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的水大门，在主权沦丧的近代中国，十六铺自然也为列强所觊觎。先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六铺就已经丧失了一半的主权。
乾隆十三年房契表明上海城厢已实行分铺管理
法租界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据初辟公告，南界从黄浦江边的潮州会馆（实是福建会馆之误），至护城河（今人民路）。小刀会起义后，租界地价剧升，虽至同治元年（1862），全上海法国人仅100人，法国驻沪领事爱棠却早就开始以租界“狭小”，不敷居住使用为由，提出扩界，1861年2月8日在其给外交部长的信中就明确表示想把租界扩至“小东门的那条小河浜”，即方浜边，只是为上海道断然拒绝而未果。是年5月25日，法国外长图内尔的一项指令，使爱棠获得了机会：享有印度支那邮务特许权的法国皇家邮船公司，要求在上海获得一块30亩的土地建码头。外长指令为保证该公司的要求实现，法租界内可暂停甚至取消土地租用的审批。爱棠一面紧紧把握这一机会，请求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向清朝中央政府交涉施压，以达到扩界目的，一面又想以法国海军在吴淞所占的一块长1 850米的水线土地应付邮船公司。对此，外交部重申对5月25日指令必须“照此办理”，严厉训示其要“完全满足”邮船公司的要求，并指定必须在董家渡附近为其获得30亩地。同时又采纳爱棠的建议，命布尔布隆立即向清廷刚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布尔布隆即以法国海军曾帮助镇压小刀会为由，提出清政府应付点“报酬”。10月17日，布尔布隆函告爱棠交涉成功，让他带着总理大臣恭亲王奕訢同意将法租界一直延伸至“小东门小河浜”的命令，交给上海道执行。爱棠是10月29日将这封信送到上海道吴煦手上的。在这封信中，他用了上级对下属下指令的口气催促吴煦执行划地命令，如其第三点是“令知县备好拘票，以便随时拘捕抗命的地主”。
法国驻沪领事爱棠在法国水兵墓右侧留影
就这样，十六铺的一半成了法租界，其范围成了《城厢分铺图》中的状况。稀奇的是布尔布隆与恭亲王议定供皇家邮船公司租用的土地是34亩，而实际扩展的却是68亩，不知道上海道吴煦何以如此大方？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法租界当局还惦记着另一半的十六铺，且不止十六铺，还包括十六铺向南直至董家渡的黄浦江水线以及徐家汇、浦东、吴淞在内的许多地方。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生的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又一次为其提供了机会。事件发生后的第8天，即7月24日，在为解决事件的谈判中，法国驻沪领事白藻泰就明确提出对上述范围的扩界要求。后因英法之间的矛盾制约和上海道蔡钧等地方官员的抵制，最后以八仙桥向西向南，至今自忠路、顺昌路、太仓路、重庆南路、老重庆中路、金陵西路、连云路、延安东路间的一块土地，暂填欲壑，才令十六铺之南半部得以保全。(www.xing528.com)
1898年的法邮码头
前几年，笔者在参与《清史·中国租界志》课题时，从时任上海道的蔡钧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往来电文中，发现了以前不太为人知晓的一些内情。原来，还在法国人提出扩界要求前4天，即7月20日，四明公所董事沈敦和就密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言：“请划地三处归法拓界，可保冢地；一、南市新马路十六铺至董家渡；一、西门外达徐家汇；一、浦东一片。如浦东不予，将董家渡展示南码头。”这当然是沈氏与法方私下接触后，为保四明公所而为法人向刘坤一的说项。蔡钧获知后，极为不满，在是日第二次致电张之洞时云：“东电禀发后，续悉沈道敦和已电禀岘帅”事，“不特职道连日与各领调停，未能有此说，即使岘帅有此谕，亦应密告司道，由官设法转圜。乃并不晤商，辄将国家土地由董事出面做人情，殊出意料之外。”又云：“西人昨日密告，如宁众再坚持三五日，更不容法人索寸土。现事机已松，宁人行将心涣，恐非许地不可保冢。”之后，在交涉过程中，法方坚索十六铺，如7月28日（初十日）蔡钧电告张氏，“聂藩司连日会商法领，请四明冢地左近开一路，并在西门外八仙桥别给一地，尚可设法通融。惟乃索十六铺，坚持未定。”对此，张之洞十分关注，7月27日电询：“究竟十六铺已给法人否？抑别有抵换？速示。”接28日蔡电后又即复：“蒸电悉，稍慰。十六铺万不可许。若与法，上海城无出路矣。前功尽弃，更不待言，他项利益虽加增无妨。事关沪上大局，故敢越俎妄言，务望坚持。”他又特别关照，“万勿言鄙人所说，恐江南大吏不悦也”。
张之洞
故而，十六铺未完全落入法国之手，既有英美与法国矛盾制约诸因素，而在张之洞支持下，蔡钧与江苏布政使聂缉椝诸人的力抵，无疑也是有作用的。不久，在英法诸国领事攻讦下，蔡钧被罢免，恐与他既非刘坤一亲信又对两租界扩张予以强硬抵制，有着极大关系。
1908年，金利源码头上人来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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