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2月26日7时，通往京城皇宫的道路被众多下级官员和身穿白衣、腰系黄带的随从阻塞了。他们小声嘀咕，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悲伤。在这群数量庞大的下级官员中间，站着十六个人，每人旁边各自站着一名随从。随从手里牵着一匹套好鞍子的马。这十六个人头戴缎帽，将帽子用细绳系在下巴上，上面是白色的扣子。他们每人都拿着一串铃铛，将一条黄色的布袋搭在肩上，并且手里都有一根鞭子。一位位高权重的官员从宫殿里出来，亲手给这些人每人发放了一个有御用印信的急件。这些人俯下身子接过东西，把那个黄色的布袋转到胸前，满怀敬意地将急件放在布袋里头，然后转身上马。马夫将皮带缠在信使的大腿上，把信使系牢在马鞍上。在确保信使的安全后，人群让开一条道，只见马匹以最快的速度奔驰而去。这十六位信使，就是众所周知的“飞马”[1]，一天能跑六百里。他们会将这些急件送给十六省的巡抚、提督。
事出紧急，礼部仓促昭告各省巡抚：“大行皇帝于正月十四龙驭归天。并于当晨卯时将大位传于皇四子，于当晚亥时神游极乐。”大丧仪程结束之后，根据国家律例，先皇已指定后继之君，即皇四子。但道光皇帝的做法有点偏离旧制，因为传位之事仅有口谕。皇权的继承，历来都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大事。传位诏书都是事先被封存在金匣之内，在先皇驾崩后，文武百官举行盛大仪式将其开启，而皇帝临终前的遗嘱一向都不被承认。关于这一点，伊万·梅尔奇奥博士举出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作为旁证。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这是一个在中华文明中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其核心内容是这样的：“秦始皇，秦朝的第一位皇帝，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之时，将自己的长子，同时也是大位的继承者扶苏派去监修长城。这项工程动用了三十万名民夫。当扶苏由秦朝名将蒙恬陪同向北而行的时候，秦始皇向南巡游去祭拜祖先的陵寝。在巡游途中，秦始皇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于是命太监传诏扶苏返回京城。诏书需由总管太监赵高加印寄发。而赵高却胆大妄为，居然篡改诏书，用伪诏命皇长子扶苏与将军蒙恬自尽，以惩戒两人的冒犯之罪。次日，秦始皇驾崩。恶名远扬的赵高将秦始皇的次子胡亥扶上了皇位。为了实施这场阴谋，他们对秦始皇的死讯隐瞒不发，以免朝廷中在京的皇子们都宣称自己是王位的继承者。因此，秦始皇的遗体仍然穿着华丽，继续保持着生前的姿态，被安置在轿辇之中，用木格围住，四周是厚厚的丝帘。除了知情者，其他人一概不得靠近。宦官们宣称秦始皇早已下令，须日夜兼程。于是，轿辇一步未停地火速返回京城，只在用膳时稍作停留。御膳也是由侍从递进轿辇，由藏在其中的人吃下。棘手的是，当时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出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要不是机灵的宦官赵高想出点子的话，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赵高搬出秦始皇生前发布的诏令，让一辆满载牡蛎的大车跟在秦始皇轿辇后面，若非为了用牡蛎的气味遮盖尸体散发的气味，这种事情是绝不被允许的。鱼贩在这件事上倒是大赚了一把。随即，大量气味浓烈的贝类被装上车，跟随秦始皇的仪仗前行。腐烂的尸体在这种气味的掩盖下到达京城。京城到处是锣鼓声与欢呼声，迎接着皇帝的归来。与此同时，扶苏与蒙恬接到了伪造的令其自尽的诏书。作为老臣的蒙恬认为，下旨让一位掌管着三十万名民夫的将军自尽实属下策，于是将诏书认作伪诏。但扶苏考虑到自己作为一个儿子和臣下的职责，毫不犹豫地拿剑刺向了自己。”
清朝继任之君的登基大典顺理成章，未受任何干扰，尽管他的继位不符合礼制。而向来重视礼法的国人却十分看重这一点。他理所当然地登上皇位，根据惯例，新皇不再使用以前的年号，于是选用“咸丰”作为年号，取天下丰饶之意。咸丰皇帝的继位受到当时两派政治势力的欢迎—排外派和保守派。排外派期望皇帝能够成为他们政治原则的坚定支持者。保守派认为，咸丰皇帝作为道光皇帝的儿子、耆英的弟子，可能会与洋人交好，规范鸦片贸易，效仿英国治下之印度、荷兰治下之马来亚，并将此种制度引入中国的海军、陆军、行政，而此等革新，实属迫在眉睫。接下来，我将引用一位绅士的话语，他常年居住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
咸丰皇帝
耆英(www.xing528.com)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曾宣称，当听闻道光皇帝驾崩，他们立刻就能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继任之君是一位十九岁的年轻人，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新皇帝可能会热衷于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关注的情感与愿望。在中国，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正好与其他国家完全相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无知的百姓在一起组成了保守派，因为这两类人都公开表示过自己对洋人的仇恨，对外国习俗本能的反感。保守派的这种反应既是出于本性，也是出于对自己国家习俗的尊崇。这些人到了成熟的年龄，进入学校获取知识，欣赏天主教国家的艺术，感受天主教国家的生活习俗。在遭贬之前，耆英经常赞赏英国、美国、法国的政府体制。同时，遭到不公正对待而被挤出权力高层的琦善，也曾在西藏圣城拉萨向约瑟夫·加贝和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两位先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有那么一段时间，初登大宝的咸丰皇帝让所有派别都大失所望。咸丰皇帝的身边尽是些谄媚之徒、宦官嫔妃。咸丰皇帝在他宏大的皇宫中表现得非常怠惰。要知道，清朝皇宫的规模相当于欧洲一座很大的驻军城市。咸丰皇帝从不踏出宫门。皇宫的步道上散布着闪闪发光的石英，咸丰皇帝似乎完全沉浸在纵情享乐之中。如果有一天出现紧急突发事件，大臣们不知道长期无所事事的咸丰皇帝会如何应对。但专制君主还是展示了他的权威，保守派在各派中占了上风。《北京公报》[2]中记录了对耆英与穆彰阿革职严加查办，最后贬官叙用。这一记录上的日期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的年表学家们把道光皇帝驾崩那一年所有的事件全部都归在了道光皇帝的政绩里面。这些失宠的各部尚书是从令欧洲人最头疼的对手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主要致力于消除与“野蛮人”的接触可能对他们的某些同胞产生的影响。道光皇帝一直给予耆英充分的信任，并表示出极大的敬重。而耆英对道光皇帝政策的背离给继任之君咸丰皇帝带来了厄运。就在保守派取得胜利后不久，广西就爆发了起义。[3]
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
身着便装的咸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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