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路的文学潮流推进到了二三十年代以后，则渐渐融入了新文学的色彩。譬如30年代初黎烈文接办了《申报》“自由谈”副刊后，一大批新文学运动健将，如叶圣陶、老舍、施蛰存、胡风、沈从文、郑振铎、王任叔、许杰、谢冰莹等成了它的常客。鲁迅、茅盾则是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最多的作家。1933年至1934年的11个月内，鲁迅出手的文章多达140多篇，可以说，鲁迅后期的“投枪、匕首”大都亮出于此。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1921年由茅盾、叶圣陶、郑振铎接办后，革除了“鸳鸯蝴蝶派”的版面，大量发表“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亮点。还有大量的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世界名著，也被翻译过来，放上了四马路的书架。譬如说，开明书店发行了夏衍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世界书局约请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等。现在已无法统计当年四马路一带究竟有多少书市，发行了多少图书报刊，但我可以描绘一下这个书市盛况的地图，令人惊叹不已。据一位世纪老人回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河南中路福州路口南北相对耸立着当时上海最大的两家出版发行机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和中华书局。朝西至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一段，西南有传薪书店、开明书店、现代书店、新月书店，面北的是光华书店。开明书店3开间门面，书架上有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叶圣陶的《倪焕之》等。现代书店发行过一本《现代》杂志，由施蛰存主编，作者多系现代著名作家。光华书店专销进步的作品，有丁玲、蒋光赤、郭沫若、胡也频等人的著作，一度被查封。朝西至山东路左拐，有新华书局，主要发行武侠小说。朝北则有有正书局，专销古籍，如《石头记》之类。有正书局斜对面的望平街上有中亚书局。望平街再往西大约六七十米的四马路上，也就是如今的外文书店周围，书店最集中，有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中央书店、广益书店、大众书店、卿云图书公司、华通书店、美的书店、真善美书店。其中世界书局最为壮观，门面红色油漆，主营畅销书和古籍。上海杂志公司销售数十种刊物、画报，有陈望道编的《太白》以及《良友》等，也有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50余种。中央书店开在一条弄堂里，老板平襟亚乃“鸳鸯蝴蝶派”作家，即现今台湾女作家琼瑶的公公。真善美书店是《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父子所开。曾朴还译过雨果的《九三年》。再往西，靠近如今的福建中路，面南的有泰东书局、校经山房、百新书店、群学书社，面北的是北新书局。泰东书局因聘过郭沫若、郁达夫当编辑，所以发行创造社的刊物，以及郭译《茵莱湖》、郁著《沉沦》《鸳梦集》等。北新书局的最大特色就是专销新文艺作品，举凡30年代名家无所不有。其中书籍发行最多的是鲁迅，其次是郁达夫。陶元庆装帧设计封面的《彷徨》《呐喊》，就是在此上了书架……书市联翩，目不暇接，真可谓叹为观止了。
岁月如流，四马路的文学时代虽然过去了，痕迹犹在。这就是今天的福州路逐渐演进为文化街的原因。世界书局的原址，变成了外文书店；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及中华书局变成了中国科技图书公司；申报馆、新闻报馆都变成了解放日报集团的一部分。新耸立的上海书城大厦大概可以说是置换许许多多的中小书店了吧，而那些中小书店的门内便成了各类文教用品商店。历史不可能拷贝，文学更忌讳仿造。新生的更换陈旧的，健康的取代腐朽的，文化便是如此前进。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四马路下三滥文化现象，则早已被冲刷干净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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