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在美国定居多年的乔琪回沪探亲，我们相聚一堂回忆少年往事。
记得那是1949年暑假，我和乔棋正在等待升学。闲来无事，两人就想组织一个业余剧团来演话剧，因为那时话剧是青年中最流行的。我们找来一些弄堂里的玩伴和几个同学，大家推举我做社长，乔琪做秘书，可成员竟是清一色的男生，没一位女生。演话剧总不能没有女性角色吧？这时，乔琪挺身而出，说：“我把我表妹拉来入伙吧！”他表妹加入后，又有同学介绍3位女同学来入社，男女演员比例这才差不多了。
我叔叔和赵丹先生是至交，他们在老家南通读中学时，曾一起办过小小剧社。所以，当我们要办剧社时，自然就想到了向赵丹先生取点经。一天，我和乔琪及其他两位中学同学去拜访赵丹先生。当时，赵丹住在昆仑公司附近的一幢石库门里，大约是后来上影厂附近。赵丹先生的家在这幢二层石库门的底楼，住一间半房间。所谓的半间是与人合用的半间客堂，他就是在那儿接待了我们。那天，赵先生刚起床，披着一件衣服。我们将办剧社的想法告诉了他。他问：“你们第一个剧目想排什么呢？”我们答：“想排《雷雨》。”赵先生笑着摇摇头说：“你们还太年轻，对剧中人物复杂的情感是很难把握的。这部戏还是等你们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再尝试吧。”
于是，我和乔琪只好另谋“出路”。我们成天跑旧书店找剧本，记得去的最多的是一家开在金都大戏院旁（今瑞金二路附近）的旧书店。那家书店门面非常小，一半卖剪刀，另一半才卖旧书。在那里，我们终于淘到了两个比较满意的剧本，一个是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独幕剧《群猴》，另一个是《佳偶天成》。
我们剧团也由此正式成立，团名为“雷达”，叫起来虽然神气，实则是个“三无”剧团，即无经验、无经费、无演出场地。起初，我们借在一位同学家的客堂里排练，那位同学把家长都赶到了楼上。我们排练的活报剧到工厂去演出过几次，效果还不错。可大家觉得不过瘾，就想租个剧场来演出。但租剧场要经费，我们想以售票来换取所需的经费。而我们是玩票性质的剧团，又怎么会有人来买票看我们演戏呢？为了保险起见，大家商量每人向自己的亲友推销戏票，打算用预售戏票的资金，租借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律师公会剧场的早场来演出。谁知，票子都印好发出去了，临到演出的前一天，我们去缴款租场地时，却发现手头的钱还差一小部分，乔琪就和管场地的人商量降价，对方不肯。请他允许我们赊账，等演出完了再付，他也不肯。他说：“延期演出吧！等你们凑足了钱再来。”我和乔琪商量了半天，一筹莫展，只得要求他明天让我们在律师公会门口贴一张延期演出的通知。岂料，对方连这点要求都不同意，逼得我们几个人第二天只好手持一张白底黑字告示，在律师公会门口等候那些持票而来的亲友。乔琪自嘲说：“你看，我们像不像告地状的？”终于等到了可以登台演出的那天，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捧场时，可演出效果却没有在工厂里好，让长辈们啼笑皆非。
拥挤的上海旧书店(www.xing528.com)
虽然不久以后，我们升学的升学、工作的工作，雷达剧团就解散了，但这个“三无”剧团却为我牵起了月老红线。不久，我和乔琪的表妹陆娓娓女士结为夫妻，相伴相依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那年，乔琪从美国回沪，恰逢我们夫妻的金婚纪念，他还特地送了一个蛋糕来为我们庆祝。
金城里的小伙伴以及部分雷达剧团成员在金行小学门口合影
乔琪问我，记不记得抗战胜利后金城里弄堂口摆过的几个小摊，一个是卖大饼和蟹壳黄的，另一个是借小人书的。我说：“记得，我们常挤在那里看小人书，多是些劫富济贫的武侠故事。”乔琪说：“60年代某一天，我在纽约街头竟与这个摆书摊的老板邂逅。两人对视良久，最终还是将对方认了出来。那书摊的老板已然变了一番模样，穿着颇有品位。他还感谢我们常照顾他的生意，说他过去在上海生活很苦，多亏我们家常送些吃的给他，还把一些不要的衣服送给他。他那时在纽约一家中国饭馆里做大菜师傅呢！”更想不到的是，乔琪还在纽约巧遇过去我们经常光顾的那家小沙渡路理发店的理发师。乔琪感叹道：“未离开上海时，我们总认为世界很大。可到了国外，兜兜转转又遇上金城里的老朋友，觉得世界其实也很小啊！”
昔日律师公会剧场，今已改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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