简短的细节描述，恐怕对于这些细节描述，我要比我的读者更感兴趣。
事实上，如果我再继续对今天的军事行动进行更详尽的描述的话，那就显得有点出格了。我只能这样说，在我们占领那座村庄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听到一直有军队连续不断地攻击这座防守严密的营地。登陆开始于1842年7月21日拂晓，在萨尔托恩将军的指挥下，第一旅向前推动并发起对交叉营地的攻击。猛烈的进攻持续到当日9时，只遇到短时的抵抗，然后清军从山顶营地仓促撤退。斯库德将军率领第二旅，几乎于同时到达河边的战前预定高度，在向城内发射了几枚炮弹之后，冒着从城墙上发出的枪火，勇敢地向前进攻，最终在当日10时左右，攀爬上城墙进入城内。时至中午，西门外的战斗也已结束。第三旅在巴特利中将的带领下，由总司令陪同一起勇敢地涌入城内。第三旅入城的速度是最迅速的，扫清了挡在他们眼前的所有敌人。城门上的阁楼被大火吞噬。然而，城内的清兵集中在一起，仍然负隅顽抗。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开进防御工事附近，遭到突然袭击，官兵损失惨重，但敌方损失几乎是我方十倍。
当天的战斗是在酷热中进行的，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度，因此伤亡尤为惨重。
据我估计，陆军不少于三十人战死，一百一十人受伤，三人失踪，大约二十人死于酷热的天气。清军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因为仅仅在战斗中丧命的士兵就不计其数，还有许多不幸的人举家自尽。清军在城内驻防的士兵总数应该在三千到四千人。
和总司令预计的恰恰相反，我们对小村镇的进攻反倒遭到了最顽强的抵抗。许多时候，都是一英尺一英尺地向前推进，在我们的军队占领他们的防御工事以后，清军仍然通过城墙上的暗堡向我们的士兵发起攻击。尽管清军的攻击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但正是这种顽抗使英军官兵的伤亡急剧增加，伤亡人数已达一百五十人之多。当天15时，一切又归于平静，我们占领了全城，我们很多士兵都想方设法地休息以恢复体力，但也有很多人因取得胜利而兴奋得无法入睡。
我们把一处庙宇当成营房，庙宇的仓房里有许多南京生产的上等丝绸。如你所想，这些东西成了占领者的合法战利品，很快就被瓜分完毕。然而，归我的那份又被转交到别人手上。在上船的路上，很多人都告诉我那是我应得的。[12]
战斗结束后，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还经常来看这座被占领的城市。起初，展现在阿瑟·库宁海姆上校面前的是一片惨象：
房屋都被洗劫一空，城市的大部分地方成为一片火海，这基本上都出自清朝暴民之手。这些暴民都是一些无恶不作的盗贼，是这世界上最目无法纪的一伙强盗，他们擅长在街道两头放火，以方便更加快速而不受干扰地于中间实施抢劫。由于诸多原因，想要有效阻止这些劫掠行径，完全没有可能。首先，城市地域广阔；其次，人口众多，数量多达一二十万。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情况。财产的主人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相互争夺，如果我们因此去剥夺这些人的财产，那既违背了总部的指示，又违背了我们自己的意愿。毕竟这场战争并不针对清朝百姓，而针对的是他们当下的统治者。
到处可见满人士兵和汉人士兵的尸首，还有被丈夫或父亲亲手毒死或杀死的妇女、被母亲杀死的孩童。许多孤苦无助的婴儿躺在地上，被母亲遗弃。而这些婴儿的母亲，出于对凶残的野蛮人的恐惧，要么在家中自缢而亡，要么跳入院中井里溺水而亡。这种社会制度竟然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一个中国人向我保证，我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信他说的话。他说仅在一家院子里，他就找到了不少于十六个女人和孩子的尸体，有些是服毒而死，大多数是直接割断了自己的脖子。虽然这样说显得有点多余，但我还得说，感谢上帝，幸好我没有看到这可怕的一幕，没有目睹如此彻底的、为数众多的悲剧。很难说得清为什么会有如此大规模的残杀行为。我对此事的理解就是，清朝官员们不遗余力地给百姓种下荒唐、离谱的印象—即我们能干出世上最残暴、野蛮的行径。还有清朝官员在城中各处散发传单布告，宣称我们做尽坏事，残忍至极，以此让百姓相信，只要我们攻破城池，百姓只能受尽凌辱而死。
我们又得到可靠消息，有大量穷苦百姓受到蛊惑，说我们的士兵是食人者，我们的士兵会将所有在战场上俘获的人全部吃掉，而我们士兵衣服上的红色就是用这些人的血染成的。还说在父母年老体衰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会吃掉自己的父母。我们的哨兵抓住了几个清兵，就在这些清兵被抓一小时后，我们的士兵打算生火做饭。这帮可怜的清兵发出恐怖的尖叫，他们可能想着这些身穿红衣的野蛮人要将自己剁碎了煮着吃。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表示，在清兵普遍表现出胆怯软弱之时，也不乏信心坚定、英勇作战的情况。有些清兵甚至敢与我们的士兵展开激烈的白刃战。那些胆小懦弱之徒在仓皇逃窜之后不久就陷入绝望而自尽。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自焚的满人将军，名叫海龄。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海龄第一个树立了败则成仁的范例。最终，道光皇帝对海龄的行为给予至高的荣誉，以如下措辞颁布敕令：“业已查明，甚慰朕心，海龄将军于镇江陷落之际，慷慨赴死。朕特发此谕以彰其功，并厚葬其妻子家人。为记其忠勇高德，即刻在镇江为将军立庙竖碑，朕亲书匾额，悬挂于京城之主庙。”
自焚根本不可能是主动的行为，但一位战败的将军就应该理所当然地为他的失败自尽成仁。如果他没能自尽，他的整个家族会因此而蒙羞，他也会被流放至边远荒野之地。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日本，并且更加普遍、更加频繁。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道：“井中清洌的水让人十分美好惬意，然而，一想到这盛满纯净清泉的水井中曾经堆满了尸体，水井中还藏匿着许多活人，这又令人感到十分恐怖。一想到这里，美好惬意的感觉就荡然无存。我们的士兵从自杀的边缘救下过很多不幸的、被误导的人，对这些可怜的人无不以最大的善意关爱有加。这让他们惊讶不已，他们此时才明白自己不会被残忍地杀害。如果不是清朝皇帝和大臣们的固执导致中国一次次遭受入侵，大清的民众可能对我们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毫无疑问，这一看法会让大清民众对我们敞开大门，这也不失为一种保护他们财产的上策，总要比顺从于那些愚蠢的官老爷要强得多，比受他们的欺诈要强得多。”
尽管中国人不敢反抗，但中国人的忍受能力确实很强，而且他们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在忍受。很多穷困的乡下人时不时地试图用自己愚妄的方式靠近我们，尽管我们营地四周贴满了用汉语写成的告示，告知他们，由于在暗夜里我们的哨兵无法分辨来人是敌是友，因此警告他们这样做很危险。每天都有很多可怜的人被带到营地总部，他们在承受截肢时所表现出的坚毅，令所有目睹的人钦佩不已。有一个中国人，他曾是一名士兵，来自偏远的乡下，他的胳膊就以最常见的方式被截去了。这位中国士兵的肩膀被枪击中，如果不将断臂从骨臼取出，那他就必死无疑。他坐在凳子上忍受着。在这期间，我掌着灯凑上前去仔细端详他脸上的表情。他一定在强忍着剧烈的痛苦，意识可能有些模糊，无法表达。两天后，我去看望他时，他正在吃饭，显得十分镇定。他的伤口也没有任何炎症，这主要归功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米粥是他们唯一的营养来源。
尽管清军在战略战术方面显得非常无知，作战时也表现得笨拙不堪，但他们在诸多方面展示出了过人的一面。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详细描述了以下的事情：(www.xing528.com)
我得提到一件奇怪的事，这件事发生在往山上指定位置运送枪支弹药的过程中。中国人已十分谙熟独轮车—在中国的这一地区，独轮车应用非常普遍—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族都更了解如何只凭借人力搬动质量重、体积大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炮兵拼尽全力，绞尽脑汁来分解这些庞然大物，以便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每人扛着力所能及的部件，但还是无法完成任务。我们的士兵最终决定开辟一条通往山顶的道路，让主力部队把炮拉到山顶。一群中国人看到这些强大的敌人竟如此糊涂，惊讶不已。他们通过比画请求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办法试一试。在得到允许后，一位老者走上前去，然后立刻指挥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对他言听计从。老者将每个人都安排到位，其他人手中拿着绳子、木杠。他们所用的方法看似简单却十分巧妙，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它将所有的重量均衡分配在每个人身上，而所有人都非常轻巧地、成功地把自己身上的那份重物搬运到了指定的地方。这让执行这项任务的所有人都非常高兴，也把我们的士兵从这单调而麻烦不断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毕竟挖一条路直通山上不会再有其他什么用处，而那条窄窄的羊肠小道已经足够作将来紧急之用。
南京城下，就在我们的军队即将发起猛攻之际，道光皇帝屈服了，他特派钦差大臣前来签订条约。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看到了数量可观的清军官兵。官员们无论品阶高低，个个身着华丽的丝绸官服，但显得软弱颓废。就在谈判悬而未决的时候，许多清兵凑近我们的营帐，其中一些士兵面容俊朗，但穿着破旧、收入微薄，并经常受到长官们的盘剥克扣。大多数所谓的敢死之士都是从监牢里被带出来送往前线的，与入侵者进行厮杀。南京城卖官鬻爵及其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非常普遍，我们睿智、幽默的副官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道光皇帝早已把这当成自己敛财的手段，并在最近将这种现象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顶戴花翎如今成为最能赚钱的资源。因为我们两国的情况不同，他们捐来的这些爵位只能让祖上光耀，但不能父子相传，世袭罔替，否则用不了多久，所有人就都当上官了。把政府官员任免当作商品待价而沽通常是一时的应急之策，它能保留的时间取决于政府的具体情况，不管捐得的官阶级别高低，都要向当权者适时地再行打点，才能确保官位无虞。这使我想起一句中国话，是一艘皇家巡洋舰的舰长说的。这位船长曾无意中说到自己是个穷人。“你说你是穷人，不是有钱人，那你怎么可能不露出英俊的脸庞就开到大船？”在广东话中，“露出英俊的脸庞”总是被用来表示贿赂。当时中国人可能不相信，一个政府的任免权，并不都像在清朝那样是能够随意买卖的商品。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军舰停泊于南京城下
中英谈判期间，英国军队与清军互动
在战争中的表现不能让皇帝满意的官员，以及在杀身成仁之时胆怯退缩的官员，都会受到刑部的查办。一旦确定有罪，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被严厉惩处，他们的府邸、家产都会被充公。奕山、奕经被革职圈禁，于保纯等多位官员被判斩刑。这与英国政府处死约翰·拜恩上将时，伏尔泰对英国政府的评论如出一辙。
其中，于保纯的案子最悲惨。于保纯时任浙江提督，曾拼尽全力扼守镇海和宁波。在手下官兵大部分都溃逃时，于保纯展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气，在守卫镇海的战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令人为之动容的是，于保纯的儿子恳请道光皇帝允许他替父受罪，子代父罪也是人之常情，经常会获准，但这次被断然拒绝。道光皇帝宣布于保纯罪大恶极，不可宽宥，并告诫其子只有与狡黠蛮夷奋力一战，击退外邦的再次入侵，方可确保其家族荣誉。
处死约翰·拜恩上将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道：“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清朝皇帝在签发圣旨时，不会像欧洲君主那样签上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像亚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一样，签上自己的名讳或盖上私人印章，而只是在旨意最后用朱笔写下‘钦此’的字样。臣民擅用朱笔是绝对禁止的，否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因此，只要一看到御笔朱批，再有权势的官员都会惊慌失措，因为他坚信这就是皇帝本人的手迹。”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向我们列举了好多令人心生敬畏的圣旨。其中有一道下给了一位不幸的统帅：“时下，英夷安顺，退回海上。朕每每想到黎民身陷水火，屈从于朕，而朕应管束自我，采纳王公大臣之谏言，遂应允开放与英夷之自由贸易，使朕之子民安居乐业，以绝战争灾祸之重现，考虑过往国人持续之失败，皆归罪于一人，其为肱股之臣，朕令其担戍边守土之重任。然其不堪职守，软弱无能，使朕之圣恩眷顾付诸东流，其行有辱圣誉，有损国威，如不将其严加惩戒，我天朝律令岂不形同虚设，安能告诫其他官员妥当行事，尽忠尽责。朕已下令褫夺其官阶，将其羁押并彻查，押解至京，交于刑部依罪论处。”
还有一道禁烟诏书的部分内容：“拒不依诏令行事者，杀无赦！执迷不悟者，杀无赦！知错悔改者，留其生路。畏刑则可避罪。特发诏令以警示天下，望所有臣民无不谨遵。
“急诏，急诏，十万火急！”
最后这段话特意用显眼的朱红色写成。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不久，我们的官员发现清帝国的臣民变得彬彬有礼、亲切友善。就连天朝虎贲也放弃了过去一贯的蛮横表情和挑衅姿态。天朝虎贲对我们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在过去，他们只习惯称呼我们为“红毛鬼”。尽管天朝虎贲还无法从心底里佩服我们的陆军军医，却认为我们的军医是具有魔力的一群人。这些清兵成群结队地来向我们的军医寻诊问药。在签订《南京条约》之前，中方主办大臣伊里布就派人前来索取药品。伊里布曾让我们的医生用西洋疗法为其治病，但碍于时局，又不愿让我们的医务官进城，于是派出自己的亲信将所需药品带进城去。这位信使在返城之前，由于特别钟爱我们的樱桃白兰地，喝至酒醉，更不幸的是，他记错了服药说明，误导那位可怜的老者—伊里布时年七十二岁—一次服下了整盒药。由于服药不当，在“康沃利斯”号上签订条约时，伊里布显得极度虚弱，痛苦不堪。
南京大报恩寺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道：“有时清朝人把我们当作神来仰视，有时又把我们视作魔鬼。总体上来讲，我们在清朝人眼中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有一个这样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情况，这是南京的一位军官给我讲述的，十分可笑。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迷信盛行的民族对我们恐惧到了什么程度。我的朋友在参观完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之后，略感疲惫，于是走进一家理发店，为了打发时间，他让理发师给自己刮刮头。这位绅士平时是戴假发的，为了凉快一点，他将假发装进口袋。刮脸刮头本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而此时理发师因能为这位不一般的外国人服务而显得荣耀之至。在离开理发店之前，理发师正在关注其他的事情。我的朋友拿出假发戴回头上，丝毫没有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而，理发师转过身看到他刚刚刮得干干净净的头发又长得如此郁郁葱葱之后，始终紧紧地盯着他，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糊涂了。理发师放下剃刀，收拾自己的柜台，然后像疯了一样冲进聚拢过来的人群，大声喊道他见鬼了。任别人怎么劝他也不回理发店，一直到这个洋人从这儿离开。在他看来，这是实实在在的怪事，要比佛教中的任何神怪都厉害。”[13]
当起义军首领天德一路高歌猛进之时，京城里的咸丰皇帝遭受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暗杀。1851年7月，咸丰皇帝正漫步在宽阔的御花园中。有人手持一把已出鞘的剑或短刀向咸丰皇帝冲来，但咸丰皇帝的侍从就在近前，转身挡住凶器，救了天子一命。这种自我毁灭的刺杀方式让刺客的性命陷入了绝境。侍从身负重伤，必须截去右臂。这些事件有很多神秘之处。刺客的身份从未公开，也不知道是否有同谋或受谁指使。有些人认为这起刺杀行动是由叛乱分子死心塌地的追随者预谋的。另外有些人则认为，是一些皇亲国戚，在社稷危急存亡的时刻，看到大权握在一个尚不成熟的年轻人手中，惊慌不已。出于对王朝利益的考虑，王公们想结束这个年轻人的统治，从皇室成员中重新挑选一位成熟的、年富力强的人来取而代之。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后一个推断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还试图让我们相信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即咸丰皇帝的叔叔应该是这次有预谋的刺杀行动的始作俑者。穆彰阿和耆英的名字都位列其中。两人的同谋和可利用的人通常都是宫里的太监。这些太监声名狼藉，经常在国家内部搞出一些阴谋活动，并且不止一次地掀起整个帝国的动荡。这是一群卑鄙的人，外强中干，嫉贤妒能，胸无大志。在丑行败露之后，十八名高官人头落地，并祸及家人。这是清朝的一项残酷律例株连：不论兄弟、叔侄、父子，只要被牵扯进去，尽管清白无辜，一律诛杀。
皇帝遇刺的消息很快便在各省间传开了，也传到了起义军的营地。起义军认为皇帝已被逼宫或被杀，于是马上铸造了刻有天德名号的新币。这款新币的突然发行着实让广东的商人迷惑不解。他们翻来覆去地仔细端详着钱币上起义军首领的形象。这些商人的观点与那些老到的欧洲政客的观点或许是一致的。商人是这样说的：“我判断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手段很简单，那就是只去看最近所铸造的货币，以及货币上的头像是不是皇帝本人。因为在我看来，只有真正的皇帝才能铸造钱币。”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在中国，同时出现两种钱币，连中国人自己也觉得情况有些窘迫。伊万·梅尔奇奥博士猜想他的欧洲政界朋友是不会有一丝窘迫的，因为他的欧洲朋友会左手拿着这种钱币，右手拿着另一种，然后宣布两个皇帝具有同样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徐广缙被苦力们巧妙地卷走了钱财之后，又搜刮了更多的财富，并且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要想取得胜利，黄金要比枪弹更能让人有信心。徐广缙拿出三万两白银悬赏天德与其父，以及天德神秘幕僚的项上人头。每颗头颅的悬赏金是起义军对徐广缙头颅悬赏金的三倍。但起义军军营中并没有发生背叛的暗杀事件，也没人能够轻易靠近起义军的首领。因此，并没有人来献上头颅。徐广缙已经筋疲力尽、绝望不堪，于是下令返回广东。为了收场，他编造了一个绝妙的故事，并将它写在了寄往京城的奏疏之中。徐广缙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声称，葡萄牙女王正在准备对中国的远征，将澳门的和平居民变成一群残暴的海盗，帮助叛乱分子拿下广东和福建两省！皇帝、将军和总督都已如此，清朝的军队既无纪律也无勇气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在这帮人的治理之下，清帝国才最终走向灭亡。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对此的预测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就像他先前对清帝国分崩离析的预测一样。
19世纪中期的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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