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位初始,道光皇帝表现出对权力的强烈欲望,不许他人染指。对国家政务,道光皇帝事必亲为。而在过去,这些事都交由宫中太监或宠臣处理。道光皇帝曾下令,如遇军机大事需要决断,即便他已经安寝,也要将他唤醒。这个制度似乎执行了一段时间,也极大地为道光皇帝博取了勤于政务的美名。然而,道光皇帝想要摆脱朝臣、独揽大权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毕竟他无法独掌乾坤,虽然名义上一直如此。道光皇帝最终由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裁者,沦为一个依赖他人意见才能做出决断同时又不可或缺的角色。[5]在最滥权的那段时间,道光皇帝任由善于奉承的朝臣指挥驱使。道光皇帝一直认为自己极其专制,而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
在中国,当皇帝或许是一个普通人追求的最远大的目标。只有君主才有的万人之上的地位,以及附着在这地位之上人们对皇权的迷信,使皇位能够让人心生妒恨从而产生觊觎的想法。就像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一世,即便已经取得了极高的荣耀,但他们依然觊觎皇位。因此,没有必要把伟大的皇帝说成是万王之王、代天地巡守四方的人、亿万苍生的代表,也没有必要为皇帝的地位编出一个崇高的说法。因为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便是清朝的皇帝掌管着三亿六千五百万的臣民。这一实实在在的数字足以托起清朝皇帝的独裁统治,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而作为狩猎民族后裔的皇帝,以个人的意志极大地影响着亿万子民,让桀骜不驯的蒙古部落彻底臣服,让自己的皇权遍布在雪域西藏,让自己成为漠西蒙古永远的主人。在青海湖畔,清政府也成立了统治机构,管理新疆塔里木盆地那些野蛮、骁勇的百姓。那里的百姓的确应该向这位伟大的君主致敬。即便是一个一向冥顽不灵的人,在深思清朝皇帝不乏完美典范的治国策略时,都应该感受到其中的精彩。皇帝的话语就是金科玉律,皇帝举手投足间就是行为规范。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人的身家性命都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皇帝无须对朝廷负责,也不受朝廷或者王公大臣的监督,皇帝是天下唯一的主人,是所有臣民的君父,可以为所欲为。在所有统治权力之中,任何形式都无法和中国皇帝比拟。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对中国皇帝做出评价,因为可能在理论上,皇帝需要假装对上天和列祖列宗负责,但这些都仅仅是毫无影响的象征力量,偶尔才能在精神上对皇帝有一点道德层面的约束。
清朝中期的蒙古贵族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皇帝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他方面的问题。由于没有任何人可以对皇帝下令,所以皇帝自己必须严格恪守祖制。皇帝作为一位立法者,又不得不遵照已经约定俗成的各种烦琐细碎的礼仪。数不清的规范仪式致使中国皇帝成了一部机器。皇帝可能会打破这些规矩,蔑视这些规矩,就像它们理应被打破、蔑视一般。但这样做的话,皇帝将无法长久地高高在上,并可能因此而受到惩罚。皇帝或许是一位暴君,将庙堂变为废墟,将社稷变为荒原。为了让皇帝时刻对祖宗付出的牺牲保持警醒,皇帝要在每年春耕之时手握铧犁,以告祭太庙。每次国遭大难,皇帝需身披麻衣跪于太庙,将天下之过揽于一人,让人认为他是一位明君。然而,如果皇帝忽视礼部的礼制,疏远经常参加祭拜仪式的官员及百姓,举止、穿着都不符合祖宗的惯例,那就会出现强烈的呼声来反对这位无所成就的统治者。确信无疑的是,这种呼声必将撼动皇帝的统治。
虽然中国皇帝将个人的意志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律,但至少皇帝应该不时地对他的大臣表示一点面子上的尊重。整个国家对于这位皇帝而言空泛而毫无意义。这位贵为天子的皇帝一定会通过聆听子民的夙愿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拥戴。每个人都应该有向皇帝表达诉求的渠道,即便是一位最穷困的寡妇,也可以通过告御状的方式向皇帝倾诉。最近这些年,我们可能会说,在庙堂之上谈论百姓的夙愿成了风尚。百姓的夙愿首先应当予以关注。把百姓的夙愿作为一切措施的指导和方向,尽管这些豪言壮语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但仅仅将这些原则表达出来,就能在这个国家赢得民心。
清代皇帝前往太庙祭祖的场景(www.xing528.com)
这些风靡全国的极具煽动性的思想潮流,无不是旨在加速灭亡地方政权,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帝得尽量表现出对这些思潮的容忍,得以一种方式使自己适应极端的专制与百姓所要求的民主之间的调和。中国的君主往往还扮演着所有臣民的君父的角色,他得表现得慈爱、和善,并保留完全中原化的习俗和情感。皇帝还得时时证明自己作为满族首领的价值。皇帝的这些族人仰望着他,希望皇帝能赐予他们更多的财富。对于蒙古臣民,皇帝得表现得像一位伟大的可汗。皇帝在大草原上不可计数的牲畜、强大的影响力和无所不在的权力必定让所有的对手敬畏。面对藏人和其他众多的游牧民族,皇帝则表现得像一位信徒。皇帝将达赖喇嘛尊为天神的化身,供养所有归顺于皇帝的喇嘛。
17世纪的藏人
于是,皇帝承担着将天下系于一身的重大责任。这就要求皇帝必须对这些民族给予足够的关注。而对任何一方的忽视都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危机。由于皇帝承受着重责大任,治世能臣的辅佐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皇帝受到臣下的操控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臣民仍称其为君父,国家仍然是在皇帝的治下;尽管臣民自小接受启蒙,希望能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辅佐君王,然而,作为皇帝臣仆的思想却牢牢地束缚着他们。清帝国君臣的重大行为决断往往根据天相来决定—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天文学。
我们已经列举了很多对皇帝治权不利的限制因素,因为为了能够公正地评判清朝君臣的举措,就很有必要把上述因素考虑在内。因此,我们可能经常要了解一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否则这些事件理解起来就不太容易。“普通的农民比王子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加为所欲为。”这些文字都引自一位对中国、中国政府、中国人无所不知的作家之手,就是那位勤勉、有魄力的传教士—郭士立[6]。
郭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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