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首要举措是征收新名目的苛捐杂税。这遭到百姓的坚决抵制。一方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无法忍受；另一方面，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大败，百姓开始蔑视清政府的权威。百姓全力抵制新税。于是，清政府派兵强行征税。不过，官兵大都遭到了百姓攻击，最终落荒而逃。郭士立说：“这是极其矛盾的。官员都是凡人，皇帝无法改变世界。然而，皇帝假装能改变世界。结果，在充斥着羞辱的失败面前，皇帝与王公大臣低下了头。这将为这个国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片土地上，民主渐渐兴起。它主张人的权利。长者和士绅牵头，想方设法使政府关注百姓的疾苦。政府官员如果有困惑，可以首先请教他们。如果政府官员没有满足百姓的愿望，他们会及时进言。如果他们的进言没有起到作用，他们就会率领百姓围攻衙门，诉诸武力，铲除有悖礼法的东西。”
“在广东，起义运动的领袖们是一些极具煽动性的人物。这些领袖召开所谓的“巨人会议”，对时下公共大事品头论足，发表意见。这些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百姓参与政治，真正地建立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制度。那就是，政府应该为了百姓而存在，而不是百姓为了政府而存在。虽然这种做法的实施有利于限制官员的权力，但它打破了整个现存的宗法专制制度，导致了民主的无政府状态的兴起。
“有一次，一个人在街上打了另一个人，被打的人向自己的同伴求助，很快便纠集了上万人。他们径直奔向让他们厌恶的官员的府衙，并将府衙烧为平地。这些人宣称，拥有权利的百姓将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复仇。朝廷随即召集了军队，但并未攻击百姓。清政府越来越软弱无能，面对这样的挑衅，只能视而不见。”[23]
事态发展至此，意味着清政府也走向了衰亡。
郭士立还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例来说明百姓的盛怒。“一位满族将军打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经常纠缠着这位将军，在他的府邸前乞讨。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她把身上的鞭痕给路人看，还立起一块牌子，号召人们为她报仇。当晚，一群暴徒聚集在一起，混入城内，砸碎了将军府邸的所有家具，把这位将军抓起来，按倒在地，拿鞭子在将军身上抽。抽打的数量正好是先前他抽那个女乞丐的两倍。类似场景在中国很多地方不断上演，形势对百姓越来越有利。一些人品极坏、油嘴滑舌的人摇身一变成为领袖人物，为非作歹。官员们经常被迫花钱免灾，收买这些煽动分子，用极大的让步换取一时的安宁。整个国家经历着一场始料未及的变革。百姓人人武装，游行示威，表面上是为了铲除匪患，实则是在震慑官员，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卖官鬻爵的情形愈演愈烈，原本一无是处、毫无能力的人窃居了禄位，这些都引发了百姓的仇恨和反抗精神。城市平民和农民如今都成了政治人物，荒废了自己的本业，因此，生活越来越贫穷、痛苦。强盗多如牛毛，到处为非作歹，干尽坏事。的确，城市平民和农民很快转变成了一股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对抗政府和军队的力量。”
很多人预测，如果不是道光皇帝很快就驾崩了的话，清帝国将不复存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坚信所有的省份都出现了导致分崩离析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驱逐清王朝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领袖、一面号召的旗帜和一句团结的口号。道光皇帝在签订《南京条约》后又执政了八年。这份条约让清帝国在痛苦中走向了衰亡。
1846年，世界性的金融困局再次出现，并且形势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峻。在其他国家，财政收入与人数的增长并肩增长，但在中国，情况好像恰恰相反。中国的人口数量似乎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极值。中国国土支离破碎，百姓靠一小块土地生活，难以维持生计，更无力承担各种赋税。因此，众多的人口反倒使正常的税收制度变成一件无法实现的事情。
1847年，英国多次被迫向河口要塞派兵，不止一次地缴获、移除或者摧毁清帝国的炮台。
英国发动的针对道光皇帝的战争有一个直观的效果，那就是道光皇帝又开始了偶像崇拜。先前，他公开表示坚定信奉儒家思想，并且对其他一切形式的偶像和外来神灵均持蔑视态度。但如今皇宫里的偶像已经远远不够他膜拜，于是新的偶像不断地被运进皇宫，曾被弃置一旁的旧偶像得以重见天日。道光皇帝屈身在地，焚烧香烛，拜倒在这些笨拙的雕塑前，心里想着，要不是当初他将这些偶像丢弃，他的军队和战舰也不至于被那些“红毛鬼”打败。一场严重的饥荒又加重了他这种病态的思想。由于常年战乱不断，清朝国库早已被掏空，大量的黄金白银都用来给付战争赔款。道光皇帝依然从各地搜集各种偶像，没完没了地焚烧香蜡、纸钱。与此同时，大陆匪患猖獗，土匪继续到处打劫；海上也不安宁，海盗重新横行海面。起义暴动遍布长城内外。喀什和另外一座重要城市受到起义军的攻击并被占领。驻扎在城内的清军溃败而逃。不知所措的道光皇帝没有派兵增援，反而送去了金银钱财及其他赏赐与起义军讲和。一些较小的边境部落也发生叛乱，青海的部落首领向内地进犯，并利用手中的武器进行掠夺，带着抢来的赃物返回深山，留下的只有穷困、恐惧与绝望。随着道光皇帝驾崩，这种形势更加严重。在河南，令人畏惧的洪水冲毁了所有的庄稼，并夺走了很多百姓的生命。继河南的灾害之后，其他地区也遭受了洪水和灾荒。郭士立说道：“对于普遍认为的中国的‘富足’，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物质匮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尽管我们没有把当前普遍存在的苦难全部归咎于清政府。家长式的政府如今更多地只是一种说法。与其说朝廷是家长，不如说是一位专制的君主和审判者。在一个随时随地爆发叛乱的国家探讨持续的安宁显然是强词夺理，罔顾事实。”
[1]耶稣会，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创立于巴黎。耶稣会传教士主要从事传教、教育，并组成传教团等工作。—译者注（本书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这里指的是咸丰皇帝奕。
[3]其汉名为“张诚”。
[4]根据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记述：道光皇帝并未能一直信守一夫一妻制，他的皇后是满人，并未裹足，他们夫妻没有子嗣，但他与其他妃嫔生有多子。在中国清代和土耳其，法律对嫡出与庶出的规定并无不同，庶出子女享有与嫡出子女完全相同的权利。—原注
[5]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6]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7]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8]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www.xing528.com)
[9]亨利·乔治·博恩：《关于中国的图片、文字、历史及阿瓦、缅甸、暹罗、安南纪事》，伦敦，1853年。—原注
[10]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11]毛拉，即宣礼师，伊斯兰教教职称谓。
[12]安拉，伊斯兰教认为的宇宙唯一的主宰。
[13]浩罕，中亚国名，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
[14]即天地会。
[15]具体使用了什么手段不得而知，但有怀疑说朝廷的招抚条件并未和盘托出。—原注
[16]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17]鸦片贸易一直是非法贸易，因为它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有严重的伤害。—原注
[18]奥斯蒙德·蒂凡尼：《广东的中国人》，纽约，1852年。—原注
[19]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20]亨利·乔治·博恩：《关于中国的图片、文字、历史及阿瓦、缅甸、暹罗、安南纪事》，伦敦，1853年。—原注
[21]认为肉体与欲望是万恶之源，在此表现的是对肉体仪式性的惩罚。
[22]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23]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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