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铺源于上海城厢分铺管理，以序得名。但因岁时久远，究竟分于何时，又为何而分，如今却说不准了。
清同治《上海县志》之《补遗·团练章程》首条中，有“城厢内外十六铺”之句，据此便有人认为分铺于咸丰、同治间，意为组织团练防御太平军。民国《上海县续志》中有一幅《城厢分铺图》，系据同仁辅元堂存藏的《铺址册》绘制的。此图标有头、二、北三、南三、四、七、八、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九、二十、念二、念三、念七等铺，图后又注明“三铺有南、北两段，而念三、念七两铺合为一段，故仍得十有六”，又有“城厢户口繁密，向系分铺办事”和“分铺缘起不可考”两句。由此，约略可知分铺远在咸、同之前，原由当与户口管理及凭借户口的“办事”有关，初分至少27铺，屡经整合，衍为16铺。
随着文献发掘的深入，对分铺时间的认识也由咸、同而道光、而嘉庆、而乾隆四十三年（1778）。2007年，笔者编纂《云翔寺志》，为访求明李流芳等书云翔寺疏文长卷，往访了著名收藏家顾景炎先生的后人。顾景炎先人乃世居老城厢的大族，他本人更是上海史研究的前辈。20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为将其《南溪草堂访问记》收入《卢湾区志》，也曾造访过他的后人，知他家收藏上海文献资料甚丰。这次，笔者见到了其先人购置城内房产所立的两份房契，分别坐落于“二十五保五图城隍庙西首”和“城内九铺”，前者署时“雍正肆年玖月”，后者为“乾隆拾叁年闰柒月三十日”。据此，似可推断：分铺当在雍正四年至乾隆十三年间，即1726—1748年间。2009年，笔者将此断论与该两份房契图照，辑入所主持编纂的《黄浦经典》一书。(www.xing528.com)
再据民国《上海县续志》中所透露出的分铺与户口及“办事”关系的信息，大致可推断出，雍乾之交，上海经济发展较快，户口、商铺日增，为加强对居民、商家的管理和适度分摊铺户承担支应官府诸如采办、公益等义务，实施分铺制度。“铺”，在古代除商铺外，金、宋以降乃是一种邮递交通机构之名称，即邮亭，十里或十数里、数十里设一铺，亦称急递铺。据宋《嘉禾志》及明清方志记载，上海城内有县前铺，去松江方向有淡井铺、龙华铺等，去嘉定方向有真如铺、江桥铺等。而明清户籍管理基本制度为里甲制，即每11户为一甲，相互连保，合10甲为上一级建置，在农村称里，在城称坊，近城称厢。至于上海城内外为何称“铺”而不称“坊”“厢”，雍乾间的上海城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直接催生分铺制度，目前都不清楚，只能留待进一步的研究了。
雍正四年房契反映上海城厢尚未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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