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楼上这家邻居，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他们的父亲在卷烟厂工作，母亲在正广和汽水厂工作，收入都很可观。一次在他们家里，柯里亚拉开抽屉，给我看他父亲刚发的月薪，那是用橡皮筋捆扎起来的一大卷钞票，让我很惊讶。
他们的母亲很能干，家里事无巨细都要管。一天，她的丈夫正在院子里跟人聊天聊得起劲，妻子在楼上阳台大声命令他回去。丈夫十分扫兴，双手一摊，用他那滑稽的上海话对邻居们说：“阿拉家主婆哇啦哇啦！”邻居们哈哈大笑。这句话后来成为经典，在邻里间流传了好几年。
两兄弟的母亲其实是一个善良而热情的女人。她平时总爱教我们说俄语，并不厌其烦地纠正我们的发音。那时候，我已经可以用俄语数一到十，还会说几个简单的常用单词，如谢谢、再见等。她见我们生活困难，有时候吃不饱肚子，就常常在下午将刚烤出来的面包塞给我们当点心。一次我弟弟舍不得吃，就将面包藏在床底下，不时地爬进去吃一口。
最令我难忘的是她的厨艺。一天，大约是柯里亚生日，他们请了我去做客。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罗宋汤。那种浓香啊，至今犹记在心里。我后来常常做罗宋汤，同样用了牛肉、土豆、豌豆、卷心菜、番茄酱这些东西，但总觉得差点味道，再也找不到当初的那份感觉了。另一道菜是牛排，兄弟俩一个劲地对我介绍吃牛排的意义，说吃了能让人产生力气，因为一会儿他们要教我打“勃克星”（拳击）。饭后我也第一次喝到了咖啡，柯里亚对我念的是“考啡”，这使得我以后总是将“咖啡”念成“考啡”。
他们家的地板擦得很干净，进门需要脱鞋子，大家习惯于坐地上玩。柯里亚的父母很欢迎我们去，我们自然也喜欢去，因为他们的房间里有许多玩具，还有我们在外面看不到的各种画册，常常要玩到外婆在楼下大声呼唤，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有一天柯里亚的父亲去大光明电影院买来四张电影票，是刚上演的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说是带兄弟俩还有我一起去看。我弟弟见没有他的份，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柯里亚的父亲见此情景，只好带上我弟弟去“大光明”补买了一张票。看电影之前，柯里亚的父亲还请我们进一家餐厅吃了点心，那一天我们过得非常开心。
他们家庭长辈与小辈之间的关系，也与中国家庭大不相同。一天我进他们的房间玩，见两兄弟的父亲喝醉了酒，昏昏然卧倒在地板上。弟兄俩兴高采烈地上前捉弄他，一会捏鼻子一会揪耳朵，最后将家里所有的鞋子都垒到他的脸上身上。与之相反，我家的家规很严，只要外婆在场，我们都不敢随便言笑。而柯里亚兄弟俩对父亲竟然如此胆大妄为，真让我大开了眼界。(www.xing528.com)
有一天，大约是苏联儿童的一个节庆，兄弟俩学校里举办运动会，请我们去观看。学校坐落于外白渡桥不远处的吴淞路上，学生都是白俄子弟。柯里亚参加了短跑比赛，选手们跑得并不紧张，速度也一般，但场面很热闹，周围的同学大呼小叫，体现了重在参与的精神。
运动会结束后，我们就去外白渡桥北堍的苏联领事馆。那是个沿江的大花园，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口。除了一栋办公楼不能进，我们可以四处乱走。后来我们进了一间礼堂，观看苏联的一部动画片。在礼堂的前厅，我看到一幅油画，画的是森林里几只可爱的狗熊。后来我知道那是俄罗斯风景画家希斯金最著名的作品，但我想那一定是复制品，原作太珍贵了，不会放在这里。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三楼一位白俄老太太听到消息后，马上哭了起来，但多数白俄邻居反应平静。3月9日下午5点，莫斯科举行斯大林的葬礼，中国人为表示哀悼，全体默哀5分钟。与此同时，全上海汽笛齐鸣，一切车辆停止行驶，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站得笔直，像一尊尊雕像。我们都跑到了街上低头肃立，所有人都表现得很沉痛。这时候我忽然听得身后有人在偷笑。转头一看，是柯里亚，不知与谁开了一句玩笑，正拼命搭着嘴，不让笑声发出来。我当时的感觉是，他的胆子真大，这种严肃的场合还敢胡闹。后来我猜想，他的这种轻松的心情一定是父母感染给他的，因为他们估计，斯大林一死，苏联的政治气氛一定会变得宽松一些，他们返回祖国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了。
果然，第二年他们就回国了。至此，在上海的白俄基本上都走了，只有极少数人因为有各种原因，滞留未走。
斯大林逝世后，上海人民举行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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