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我父亲奉命南下，调任松江盐运副。历来的盐官都是肥缺，一个盐运副看看不起眼，却也一年能挣10万两银子，抵得上一个县太爷了。后来又调任扬由关（税收关卡，在扬州）监督，更是个肥缺。这使我父亲具备了与京剧界打交道的“本钱”，在演员和剧团发生经济困难时，能够出来维持局面。多年来他非常情愿这样做，同时他也是个超级票友，能粉墨登场，专“票”小花脸。这与他的性格也有关，他一生专爱说笑话，开玩笑，故别号“谐叟”。因为小花脸不为人们所重视，是个缺憾，因此我父亲决心尽力扶持这个行当。于是，艾世菊从十几岁就来到我家。
不久，我一家从天津移居上海，起初住在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曾被称为“环球学生会”的地方），后来在巨鹿路茂名路口买下一亩多地，造了一幢花园洋房和五幢石库门房子。花园洋房自家住，而五幢石库门房子主要用于出租，其中一部分用来安排亲友和京剧界的朋友们住。这五幢石库门房子和我家的花园洋房，就名之为安丰里，与孙氏大家族在苏州河边的阜丰里一样，也嵌入了一个“丰”字。因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下台的地方长官何丰玉，在山东待不下去而避居上海，不久又因他的哥哥何丰林（淞沪护军使，与我父亲是把兄弟）的引荐也住进了安丰里，最后竟老死在那儿。何丰林与卢永祥在江浙战争失败后，也从安丰里出走，乘船赴日。
当时，那五幢石库门房子每月收得的房租约有300银元，供我们家40余口人吃饭、零花绰绰有余。这40多人中真正属我孙家人的只有10来人，其余除了账房、管家和佣人，主要就是一些我父亲常年收留的、在北京已生活潦倒了的老伶工、老艺人。所以每天晚上开饭，总是满满两大桌人，我们自家一桌，另一桌主要是老艺人，而佣人是不能上桌吃饭的。(www.xing528.com)
这40多口人的日常开销仅需300银元，用每月的房租收入就够了。而我父亲每年用于京剧方面的开销，至少也在一万两银子以上。仅此一条，就使得我家所在的安丰里，成了一个不是票房而胜似票房的活动中心，也使我父亲在京剧圈子里荣获了一个“孙三爷”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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