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安里的里弄食堂：上海老城区文化与发展历史回顾

郑建华

济南路上的景安里，不但宽，而且四通八达，一直被我们称为大弄堂。这条弄堂里的7号原先是大房东的住宅，20世纪50年代初卖给上海化工厂做宿舍，成了七十二家房客的大杂院。17号是唯一霉干菜厂老板高培梁先生的住宅，现在还基本保存着原来风貌。在这几十年中，变化最大的要数13号了。

13号是这条弄堂中最大的一幢住宅，三上三下两进，中间还有个走马楼，房子建造得很讲究，门窗都是雕花的，客堂里铺的是彩色地砖，楼梯下的小房间里还有当时我们这一带很少见的抽水马桶。从解放初起，这里已经不再是一户人家独住了，但客堂是空着不住人家的，大门也是常年开着的，里弄里开个会什么的，也总是借用此地。“带上小矮凳到大弄堂13号里开会”，曾是这里居民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原先围着煤球炉子转的家庭妇女都到里弄生产组上班去了，吃饭上食堂便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景安居委的食堂就办在13号的客堂里，走马楼下的辅房成了厨房和售饭菜处。

那时我在读小学，中午放学后，把书包往家里一扔，就上食堂去了。食堂里有许多同我一样的十来岁的孩子，有的脖子上还挂着钥匙，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吵闹，十分快乐。

到了60年代初，随着副食品供应紧张程度的加剧，饭票成了最宝贵的东西。菜票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油的，上面印个油瓶，另一种是不带油的；买炒菜必须用带油的那种，不带油的只能用于买一分钱一碗的大众汤或是贴在饭票中买黑馒头和烂糊面。至于荤菜，则要把计划供应的鱼票、肉票拿到食堂去换成专用的票证，而且是每旬一种颜色，过期作废。那时当父母的都不敢把一大叠饭菜票交给我们小孩子，而是每天给几张，用完了，第二天再给，生怕小孩子贪玩弄丢了。(www.xing528.com)

里弄食堂的午餐是中午10点半开饭，但每天10点一过，售菜处就排起了长队，为的是排在前面，供选择的品种可以多一点，来晚了菜就会卖完，再则是当时人都饿慌了，哪怕早一分钟吃到饭也是好的。遇到上午没有课的日子，我和同学们也会早早地集体出现在这个等吃饭的队伍中。要是上午有课，到食堂时菜的品种就少了，这时我们会同炊事员商量，能不能通融一下，用无油菜票买菜，还有卖不掉的鱼头鱼尾能否不收鱼票敞开供应，要是能买到，算是捡了个大便宜。最后一招是吃烂糊面，一两饭票加一分无油菜票就能买一大勺，三勺能吃得肚子发胀，至于能维持多久，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一次，一位同学饭吃到一半，有事走开了一会儿，收饭碗的阿姨把剩饭倒了。他回来后拉着阿姨要她赔，惊动了好多人，最后厨房只好赔了一勺烂糊面了事。这样的事，今天的孩子们大概是不会相信的。

那时在我们弄堂里还有个被称为“周家二嫂”的女人，是有钱人家的媳妇，40多岁，白净的脸，穿着很讲究，手腕上还戴着个名贵的玉镯。她也天天来食堂吃饭，每当看到我们小孩子撒在桌上的籼米饭粒，就会一粒粒捡起来塞进自己的嘴里，还喃喃地说：“糟蹋粮食，罪过啊，罪过啊！”我总觉得她的行为与身份不符，不知到底是出于什么信念呢，还是实在饿得发慌了。

随着“大跃进”年代的过去，13号的里弄食堂也停办了，这幢房子成了吉安街道的派出所，后来吉安街道办事处也在这里办公。吉安街道撤销后，13号成了淮海街道的社区会馆。这幢房子的外面还基本保持着原先的模样，但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天井改成了大堂，楼上也建成了礼堂。那年，胡锦涛同志还到这里来视察过。现在景安里13号成了淮海社区活动中心，当然，来这里活动的大多是老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