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策源地：孙中山、毛泽东等在上海留下了面影

在不同的时代，这里都汇聚着一大批当时的精英，他们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发展，奋斗着、努力着。

清末，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秘密居住在挚友宋嘉树购置的宝昌路491号（今茂名南路口东南侧，已湮），领导着反清和后来的反袁世凯斗争。直到“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发出密捕令，同情革命的公共租界会审官关炯之派其秘书长杨润之暗中通知，孙中山才离沪赴日。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更是他谋划民国开府大计之处，1912年元日，他即由此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一职。

五四运动中的上海“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名闻中外，但鲜有人知晓这一斗争与霞飞路的关系。1919年5月5日夜晚，28个团体在霞飞路220号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发动召开5月7日上海国民大会，并成立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并由这个机构领导上海五四运动，特别是6月3日之后的“三罢”斗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离霞飞路不远的望志路（今兴业路）贝勒路口的一座小楼中，这已是众所周知；但人们对霞飞路上的新老两条渔阳里在这件开天辟地大事中的作用，了解还不多。1920年1月，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自此，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在此探讨、宣传马克思主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青年》编辑于此，全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此，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于此，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诞生于此。毛泽东风尘仆仆来此磋商建党的理论，第三国际代表来此研究建党问题。在中共成立的日子里，这里也是一个副会场和秘书处，诸多文件在此起草，一些重要问题在此讨论，如将会场移至嘉兴南湖的决定即于此作出。之后，这里又是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局的所在地。实在地说，这是一处地位与意义仅次于中共一大会址的革命圣地。新渔阳里6号，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的又一重要史迹。1920年8月，根据陈独秀的提议，俞秀松等人在此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刚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总机关部设在此处，以“外国语学社”名义，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汪寿华、肖劲光等等。

今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

“八一三”炮火中，一群六七岁到十七八岁的孩子在恩派亚大戏院（后名嵩山电影院，已拆，位置在今龙门路口大上海时代广场处）举起了抗日宣传的旗帜，孩子剧团自此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黄金、巴黎、兰心等戏院依然上演着《大明英烈传》《明末遗恨》等戏剧。霞飞坊64号小楼，最早散发出《鲁迅全集》油墨的清香，激励着人们为国家与民族而浴血奋战。(www.xing528.com)

“孤岛”时期粮荒，市民在霞飞路巡捕房排队领粮票

抗战胜利，曾给商业街注入过生机，但内战的战车很快将各界人民逼上了街头，社会局门前总是人头攒动，有工人、车夫，有教师、学生，就连常受侮辱而麻木的舞女也怒吼了。满街的风雷宣告了旧时代即将过去。

1949年5月26日，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子弟兵。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霞飞路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电车、公共汽车照常行驶，霞飞路上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之衣襟上，霞飞路上行人观者如堵。”

然而，在1966年发生的那场浩劫中，淮海路也是首当其冲。汇中大楼被改为“反修大楼”，“天祥”的招牌被付之一炬，老大昌食品店门前被贴上“为什么人服务”的大字报。终于，雨过天晴，迎来了粉碎“四人帮”，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