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们搬到小西门江阴街一条较大的石库门弄堂里，也是住在二楼前厢房，这里的邻居虽大多也不富裕，但治安状况比迎勋路那里好。住在底楼客堂间的是一对年轻大学生，夫妻俩结婚不久。男的姓林，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工作，日伪税务局请他去当稽查，这是个薪水很高的美差，但他坚决不去。我父亲十分钦佩他，经常与他们一起聊天，还借了些钱给他做小生意。于是，林先生每天起早摸黑去浦东挑些瓜果、蔬菜到市区来卖，一天下来能赚几十元勉强糊口。我家有时也托他到浦东带些菜来。后来，才知道他参加了浦东抗日游击队，传递秘密情报，并多次参加了在奉贤、南汇等地袭击日伪军据点的战斗，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他妻子将这些告诉我们之后，不久也离开江阴街住处，听说是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和一批大学生一起到淮北投奔新四军了。
我家居住在南市的这段时间里，正是上海成为沦陷区后最为艰苦的岁月。当时，家庭主要生活来源是父亲在银行当职员的工资以及做代课老师的收入。另外就是靠在苏州当护士的姨母，时常寄些钱来贴补家用。当时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山芋、六谷粉。大米属军需物资，一般中国老百姓是吃不到的。一到寒冬腊月，每天在弄堂口、马路旁总有几具冻饿致死的尸体。户口配给米，每人每月3市斤，还都是些陈米、碎米，夹杂许多小石子。有时凌晨3时，母亲和姐姐就得起床，拿户口本排队去轧“户口米”。(www.xing528.com)
一天，原宝康里二房东的养女阿兰跑来找我母亲说：冯老头死了，“白蚂蚁”将她卖到了一家赌场做三陪女，她因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和赌客凌辱逃了出来，恳求我母亲帮帮她。正好这天家住虹口的大舅妈来探望母亲，听到阿兰姑娘的遭遇也十分同情。大舅妈考虑到若是住在我们家也不安全，怕赌场老板通过“白蚂蚁”找上门来向我们要人，于是她与母亲商量后，便将阿兰带到虹口自己家中，暂时隐蔽起来。后来，大舅妈又给阿兰做媒，她嫁给了一个在轮船上当大副的亲戚的儿子，两人倒也情投意合，生活美满。这事让母亲甚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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