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由于住房比较紧张，这里的住户也比往年多了起来，弄堂似乎也比过去闹猛了些。1948年夏天，有位邻居家来了几个客人，其中一位老者，行踪颇为神秘。他每次从大门出来，就坐上一辆黑色轿车，回来时从车上下来，立刻从大门走进家中，鲜有邻居见过他的真面目。听一位邻居讲，此人就是曹汝霖。于是，大家就想找机会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可一直到这个神秘人物离开金城里，我们都无缘一窥究竟。后来，听说他去了美国。他入住的那户人家也姓曹，大概是曹汝霖的亲戚吧。
解放前夕，有位在银行工作的罗先生，把我们这些大孩子召集起来说：“现在解放军已经打到郊区，看来国民党是守不住了。为了防止坏人乘机破坏，我们弄堂要注意安全。大门反正有看弄堂的巡捕把守，我们组织起来每天晚上在弄内巡逻。分成两批，从晚上6时到12时为第一班，从12时到天亮6时为第二班，大家轮流值勤。”伙伴们闻言，都表示愿意。我被分配在第一班执勤，12时回去睡觉。1949年5月27日，等我一觉醒来，上海已经解放了，对面马路上坐着许多解放军，玉佛寺也暂时住了一些解放军官兵，由于连续作战，他们显得非常疲劳。不久，我看到我家亲戚韩先生也穿上了解放军军装，原来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我们中学有几位老师也住在金城里，曾教过我们的徐碧波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徐先生是苏州人，和郑逸梅先生及范烟桥、程小青、周瘦鹃等人是同乡。他也是民国时期沪上著名文人，曾任《苏报》副刊编辑。1927年，他与程小青、叶天魂等合资创办苏州第一家有发电设备的“公园电影院”。1938年，他与程小青合编《橄榄》杂志，又与郑逸梅等发起“美术茶会”。徐碧波先生从抗战开始搬进金城里，一直住到去世，住了几十年。他在无声片时代编写过许多剧本，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在中学教国文，两袖清风，生活简朴。他除了执教，有时也写些文章。徐先生虽然在上海生活了多年，但仍是一口苏州话。“文革”中，他被派到里弄里和家庭妇女一起学习时事政治，他任小组长。结果，弄堂里的阿姨们都说，听徐先生读材料，像听评弹一样。(www.xing528.com)
徐先生膝下无子女，所以特别喜欢孩子。“文革”中，我的孩子寄居在内人的姨妈家，刚巧和徐先生是对门邻居。徐先生有些好吃的东西，便叫我的孩子过去一起分享。徐先生还对我内人的姨妈讲：“我当这孩子爸爸的老师时，他爸爸才十三四岁呢！”不久，我去徐先生家拜访，看见他住三楼前间，陈设简单，但充满了书卷气。当时我已经进入电影界工作，他问我：“你还记得吗？日本占领时期，有一次学校开游艺会，我写了一部名为《第九天》的侦探剧。你还在其中演了一个小僮呢！”我说：“当然记得，当时我一共只有三句台词。那是我第一次上台表演！”说完，我们都笑了。徐先生感叹道：“想不到现在你居然搞了电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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